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晚清江南制造局的财务奏销与管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09: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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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江南制造局是制造新式枪炮的洋务企业,但其奏销和管理却是在传统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经历从开单奏销到造册奏销、经费立案的变化后,制造局试图从内部加强对成本和财务的监控,但因为政治权力格局及洋务企业分割而治的状况,财务奏销领款有功,但监察无力。四柱清册在技术上也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洋务事务。在制造局内部,采买管理、库房管理和薪酬管理为其主要漏洞。缺乏与人事控制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制造局的经费运用效率极低,成本核算难以反向控制。

  

   关键词:江南制造局;奏销;管理

  

   引言

  

   1868年(同治七年)9月15日,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局船坞。江南局自造的“恬吉”(后改为惠吉)号轮船鸣笛启航。在围观军民之瞩目下,由吴淞口入海,绕舟山群岛返回,遇逆浪而平稳无险,军民“无不欣喜”。因沪上原有轮船数只均系购自西洋,“兹此船乃本国始初自造也”。(1)9月28日,“恬吉”号驶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登轮试航至采石矶。晚归于日记中记:“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2)此时江南制造局成立方才三年,即能自制轮船,在国在民,堪为练兵制器之大成。朝野上下,充满期待,曾国藩、李鸿章等督抚干臣也为此后的造船计划绘好蓝图。(3)

  

   不数年,江南制造局陆续建造了“操江”号、“测海”号、“威靖”号、“海安号”、“驭远号”机动兵船,初步成军。每轮试航,辄引关注。1872年5月24日,“海安”号试航时,《申报》报导:中外士女观者如云,并大赞制造局制器之能,“督理局务者能以所事为事,招匠必择其善,购物必求其精”,“制造之法不几可日进于泰西诸国也哉”。(4)评论虽有夸张,然从无到有,从外购到自制,制造局在造船技术上的确取得长足进步。

  

   但价格却是自制轮船的硬伤。据测算,江南厂所造木质机轮船只平均造价在8至11万余两,而同级机轮外购价格则要低很多。“海安号”、“驭远号”工料价值更高达30余万两白银,远超外购价格。(5)福州船政局所造铁甲船平均造价在30余万两。(6)缘此,朝臣造船靡费论起。1867年,闽浙总督吴棠在接替左宗棠后,称“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7)1871年,内阁大学士宋晋再次发难,称江南、福州两局“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要求停办船局。(8)如从练兵制器自强的初衷而言,单纯从经济角度的评判显然过于短视。但是,经费问题及成本控制,不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也关系到制造局的持续发展。朝臣非难,并非是捕风捉影,确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共同面临的财政危机。

  

   李鸿章等主持江南制造局者,也知道控制成本的重要性。在制造局内,也设立重重监督,但始终无法禁绝浪费公帑的情况。学界早期在批评洋务企业之弊端之时,将虚耗公帑视为其缺陷之一,分析其根源在于封建性,如官员专权、人浮于事、虚糜公帑及管理混乱等等。但洋务运动系在旧制度中办新企业,在以练兵制器为先的目的引导下,坚船利炮为代表的产品才是关注的重点。至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此时尚缺乏预先的设计。现代公司和会计的理念虽得有识之士关注,却还没有在官办企业中走向应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后见之明批评江南制造局所存在的封建现象较为容易,但其财务漏卮究竟何在,却需要从其奏销及财务会计运行体制中加以检讨。(9)本文拟从财务、制度与人事关系的角度,对晚清江南制造局的财务奏销与内部管理情况进行讨论,以了解旧制度与新企业所存在的冲突与矛盾。

  

   一、江南制造局之收入及奏销清册之“实用实销”

  

   江南制造局由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初定名为“江南制造总局”,以总局称,因其规模品类齐全,不仅造船,且制造兵器,还生产“制器之器”。制造局的基础,是1865年5月在上海虹口购买的美商旗记铁厂(Thos.Hunt&Co.)及丁日昌、韩殿甲分别主管之炮局。三厂合并,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原派容闳出洋购回的机器也归并局内,设备得到补充更新。9月,江南制造总局正式得到清廷批准。李鸿章考虑场地空间及生产安全,于1867年将之由虹口移至高昌庙。到甲午战争之时,制造局建起锅炉厂、机器厂、轮船厂、熟铁厂、制枪厂、汽锤厂、炮弹厂、黑火药厂、枪子厂、栗色火药厂、无烟药厂、炼钢厂等十余生产厂,占地面积扩展至千余亩。所产军工产品包括轮船、枪械、弹药等,更有制器之器的机器厂及钢铁厂,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局的经费分为创立经费和常年经费。创立部分包括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创立时购买得美商虹口旗记铁厂、购买机器及置买土地厂房的费用,其来源包括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人的军需报效赎罪款4万两、海关道之2万两,曾国藩拨给容闳购买机器的6.8万两,余款由李鸿章由淮军军费中拨用。到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将江海关洋税酌留两成,一成酌济军饷,一成拨付制造局造船之用,岁计有20余万两。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请将两成洋款全数拨为制造局所用,岁计有40余万两,局务常年经费始得稳定。(10)在1892至1895年间设立无烟、栗色火药厂及炼钢厂时,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奉部拨银40万两为开办经费。1897年,又奏请加拨三厂常费每年银20万两,由江海关税厘下拨解。1898年,改由江苏各司关道分筹协济。截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止),共计收入江海关两成洋税1510余万两。(11)1900年,江海关拨局洋税为十二成之二成。(12)

  

