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第三只手”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

——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7 次 更新时间:2012-11-03 17: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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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内外经济形势要求中国急迫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更多发挥第一只手的作用,将政府由参与型、与民争利型改革为服务型、指导型,以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重庆模式由于不回避紧迫问题,有其引人注目和值得肯定之处。但从黄宗智先生对重庆模式的核心经验的总结看,这一模式不但依靠垄断抑制第一只手的功能,又将第二只手畸形发育成第三只手,以便使政府更多参与经济活动。这就使人怀疑重庆模式是否真是一种好的选择。这种模式会进一步加剧政府与民争利,本来有些希望的地票交易所也会成为加速圈地的障眼和幌子。这样的模式从经济学上看,并无坚实的理论和实证根据;其实质是借助扭曲市场的要素价格,以达到短期内的高速增长。这种策略旨在用时间和地点差击败市场基本面的力量,因其明显的不可持续性而包含极大的财务和经济风险。

  【关键词】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

  

  一、重庆模式崛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地推出不少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以重庆模式的命运最具戏剧张力。这种模式不断变脸,转换角色,改换唱腔,使人目不暇接,难以解读。从2008年以前的潜心创办地票交易,悄然探索城乡统筹的路径,到最近几年以“唱红打黑”为主要符号的张扬和高调,在最初以地票交易、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内核之外,又被迫装进各种反市场、反法制的激进内容,披挂上各种华丽而亢奋的红色意识形态装饰,一时似乎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万灵药,给不少人带来丰富的联想和无尽的希望,同时也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争议。

  但重庆模式在“唱红打黑”之外,毕竟没有回避中国的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并对此提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因而对重庆模式或明或暗欣赏拥戴的人也大有人在。去除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包装之后,究竟如何看待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重庆模式针对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其合理性?对关心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经济学家来说,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者比较内敛,对于自身模式在本地之外是否有供人借鉴之处,似乎很少公开表露背后的功利心,更少刻意炫耀和自我表演,以期获得超越地域的潜台词和话语权。重庆模式本来也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实验。这一模式奇峰突起,成为下至部分民众,上至官学两界某些著名人士趋之若鹜的模式,以至于国际学者和世界名人闻风而来,在笔者看来,也是2008年以后的事。这种现象的出现,初看似乎和某领导的突然到来,高举“唱红打黑”大旗有关,其实更是2008年来内外形势的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结果。

  为何说2008年这一年和重庆的兀然突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呢?因为就在这一年,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突然爆发次贷危机,迅速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昔日靠借债挥霍的旧增长模式的弊病彻底暴露,世界经济顿时失去主要动力。中国因此突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手,使得对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模式情有独钟的人十分兴奋、自豪,认为是这种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增长的模式的最后胜出。2005年关于究竟是进一步走向民营和市场,还是倒退回国营、国有的全国性大辩论本来已有结论,那就是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但面对西欧、北美突然降临的一片萧条,这一共识又一次遭遇严重质疑。

  由于外需相对萎缩,人们被迫将视线转向内需,却发现提升内需谈何容易。20世纪90年代后,城乡对立,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弥漫,仇富、仇官心理和民众维权意识日增,改革动力却日减。要提升内需,就必须克服重重制度性阻力和利益集团的抵制。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当大家感到进不得、退不能而陷于迷茫、焦虑之时,经过自我打扮和自我推销,深处内陆,与外向经济和全球化瓜葛较少的重庆脱颖而出,以其地处内陆而能维持高速增长的姿态一跃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一些寻找未来出路而不得的人们眼中,重庆模式顿时代表一种新的希望、新的召唤、新的信仰,似乎有着包治万病的功能和力挽狂澜的魔力。

  其实,重庆如果能够保持2007年以前的埋头苦干、大胆创新、勇于实验的精神,并且不断吸取理论养料和实践经验教训,本来也许可以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野、新的途径。即使由于制度的限制而无法行远,也能心平气和地向人们提供正反面教训。可惜的是,从2008年起,在对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严肃探讨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这种模式即为某些推动者所劫持,按照他们的口味和旨趣,将本来很有一些新意的地方性实验用“唱红打黑”的形式泛政治化,又将其无限拔高,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新的经世治国的理念隆重推出,向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乃至世界,向正处于迷茫和焦虑之中的芸芸大众遥遥指出一条通往人间天堂的新的“康庄大道”。

  重庆模式被注入如此激进的政治内容,显然反映了某些人劫持重庆模式的政治盘算:在一个有深厚红色革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又偏偏面临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度,为了获得最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用“唱红打黑”的手法唤起人们对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记忆,进而引起全社会的思想共鸣和拥载。为这种盘算所驱动,借助红色记忆在某些人群中所激起的共鸣,劫持者将重庆模式浓妆艳抹地从舞台的后侧推向前方,准备以“文革”中发展起来的特有的亮相动作占据舞台最中央的位置。

  

  二、有必要在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和政治包装之间做某种切割

  

  当重庆模式最近几年被迫披挂上去的华丽装饰和唬人面具一一脱落,在夸张的意识形态烟雾慢慢消失,激进口号的鼓噪复归静寂之后,人们反倒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一模式的经济内核的优缺点。现在看来,过去几年关于重庆模式的论文、专著,有些因为明显带有吹捧和粉饰的目的,甚至是拿了钱之后的奉命之作,很难有什么学术价值了。然而,名闻中外的黄宗智先生的题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一文(以下简称“黄文”)①,却是一篇既有数据,又有独立观点的文章。

