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 张彧 蒋敏杰:大学校长和书记如何实现“黄金搭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2-02-18 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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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 (进入专栏)   张彧   蒋敏杰  

  

  

  一、文理专业搭配

  

  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先生曾经将“管理”概括为三个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由此可见,选择合适的领导班子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最重要条件。对于中国的各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来说,“搭班子”的核心就是如何安排“一把手”和“二把手”的位子。如果“一把手”和“二把手”搭配得当,相得益彰,那么组织就会和睦团结,最终两人实现双赢;反之,如果两者搭配不当,相互掣肘,那么组织就会变成尔虞我诈的场所,最终两人都是输家。在现实中,多数党政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上级可以通过调整两者的权力范围来实现合适的搭配。但是有一类组织例外,就是中国公办大学。因为在大学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所以党委书记是领导机构的核心,但同时校长又是主要负责人。于是,在一所大学之中,书记可以成为“一把手”,同时校长也可能成为“一把手”,而且绝大部分大学中书记和校长职位由不同人担任。因此,某种意义上,大学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搭配更不明确,也因此更加复杂和有趣。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在上一期《经济学家茶座》中,我们讨论了校长和书记谁是大学真正的“一把手”。[1] 我们将官方网站和新闻中同时排在前面的书记或校长定义为“一把手”,然后发现多数学校是书记担任“一把手”。在有限的样本中,我们发现院士身份、校友身份和学科优势是校长成为“一把手”的三大因素,而党政任职经历是校长和书记成为“一把手”的共同因素。直觉上,校长的工作职责覆盖学校的教学、科研以及运行管理,院士身份、校友身份、学科优势反应出的专业水平有助于校长的工作;与之相对,书记的工作专业要求相对较低,而更多地要求行政人事的综合能力。因此,我们猜测,校长和书记搭配的第一个理由是学科之间的分工,即校长更可能具有理工科背景,而书记更可能具有文科背景。

  

  我们分析了113所“211”大学的数据,初步发现了校长和书记的学科背景差异。在113位校长中,按最终学位分类,有86位是理工类专业毕业,仅27位是人文社科类专业毕业。而在110位书记中,有53位毕业于理工类专业,57位毕业于人文社科类专业。[2] 粗略一看,书记的专业背景人文、理工各占一半,而校长则理工类专业居多,这与我们猜测的方向大致一致。另一个佐证是,在113位校长中,有22位院士,而书记中却没有一位是院士。

  

  不过,把113所学校放在一起分析,不同类型的学校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譬如在极端情况下,113所学校都是理工类院校,那么理工专业背景的校长自然比较多。为了避免这种影响,我们进一步把学校分为两个大类,一是综合人文类,包括专业全面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清华、浙大,以及专注于人文的师范、艺术、财经、政法、语言院校;二是理工科技类,包括理工、军事、医药、农林等院校,体育院校由于专业性强也划归此类。划分之后,113个样本中有49所理工科技类院校,64所人文综合类院校。校长和书记的专业背景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在综合人文类院校还是在理工科技类院校中,理工专业的校长人数都超过人文专业的校长人数。特别是,在理工科技类院校中,其比例达到了92%。这说明,对于大学治理来说,上级部门在选校长时,会更强调其学科知识的专业背景和研究能力。书记的专业情况则大不相同。在综合人文类院校中,人文专业的书记超过了理工专业的书记。在理工科技类院校中,理工专业的书记虽然还占多数,但与校长的比例相比,其比例从92%降至63%。这表明,对于书记而言,专业的背景并不要求像校长那样对口,上级部门可能更强调其思想政治素质和协调能力。

  

  二、任职背景搭配

  

  如果说专业背景是校长和书记搭配的第一个考虑因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即便在综合人文类院校中,也还有三分之一的理工科出身的书记呢?事实上,在113个大学样本中,校长和书记都是文科毕业的有20所,一文一理的有49所,两位都是理工科的有44所。看上去,一文一理的搭配并非占据绝大多数。显然,除了专业背景,还有其它因素在影响着校长和书记这两位主要领导的搭配。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在党政部门的任职是校长或书记成为“一把手”的共同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大学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不仅注重“文理搭配”,可能还有“背景搭配”。一个专业水平较高的校长搭配一个政治背景较强的书记或许是一个完美的强强组合?我们来用数据检验这个假说。

  

  在校长方面,我们将已经提炼出来的三个因素变成三个哑变量,即:(1)校长是否是院士;(2)校长是否是本校毕业;(3)校长是否是海归(在国外大学获得最高学位)。每满足一项指标,校长即获得1分。在这个评判标准下,校长可能获得0-3分。在书记方面,我们关注其任职经历和工作背景,并基于此给出两项指标:(1)书记是否曾在教育部任职;(2)书记是否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同样,每满足一项书记可获得1分,最终书记可能获得0-2分。接下来,我们对得分设定一个标准。假设校长得0-1分归为低分档,得2-3分归为高分档;书记得0分为低分档,得1-2为高分档。划分标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结果:在113所学校中,校长和书记得分一高一低的组合有68所,超过半数;校长和书记得分都高的“强强搭配”仅有18所,两者得分都低的“弱弱搭配”有27所。有趣的是,与我们的猜测相左,在专业背景和任职背景方面,数据表明“强强搭配”并非是现实中的主流选择,“强弱搭配”却是超过半数的主流。这似乎在暗示“一山难容二虎”。毕竟,从讲政治的角度看,“一把手”只有一位,两位强势的领导并驾齐驱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到此为止的分析仅仅是观察实际的校长和书记搭配状况。进一步,我们可以把校长书记的搭配方式与学校的业绩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将发掘出更多有意思的结果。在分析两者关系之前,有必要先介绍衡量学校业绩的指标。我们选择的是网大2010年中国大学排行榜,以及2010年相对2009年学校排名的变动。该排行依据声誉、学术资源、学术成果、学生情况、教师资源、物质资源六个一级指标和更详细的二级指标赋予权重后计算各个大学得分,最终得出排名,是国内较为认可的排名指标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客观衡量一个大学的成就和业绩是相当困难的。一方面,一些难以量化的指标,比如声誉、教学质量使得量化排名存在争议;另一方面,统计数据的口径不同,甚至不可获导致测度误差。事实上,不仅仅在大学,即使在以盈利为导向且盈利可以准确计算的公司,衡量业绩也是一个不能完美解决的问题。因此,对衡量指标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选择网大排名是在可选择的范围内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指标。当然,我们的结论也不仅仅依赖于该指标,将会有不同角度的分析相互验证。

