曲路浚:从清代科举制的背景上寻找现代国家建构的“种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 次 更新时间:2014-12-21 2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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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对于清代的科举制,存有两个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的观点:一方认为,清王朝废除科举制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认为,科举制是导致元、清两代亡国及清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显然,前一种观点将科举制同传统中国的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相连结,认为清王朝废除科举制度最大的后果就是将这个精英阶层剥离于其统治之外,这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一种观点将科举制同科学技术相连结,认为儒家所带有的反技术缺陷,对中国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科举制度才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倒退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绝不只是一个考试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帝制政权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同一个科举制,却有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的历史推定,表明人们的某些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只见一面锣,不见两面鼓的水准上。在已经形成“科举制学”的今天,人们已将科举制提升到亡国亡朝高度来认识了,在本文中将清代的科举制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问题(本文所称的现代国家,并非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的现代中国,是一个时态意义上的国家的现时存在,这里的现代也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立意义上的现代)相连结,也就理所当然了。

   笔者的观点是,从潜在层次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极具内生性,而从存在层次看,却极具内部和外部二元对立、二元互补和二元动力性。如果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比喻为从种子到植株的生长发育过程,那么,寻找到这粒种子是内生的还是外来,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本文试图在清代科举制背景上找到这粒种子。

   先说科举制及清代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改革的问题

   追溯科举制度的发展路程, 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周密,进而变得琐碎、僵硬,它的确立、兴盛与衰落,恰恰展现了传统中国从极盛到衰微的这一段历史。在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大致经历了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封建领主时期的“世袭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取士制度。而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拔吏治人才的方式,作为传统中国统治者进行选官的一种制度,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成为英国等国家文官制度的借鉴。可以说,在历史上,乃至对现代社会,科举制度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科举制度之前,各种选士基本都是从统治阶层,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精英。由于选择范围狭小,一方面造成裙带之风盛行,人才素质低劣;另一方面又缩小和削弱了统治集团的社会政治基础,整个社会是二元的,即上层与下层之间是分割的,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中下层中的精英很难进入到上层,上层很难接触到下层,这样非常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公开而广泛地开科取士,使仕途向社会开放,在原则上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下层阶级的精英,也获得了入仕的机会,这样大大增强了统治阶层对全社会的整合能力,削弱了世族势力和地方豪强的实力,加强了统治阶层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科举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公正性、开放性。它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子进行身份变迁提供了一条道路。在巩固统治阶层利益的前提下,扩大了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市井之子。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考、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考生几乎没有身份、阶层、职业等限制,除了倡、优、隶等“贱民”外,其他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对于录取名额的限制也是非常宽松的。科举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只要有真实水平,能够通过层层考试,即可金榜题名,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的机会,体现出一种平等精神,也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变迁。

   当然,若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度不是绝对完善的制度。如,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从整体看,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总之,因为有科举制,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制,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作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无论从制度层面来看, 还是从技术层面来看, 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尤其在明朝“八股取士”确立后,其弊端更为明显,到了清朝更是积重难返。

   那么,清代作了一些什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呢?

   清代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改革。第一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改革发生在清前期康熙年间。康熙二年(1663年)发布上谕,曰:“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国计民生之策论中出题考试”。自此废去八股一场,将第三场策五道移到第一场,第二场增论一篇,试表、判如故。实行一科后,就有人对废八股提出异议。康熙四年(1665年),礼部侍朗黄机便向康熙进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只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虽然上奏报可,但是八股并没有立即恢复,没有八股的考试还是又进行了一科。康熙七年(1668年)才重新把八股文定为首场考试内容。第二次发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巩固统治、改革教育制度、应试制度、培养新式人才,解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矛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再次进行了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令科举考试停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其谕曰:“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一时文运昌明,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贡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6月30日,又命令立即取消童试、岁试和科试的八股文,改考策论,不要等到下一次科举。然而短命的维新以失败告终,无奈八股文又起死回生。1898年10月9日,清政府颁布召令曰“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贴、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第三次发生在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后。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迅速占领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皇慌逃往西安。为了维持腐朽的清朝统治,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清政府进行了第三次废除八股的科举制改革。1901年8月29日,清廷发布上谕:“科举为抢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于是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至此,八股文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正式废除,八股文也最终彻底地被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科举制度八股文程式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度并不是清代清代官员人才选拔的唯一途径。清代官员人才选拔分三大类: 一类,通过科举取仕, 这种方法通常汉人只能通过科举而取仕当官;二类,八旗在编人员或者皇室成员顶职取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满族人,因为满族人除了通过科举还可以“顶职取仕”(最著名的就是和珅,他当初是八旗在编人员,不思读书,所以没办法科举取仕。但等到他工作年龄的时候,便顶替了他祖上留下来的“八等轻车尉侯”的称号),按现在说法也算是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人员,吃皇粮的; 三类,通过高官举荐为仕, 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是清代决策层的高官(最著名的就是李鸿章临终前留下“遗折”举荐袁世凯接任他的职务,遂后袁世凯便拾得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为他经后篡夺革命果实积淀了雄厚的资本)。当然,科举考试难度较大,很多人想要做官,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走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花钱买官,这个在清朝叫捐纳制度。

   考察历史上的科举制的“优”与“劣”及清代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及最终废除科举制对士人造成的影响并不是本文说事的重点。在前面罗列一大堆,目的是为将清代的科举制,置于且历史大环境(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在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与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始终只靠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皇权本位,而始终没有搞“金本位”或“银本位”)的商品货币经济文明行将没落的大交叉时期,寻找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是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的足迹作一垫铺。

对于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与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的问题,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已经有了交待,这里,不再重复。在笔者的视野中, 18世纪后期相对富足的几十年间所孕育的1790年代的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但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中国一直是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正是这个时期吻合着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很难借助于有效的国家机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予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的保障体系;再加上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难以包容由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这使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差距,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已经走到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契合了——衰落了。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行将走向末期的衰落,更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也是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的商品货币经济文明行将没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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