  黄文自发表后,不胫而走,影响很大。这段话也许最好地归纳了黄文对重庆模式的核心意义的归纳:

  简单言之,重庆的领导一方面展示敏锐而实用的市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则展示深层的社会公平决心。他们使用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的做法,其依据是“第三财政”。他们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的看法,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本文简单总结主要经验证据以及它们所阐明的道理,并将从最普通的经验开始,逐步进入其特殊、反直觉的方方面面。②

  黄文对重庆模式的解读使笔者对重庆模式的内核有更清晰的认识。但拜读之余也有不少问题萦绕脑际,不得而解。正好黄宗智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主要是为了邀请其他学者来和作者一起思考重庆经验的重要含义;它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转向的前驱。”③所以,这里就不揣冒昧,提出一些问题向黄宗智先生请教。以下笔者针对的是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而将2007年之后附加上去的各种政治性装饰一一卸下,以便集中讨论这一模式在经济学上是否言之有理,是否确实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提出可行的答案。由于关于重庆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的可靠统计数字并没有公布,而重庆市政府许诺的各项宏伟计划尚需时日才能展示是否能够如期实现,因而下文主要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

  

  三、所谓“第三只手”的真实存在问题

  

  首先想请教黄宗智先生的是何谓“第三只手”的问题。这个提法置于黄文的标题之中,应是文章的核心命题。用作者的原话,“重庆的‘第三只手’则不同,在和其它两只手共存的现实之上,它也是对它们的根本性挑战。”④由此看,如果真有这种第三只手,可谓重庆模式对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中习惯将市场机制自动配置资源的功能称为“看不见的手”,政府用行政体系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称为“看得见的手”。两者的定义十分明确。现在忽然出了第三只手,据说是重庆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突破,可以挑战第一只手和第二只手,那么至少应该有明确定义,以便确定究竟为什么还需要第三只手?这只手和前两只手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仔细查阅黄文中关于第三只手的有关段落,除了指出第三只手的提法来源于黄奇帆,找不到对第三只手的任何定义,使人颇为意外。

  自从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首次描述“看不见的手”具有配置资源的精妙功能后,学者中对此有很多争论。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这方面的分歧已因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的深入研究而逐渐缩小。一方面,不再有人完全否认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中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惨遭失败后的今天,也没有人公开鼓吹回到完全由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中去。目前的分歧主要围绕对第二只手的功能的明确界定,即政府除了市场失灵的领域,是否应该越俎代庖,抢做第一只手完全可以做好的事;甚至为了与民争利(寻租),政府通过禁令和行政垄断剥夺第一只手本来可以胜任的商业机会。

  无论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和福利资本主义的实践所得出的经验教训,还是经济学理论对此所作的反复推敲,结论都是一致的:在没有市场失灵的领域,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配置和产品的生产;在有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非对称、规模报酬递增引起的垄断等领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益和福利,自然应该引进政府的适当干预,甚至政府的直接参与。这是因为,这些领域即使对民间企业完全开放,由于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非对称、垄断等的本身性质,民间企业不会有充分的自利动机达到最佳配置。换言之,民间企业或者供应不足,或者过度供给,使市场无法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佳配置。所以,政府只能被迫担起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私人企业避而远之的事,或阻止私人企业过度供应的倾向(在有外部负效应例如严重污染的场合)。

  但是,即使上述这些领域使政府有理由干预甚至参与经济活动,为了防止政府或其代理人负担过重(例如黄文提到重庆竟然由政府规定国有企业必须出资提供公共产品),或打着替天行道之名,行与民争利之实(在中国大部分地方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领域应该继续向民间投资者充分开放,愿者上钩,以便促进公私部门的良性竞争,共同造福民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教育、卫生(特别是医院)、邮电、交通运输(包括铁路、航运)、银行金融、房地产开发、能源甚至军工等部门,都是既有公的,又有私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所以,是否愿意向民间企业开放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其实是对政府是否坚持市场导向的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只有在充分开放的前提下才能了解民间企业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激励向某一领域提供适当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没有,则这一特定领域可定义为存在市场失灵,因为公众和政府都收到了市场失灵的明确信号。也只有这时政府干预才不会引致与民争利的后果。

  如果国家在没有这类信号的前提下就要实行垄断,排除私营部门的参与,这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想像的。政府非得向全民作出详尽的解释,获得国会的特别授权才可能如此做。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为了防止政府暗箱操作,即使是政府被授权主导的项目,一般也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而不能事先根据所有制的形式予以优惠或歧视。

  在讨论了市场失灵及其对策后,现在来看看黄宗智先生特别推崇的重庆国有的八大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八大投”),将它们作为第三只手的典型代表的理由。然而看了他的描述,⑤令人不禁疑窦四起。“八大投”的前身来自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经过重新包装,依靠政府垄断的土地资产融资,转身为八种投资公司,从事的有很多是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的各种项目。黄文并没有论证,为何“八大投”从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即使放手向民间企业开放,它们也不会有激励参与的项目,以致这些事情必需由政府的企业垄断经营。所以,“八大投”所代表的不就还是第二只手,即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参与和干预吗?将它们定性为第三只手的经济学理由何在呢?它们和第二只手的本质区别何在呢?这些部门为何不能允许私人企业加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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