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从农民问题途径思考苏联解体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1 14: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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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与“三十年改革”后的今天,使人们更有条件对农民问题进行批判性地检讨与反思。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质而言之,是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问题。农民问题也有历史阶段性——中国农民哺育了革命,开创了建设与改革,并为自己赢得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但距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道路仍有一段艰苦卓绝的路程要走。当代中国的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问题都是农民问题的派生。农民问题是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根本问题。这句话,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消亡之前不会过时。只有把农民的历史命运交还农民自己掌握——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才能彻底化解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而这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又天然地连结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是一个从农民问题途径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有必要从农民问题途径思考苏联解体问题。

  

   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凡是现实(存在)都是合理的”,这是黑格尔的名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凡是现实(存在)都是部分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因为历史是有局限的!?

  

   无论是苏联(苏联已成为历史,在本文中概不在苏联之前加“前”或“原”字,因历史上的苏联只有一个,既不存在“前”与“后”,也不存在“原”与“现”)的列宁,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认为两国20世纪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回往两国20世纪的历史,两国各自的农民问题规定着两国各自的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国家政权主体在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对于苏联解体已有车载斗量的言说,笔者思考的最多的是,是否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国家政权主体与农民关系的不协调,从而引致农业塌陷——进而导致国家政权主体发生变质?这是一;其二,在苏联以前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农业革命与改革,为什么苏联在彻底否定他们的农业革命与改革的前提下,几十年未能解决好农业问题而导致了自己政权的丧失?顺着这条历史线索,可能更易于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行将消亡的历史命运问题。

  

   先说苏联继承的历史遗产问题。

  

   俄罗斯的传统是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以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为基层组织的国家政权主体绝对奴役的农奴制。村社制与农奴制都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1649年,沙皇颁布《法律大全》,明确宣布地主有权以1626年编纂的土地财产登记簿或1646-1647年的人口调查表为依据,无限期地追捕逃亡者,所有逃亡农民,不论逃亡时间多久,都要连同他们的家庭、财产一起返回并定居在原来的地主的领地里。《法律大全》规定:领主农民连同老少三代都属于主人,从而把领主农民的农奴地位在法律上完全固定下来;封建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有权对农民进行判决、鞭笞、拷问和给他们带上镣铐、锁链。除对沙皇的叛逆行为外,农民不得告发自己的主人;地主破产时,其债务要由农民偿还;地主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从此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在人身、财产和司法上绝对由地主支配。这时,俄国农民被分为领主农民、教会农民、宫廷农民和国家农民等四个基本阶层。据1678年统计,67%的农户属于领主和贵族;13%以上的农户属于教会;宫廷农民和国家农民约占20%。《法律大全》的颁布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最后确立。彼得大帝强国之路同时也是农奴制走向登峰造极的历程。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1762-1796年),农奴制发展到顶峰。同农奴制相匹配的是农民丧失自我村社(米尔)制。

  

   这种野蛮的农奴制和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只能算作苏联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完整的说法是,农奴制度、农村公社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加上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苏联继承的间接的历史遗产),苏联继承的直接的历史遗产应该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自身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

  

   1856年3月30日,即在俄国签订以克里木战争失败告终的巴黎和约后12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已经提出了废除农奴制问题。在宣布缔结巴黎和约的1856年3月31日宣言中,沙皇政府宣布了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沙皇政府已清醒地意识到:废除农奴制这件事由上而下进行比由下而上进行要好得多,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1857-1858年间,各省制订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草案送交彼得堡的全国拟案委员会,并由其制定总的改革法案。1861年3月3日,沙皇批准了废除农奴制法令定稿,同时还签署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特别诏书。由此开始了废除农奴制的各项改革。

  

   这场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用当今流行说法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步进行的。1861年年底,取消了地主对农民的行政和司法权,成立了乡,乡包括若干毗连的村庄。实行了由农民选举村行政和司法机关——在村为村长,在乡为乡长以及其他公职人员和法官制度。法令宣布农民立即取得人身自由,不受 地主支配;农民在家庭生活方面享有自由,承认他们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以及同他人或机关订立契约等等。在改革过程中,沙皇政府帮助农民解决赎金使农民得到了土地的不同权利,沙皇政府还放宽少数民族地区农奴赎免的政策。与此同时,沙皇政府还进行了地方自治、市政、司法、教育和兵役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沙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农民确实“被”解放了,国家政权主体与农民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改革,也为19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俄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的。

  

