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关于社会国家主义的思考(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2 次 更新时间:2016-05-24 00:19:05

曲路浚  

  

   本文是关于社会国家主义的国家的话题。既然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 ,那么国家的话题也就成了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如何在一个时间上的现代中国形成的问题。在前文中,笔者已讲到,社会国家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传统中国及近现代的国家——它是共和国的国家存在的潜在。一个来源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是沿着中国特有的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一路走过来的!?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是一个时态意义上的现时存在,而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立意义上的现代。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而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历史逻辑可以简洁地表达为:从潜在到存在再到表现。没有传统中国近现代的国家的潜在,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社会国家主义的国家的存在与表现。检讨社会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实质上也就成了对一个时间上的中国的现代国家从潜在到存在再到表现的历史逻辑进行深刻的检讨。因为从这一历史逻辑中可以凸现出现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现代国家与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以及社会精英、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等等 。下面展开本文的话题。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起源于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

  

   这里,先来看乾隆“盛世”时期的“现代国家”门槛的图景。

  

   在清代历任君主中,只有乾隆的祖父康熙在位的时间可以与他媲美,但却没有哪一位君主的的统治比他更为辉煌。其间,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北京的控制则深深地渗入到中亚腹地。乾隆传给嘉庆的“盛世”似乎还有上升的趋势。清嘉庆五年,即1800年,中国人口已占全球30-40%(全世界人口为9.78亿。两年后的1802年达到10亿。地区人口分布如下:非洲:1.07亿、亚洲:6.35亿,其中,中国3-4亿、欧洲:2.03亿、拉丁美洲:0.24亿、北美洲:0.07亿、大洋洲:0.02亿)。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1820年代以后的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傅军,《富国之道》的统计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从1790年到1795年10月,是清高宗乾隆在位的最后的日子。1791年清军兵临加德满都城下。1792年清廷平尼泊尔。1793年9月14日,清高宗乾隆在位时用以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心态正式接见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1794年,著有《海国图志》的湖南邰阳金滩人魏源出世。7月,海河流域南部发生了一场大暴雨,暴雨中心主要位于滹沱河和卫河流域,滹沱河出现了近200年来最大的一场洪水。1795年清朝经历乾隆年号的最后一年。10月15日,乾隆宣布立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来年归政、改元嘉庆。这一连串的“事件”,除了魏源出世是个普普通通的事件以及海河流域200年一遇的洪灾以外,全都是清高宗乾隆在位时“盛世”的“事件”。

  

   至少在当时的人们是觉察不到一个“盛世”的清王朝行将被如同海河流域200年一遇的洪灾卷走一样的。有谁会想到,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清王朝!?

  

   在说明这一问题之前,先来看中国人口从1741年1.43亿增加到1794年的3-4亿(年均增长320万以上)的动因及后果。这首先要归功于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特另是17世纪80年代以来);其次是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有一张面对东亚和东南亚“开放”的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粮食供应的增加(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这促成了18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人口几个亿地增加,第一个威胁是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第二个威胁是,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以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同自然灾害相比,更大的灾难却来自“人祸”。从1780到1799年的20年里,有12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到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而且这些现象与和shen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1795年,西部边陲爆发了民众的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已经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1799年2月,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

  

   发生于1790年代的危机,恰恰是在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越到表面繁荣的时期,地方政府的开支会越来越来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的费用的那套体系却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能够得到保障的保障体系却受到“威胁”。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曾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老大难。随着繁荣的时期到来,政府开支的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政府为了“面子形象”工程,一部分则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在上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通过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乾隆的时期,除了对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以外,几乎回避雍正皇帝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的话题。不但如此,还同和shen一起,建立了税上加税的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个关系网同官场的上下级关系网十分匹配。整个1790年代,乾隆直到太上皇的最后岁月,对于和shen的宠信一直坚定不移——由和shen发明的一系列“处罚”手段,从各省官员那里榨取的钱财,一直由和shen与乾隆分享着。1799年乾隆驾崩之后,要不是和shen及其一党把持着大清帝国的政策和资源,为所欲为,威胁着嘉庆的江山,很难说嘉庆会推翻和shen及其一党!?

  

   概括地说,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指的就是,在人多地少的沉重压力基础上,又增加了和shen及其一党的“第二税收系统”的更为沉重的压力;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很难借助于有效的国家机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予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的保障体系;再加上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难以包容由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这使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差距,也就说,大清帝国已经走到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契合了——衰落了。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行将走向末期的衰落,更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存有末期的衰落的问题,但并不存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的没落的问题。确切地说,没落是从清高宗乾隆“盛世”时期开始的。而从确定性的时间角度,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起源于清高宗乾隆“盛世”时期。

  

   进入18世纪90年代的前一年,即1789年。这一年,中国农历己酉年,生肖属鸡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也是这一年,2月4日——美国总统选举,乔治-华盛顿当选。也是这一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法国通过《人权宣言》。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已涉及到形形色色的宪政民主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尽管在字面上找不到宪政、民主等字眼,但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百余年的变革、改良、改革以至革命,并没有偏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旧制度为新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以及革命发生在表面繁荣的时期的历史轨道——变革、改良、改革以至革命并不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点。如果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界定为一个实现从“无国家”到“有国家”而且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过程,那么,宪政民主结构就成了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了。这里,“无国家”到“有国家”笔者是加引号的,在此之前西方事实上是有国家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来历问题。如果与同期的西方相比较,西方的宪政民主结构就是同实现从“无国家”到“有国家”而且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过程的“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而且有一个现实而又“最近”的目标——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在中国本来就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从这一视角,在中国,也有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构问题实上是一个从“旧中央集权制国家”走向“新中央集权制国家”。

  

   中西方不同点在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

  

   按理,在1790年代,中国是在“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而且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的这个时点上,“近现代”最具有“潜力”向着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方向建构的。实际是以“落后”于西方的形式朝着现代性方向缓慢地演进着。由于国家是“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在1790年代这个时点上,人们尚看不到改革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的可能性。但,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乾隆同和shen及其一党所建立的“第二税收系统”的沉重的压力如何消亡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逻辑起点。而且,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已规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在未来的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71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