  

  有了衡量业绩的指标以后,我们将所有样本学校的主要领导搭配分成四类,即“高分校长+高分书记”,“高分校长+低分书记”、“低分校长+高分书记”,以及“低分校长+低分书记”。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这四类学校的排名不同,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还可以进一步验证,将校长得分和书记得分相加作为一个变量,它和学校的排名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校长和书记搭配的总得分越高,所在学校的排名就越高,并且校长书记的总得分每提高1分,学校排名就上升1.3位。这个发现特别值得玩味,它说明在现实中没有成为主流模式的校长书记“强强搭配”在实际上是更有效率的。当然,对上级来说,“讲政治”高于“讲效率”。

  

  三、学校地位决定领导搭配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结果都证明了校长书记搭配与学校排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因果关系还无从判断。到底是校长和书记的合适搭配使得学校排名提高,还是学校排名高吸引了强有力的校长和书记呢?我们下面将试图解开这个谜语。

  

  对排名变动的分析将会说明,更有说服力的因果方向可能是排名高的学校被安排了好的校长和书记,而不是相反。原因是,如果相反的情况成立,即校长和书记的巧妙搭配推动了学校排名的上升,那我们应该看到,在四类不同的校长书记组合下,各大学2010年排名相对2009年变动应该不同。但是单因素分析表明,这四类学校的排名变动并没有显著差异。同时,校长书记总得分与排名变动的相关关系也不显著,即排名并没有因为校长书记得分增加而上升。

  

  当然,仅以一年的排名变动评价业绩可能过于草率,同时将业绩完全归因于校长书记搭配也有失公允。但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将会让排名靠前的学校被安排了好的校长和书记这一推断更有说服力,也更易于理解。我们知道,国内高校属于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不同的级别自然意味着不同的地位与待遇,这对学校声誉、经费来源、人事安排都会造成影响。学校行政级别越高,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越高。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书记职位,在113所大学样本中,有26所是副部级高校,其中19所大学的书记都曾有在教育部或者政府任职的经历,在书记得分现上属于高分一类,比例73%显著高于非副部级院校56%。观察个别案例,还能发现不少副部级大学的书记曾在教育任副部级职位。这表明,级别越高的学校,出任书记的人选往往比其他院校更有背景和资源。

  

  被安排出任副部级学校的书记更有背景,那校长是否也更具专业水准呢?根据之前的分析,校长的能力更多地反映在专业实力上。事实上,和书记的情况类似,副部级学校的校长实力不凡。在所有22名院士校长中,12名在副部级学校,副部级学校的校长院士比例为46%,而非副部级院校的比例仅10%。副部级学校的校长和书记的实力、水平都明显高于其他院校,而副部级院校的人事任命集中于中央,因此这些院校被安排更有实力的人员出任校长或书记属于情理之中。反过来,校长、书记能力强可以推动学校业绩,但是不太可能使学校在行政级别上提升至副部级。也就是说,从学校级别与人事安排的逻辑上看,是学校级别高决定了校长书记会由实力不凡的人员出任,而不是相反。而26所副部级高校排名都非常靠前,仅有3所学校排名在30以后,其他全部在30以前。也就是说,排名前30以内的大学,有23所是副部级学校。联系起来看,排名靠前的学校都被安排了实力较强的校长和书记,这一逻辑更有说服力,而不是相反。

  

  了解了校长书记的搭配与排名之间的关系后,再回到校长与书记的搭配问题,我们会发现,更可信的是学校排名影响着校长书记的搭配。最顶尖的学校,尤其是副部级大学获得了“强强搭配”的校长和书记,而其他学校则逐渐次之。这可能是“强强搭配”的组合数量少于“强弱搭配”的重要原因。毕竟有实力和背景的校长、书记数量有限,而且“强弱搭配”并没有显著地提升学校的排名,佐证了数量最多的“强弱搭配”并不就是最优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的分析引申到人事任命与学校排名时,实际上涉及到了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如果把背景实力强的校长、书记看作是分给高校的教育资源的话,那么理论上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更多有实力的校长和书记分配给排名比较靠后的或者资源比较稀缺的学校。否则,地位越高、排名越靠前的学校得到了越多的强势背景的校长和书记,这实际上扭曲了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拉大了大学之间的差距,也导致了教育资源的错误配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和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四辑(总第54辑)

  

  

  [1] 聂辉华、蒋敏杰和张彧,2011,《校长和书记:谁是大学的“一把手”?》,《经济学家茶座》,第2辑(总第52辑)。

  

  [2] 校长和书记相差3人,是因为1所大学校长书记为同一人,两所大学统计时没有书记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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