   也正是在这个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及俄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仍然由他人掌握着,使得俄国的同农奴制相匹配的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凸现出来了。村社制出现于13世纪,最早是自由农民的自治组织,17世纪与农奴制相结合,成为农奴制下的米尔或公社。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一般来说,村社是不允许土地的兼并的,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土地的流动和资本化,它实际上把俄国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在俄国的农村村社制中还存在连环保制度。什么是连环保制度呢?就是村社集体要为社员个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个人也处于村社集体的束缚之下。份地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而连环保又给俄国的农民加上了第二道束缚。农奴化时代的村社制中还存在着强制聚居的现象,社员是不能任意迁居的。这就为“畜群式管理”提供了方便。除了强制聚居的现象外,村社的耕作制度也存在着强制性。在这种背景下,村社的农民当然是缺乏经营的自主权,也没有办法培养农场主的企业意识,当然更谈不上根据市场的需要来改进耕作技术从而参与市场竞争。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村社制度与此的矛盾必须越来越突出了。

    进入20世纪后,正当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马扬鞭,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的时候,古老的俄罗斯还在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爬行。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多。在经济上,1900~1903年俄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使整个工业生产领域陷于瘫痪状态,由此引发了国家财政的更大危机。在政治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广大普通劳动者愈加贫困,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在对外关系上,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当年欧洲宪兵的神威早已变成了发达国家小伙计的面孔。从1901年以来,俄国城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从未停止。1901年5月7日,彼得堡奥布哈夫兵工厂的工人们开始罢工,手无寸铁的罢工者还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有 800名工人被捕。这件事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奥布哈夫保卫战”。1902年,工人罢工的浪潮继续发展,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的工人有 30000多人参加了长达 3个星期的政治罢工。1903年7~8月,在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各工业中心的罢工后来发展成总罢工,约有20万工人参加了斗争。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们纷纷夺取土地,仅在1902年就有 300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此外,知识界的学生运动也此伏彼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了社会各界政治团体和组织以及政党的出现,由各阶段、各派别组织的政党的团体相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和策略。整个俄国正面临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悲惨局面。1904年2月8日,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俄军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不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无能,而且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沙皇政府把解决农民问题并解决由农民问题的派生农业与农村问题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面临的任务就是变革同农奴制相匹配的农民丧失自我村社制。1894年,尼古拉二世取代亚历山大三世成了新沙皇。他上台后分别启用了维特和斯托雷平。在如何变革村社制这一点上,维特代表了具有民主意识的温和派,斯托雷平代表了具有铁腕警察手段的强硬派。1906年,斯托雷平取代维特成了新首相,开启了直到1911年被刺之前的铁腕警察手段否定村社的历程。1907年6月1日,斯托雷平以莫须有罪名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晚,政府下令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 史称,“六三政变”实质上并不是一次政变,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变为借口,解散不驯服的二届国家杜马。准确的说法是,在沙皇政府在解决农民问题并解决由农民问题的派生农业与农村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当时俄国杜马未能通过斯托雷平企图彻底摧毁村社制度的方案,拒绝进行旨在彻底瓦解公社,建立私人农场的改革,斯托雷平于是发动了“六三政变”,解散二届杜马,开始以强权的形式推进他的以土地关系调整为核心的农业改革。

  

   斯托雷平主要采取破坏村社,迁徙农民两个直接措施来摧毁村社,通过确立和巩固独立地段(独立地段是随着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而出现的一种脱离了村社的以个人占有和和使用为特征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一种是家庭和土地都脱离了村社的独家农庄,另一种是仅土地独立于村社,而家庭仍居住于村社内的独立农田)进行土地改革彻底否定村社。1906年11月9日破坏村社的命令和法令只充许农民脱离村社,到了1910年6月14日的破坏村社的命令和法令则规定农民必须脱离村社。在1906年,每一根据村社制占有份地的户主,可随时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于他的那部分确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农民如果要将多余土地(比按人口应得的份地多余的部分)固定为私有财产时,应按1861年改革时所规定的土地价格向村社交款;将份地固定为私有财产的农民仍保有使用村社草场、森林及其它公共土地的权利。到了1910年,更进一步地做了硬性规定,对1861年以后没有进行土地再分配、村社徒有虚名的地方,直接将份地变为各家固定的私有财产。在破坏村社的命令和法令的执行过程中,政府还派出军队到农村,用武力强迫农民脱离村社。

  

斯托雷平使用个人财产私有制代替古老的彼得大帝强国之路同时也是农奴制走向登峰造极的。他免除了由村社制中集体支付的赎身款项的剩余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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