   据孙毓棠所做的估算,沪局的创办经费是54.3万两,包括购买厂房、机器、土地及首年的房租、薪水、物料约30余万两,高昌庙、龙华镇等处购地建厂约24万两。(13)胡滨认为高昌庙、龙华镇购地不应纳入创办经费,据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函件,容宏采购款可能不超过3万两。因此创办费用估算为20余万元。(14)总的说来,得力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拨款筹划,制造局的资金来源不断增加。在划入两成江海关洋税后,常年经费较为稳定。据姜铎的估算,比重占到87.72%,最高年份占到98.53%,最低也有55.69%。(15)毫无疑问,制造局的性质属官督官办,经费主要源于财政拨付(分类统计如表1)。

  

   在财务来源中,江海关拨款及各处解存修造费用占其主要,各处解存军火价只少数年份有,且数量有限。按清季的财务制度,均须奏销。所谓奏销,即接受公帑之各部及地方州县将花费依四柱清册上报户部,户部根据评估及审核结果来决定是否允许销账。凡不符部例者,需加解释及造册,可能给予不予奏销或者议处的惩罚。乾隆《大清会典》卷十《户部》有明确规定:凡岁课奏销,布政使司会所属见年赋税出入之数申巡抚,疏报以册达部,曰奏销册。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条析起运、存留、支给、拨协、采办为数若干,以待检校。部会全数而复核之。汇疏以闻。以慎财赋出入,以定奏销考成。财政奏销大权主要由户部掌控,户部建立分司理事制度,下设14个清吏司分掌事权。(16)洋务企业的创办,与通常政府所办事务不同,无成例可循。企业开创之时,往往奏请专款,后调拨海关税款,但所用出处,按办厂实际所需。预先虽有定向,实际却多变化。款项支用,皆须按年度将其所支用的款项,按支用的项目与数目,全部据实开列清单,奏请核销。(17)洋务开支,向未列财政类目,因此此一种奏销办法,称为实用实销,开单奏办。

  

   江南制造局在创办初期,其费用均为专事专奏,立案奏报。虽称实用实销,实为先用后报,督抚具有相当的财务自主权。江南制造局在两江总督及南洋大臣辖下,曾国藩、马新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均为权倾一方的朝廷重臣,掌控大量军费。开始数年,用而不销。制造局经费的正式奏销,自光绪元年(1875)方才开始。按户部、工部惯例,奏销时间本应为一年一报。1875年10月初,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自同治六年(1867)五月至十二年十二月止的支用情况。10月19日奏奉谕旨,并经户工二部核覆准销,要求以后用款应按一年一次据实报销。(18)光绪三年(1877),两江总督沈葆桢奏销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元年(1875)款项,同时奏称:“所有开除各款,虽制造悉仿西法,材料多购洋产,辛工物值难以例价相强,然皆慎重撙节,不敢丝毫浮冒。至制造门类太繁,萃十余厂参差纷纭之数,分晰勾稽,殊费时日,加以购物外洋,势难如期结算,工程未竣,亦难提款凑销,每年一报,殊觉现棘手,可否请以两年为限”。(19)申请改为两年一奏,获准。但因受时局影响,亦未完全按此时限进行。光绪四、五、六、七年初欠缺,后由左宗棠补奏。光绪十三年(1887),曾国荃方奏报光绪九年(1883)的经费,十七年(1891)才报光绪十年(1884)的经费。刘坤一在光绪十八年(1892)奏销了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年(1886)、十三年(1887)年经费。间隔长达数年,奏销难以核查。

  

   在会计制度方面,奏销是实行的四柱清册。所谓四柱即旧管、新收、开除、见在,以四类定新旧款项、收支去留。此法多认为始自宋朝,直至明朝官方的钱粮文册记录及“黄册”、“鱼鳞册”、“奏销册”的编制,均采用四柱法则。在民间,还有“三脚帐”和“龙门帐”的记帐方法。(20)至清代,官厅会计中四柱结算法得到全面普及与应用,“凡奏销,必以四柱之册。……一曰旧管,二曰新收,三曰开除,四曰实在。司若道以册申于总督、巡抚加印而送部焉。及本下,十有四司各按其隶而核之。”(21)罗尔纲在分析清代国需奏销时归纳说:“报销之始,则先将原拨银两数目作为初案新收,次列开除若干,实存若干,以初案的实存,作为次案的旧管。支用数目,逐案层递滚算,分门别类,挨次题销。”(22)这是对奏销的程序及记账法进行说明。郭道扬曾比较传统中式簿记与近代西式簿记之区别,提及中式簿记缺乏统一标准的记账方法,阻碍其社会应用。(23)在晚清民初的会计制度革新过程中,对于传统四柱记账法之优劣有过激烈讨论。后来,形成改革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两派,在官厅会计及民间审计之中均有广泛应用。在1930年代,两派在学术争论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了各自账法。传统四柱法被认为不适于大型企业组织基本上也是公论,只是改良或者西式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24)

  

江南制造局之费用由两江总督专折向朝廷奏报,而制造局之具体管理者总办、会办及提调诸职掌者,须事先将财务上报总督,由总督加以核定,再呈报户、工二部。在1875年10月19日的首次奏销中,李鸿章依总办冯焌光呈报上奏:“频年用款渐巨,积牍亟应清厘。计自同治六年五月动支洋税之日起,截至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共收江海关二成银288.4497万两9钱八分九厘四毫,共享购器、制造、建厂、薪工等项银223.6224万两六钱八分九厘一毫,实存料物等项银64万8273两三钱三毫,请归入下次旧管列报。”此为四柱总账。为解释用度高昂的原因,奏折中述,“所有开除各项,俱系慎重撙节。惟事属剏始,经纬万端,料物取给外洋则昂,一器讲求数样则昂,匠价优于常例则昂,种种淆异,悉费权宜,因不敢狃于故常,亦不敢丝毫浮冒。”李鸿章认为,江南制造局岁入之数不过40余万,而事项繁多,支用规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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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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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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