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1920年前后中国各政治派别对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8 次 更新时间:2012-01-09 18:48:09

进入专题: 共产党   国民党   研究系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   苏联共产主义  

张永  

  

  [提要]一次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使社会主义成为二十年代初中国最流行的思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苏联模式和西欧模式导致当时倾向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民党和研究系发生激烈争论,研究系认同西欧式社会民主主义,共产党坚信苏联式共产主义, 而国民党对两种模式折中取舍,这种思想的分歧最终在大革命后期产生了血腥的后果。

  

  [主题词]共产党、国民党、研究系、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苏联共产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李大钊所说的:“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1这里的新文明主要是指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而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分裂为两大阵营:以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 2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前者主张通过温和的议会斗争掌握政权渐进地实现的社会主义改良,而后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挣扎于军阀混战泥潭的中国是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国家之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使的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最流行的思潮,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所反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也在中国倾向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派、国民党派和研究系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思想的分歧最终在大革命末期产生了血腥的后果。

  

  

  一、研究系派(研究系)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致认同

  

  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主要代表的研究系派(研究系)来源于晚清的立宪派,本来是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最忠实信徒,但是由于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由于受到战后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推动,他们在保持议会民主信仰的基础上,开始在其政治主张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内容。由于这个以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基础的派别一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温和改良,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倾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过这种倾向只是思想上的大致认同,由于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满足于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梁启超于1918-1919年访问西欧,目睹了战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盛况,受到不小的冲击,1920年回国后即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以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梁对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和苏联两大模式也有清晰的认识,知道欧洲社会主义“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前一派,俄国过激党便属后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现行代议政治之下,渐渐扩张党势,掌握政权,现时在各国国会及地方议会,势力都日增一日,好几国机会已成熟,其余的也象快要成熟了。至于后一派,俄国的火盖已自劈开,别国也到处埋着火线。” 3

  

  但是,落实到如何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却有相当多的顾虑,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落后状态,担心社会主义运动损害现代工业的发展。梁一方面承认“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另一方面又强调,“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不同。欧美学者,同在这面大旗底下,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落后状态无法和欧洲相比,“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到痒处”,“又如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要说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 4

  

  梁启超认为,为了保护中国的幼稚工业,必须反对阶级斗争,只能用温和的方法改善工人的待遇,力图实现资本家和工人的和谐。“我的主张是:一面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工业方在幼稚之时,萌孽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令工业组织一起手便是合理健全的发展,将来社会革命这个险关,何尝不可以免掉?须知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所以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5

  

  梁启超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前提,资本家创办企业给劳动人民就业机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朋友,不能片面地打击资。梁说:“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资本阶级应专认为社会主义之敌耶?抑一方面应认为敌,一方面又应认为友耶?” 6

  

  事实上,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有一种对劳动人民的怀疑和恐惧。梁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知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 7 到1927年大革命期间,梁更是痛心疾首地说到:“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8

  

  研究系系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张君劢,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学习德国(西欧模式),而非俄国(苏联模式),这在张君劢、张东荪1920年夏天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系列通信《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有充分的反映,信中张君劢列表比较一战后俄国与德国政治变革并加以分析。

  

  

  张君劢虽然盛赞列宁的天才,但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现象,其他国家无法模仿。“以亡命客于数日之间夺取政府”,“若夫天才不如蓝宁,自信力不如蓝宁,而欲尤而效之,未有不画虎类狗者也”。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通过选举上台,推行社会主义改良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途。“德之革命则异乎是,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议定宪法,虽社会革命之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然规模具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矣”。“若此者,无赫赫之功,故不为世人所叹赏叫绝,然而世界国民之有志者,未有不能学,学焉而未有不能至者也”,“吾国人之所当学者,厥在德社会民主党之脚踏实地,而不在蓝宁之近功效速焉”。 9

  

  更为重要的是,出身于温和立宪派的张君劢无法认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派始终信仰议会民主制,主张用合法的、渐进的方法实现社会改良,认为暴力革命是凭借少数人的强力,不会有好的结果,而无产阶级专政违反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与民主对立的。“仆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对于蓝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 ,“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从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工人阶级“推尊之过度,至于摈斥其他国民,则大非平等之义”。 10

  

  相对于梁启超和张君劢而言,张东荪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更大的热情, 11而且确实在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甚至还应邀参与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但是他的基本政治立场仍不出温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张东荪从1919年开始热情地宣扬社会主义“是新文明的总称。这个新文明虽则从世界上一二处发源,但必定总汇起来,布满了全世界,方能完全实现,所以不可把社会主义认做那一国对于他特别状态下的特别政策,他乃是全人类反对现在状态的一个共通趋向”。 12

  

  但是,与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同样顾虑到中国当时的极度落后,认为首先应该发展实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1920年10月张东荪陪罗素到湖南讲学后,看到中国内地的落后,深受刺激,提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当务之急是让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 13 张东荪的态度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小组方面的社会主义者不满,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先后撰文批驳,发展成一场相当激烈、影响广泛的论战。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又在《改造》3卷4号上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算是对各方批评的一个正式回答,文中认为中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阶段只能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而社会主义者只能满足于研究学说、传播思想,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不过在分析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以及中国政治现实上,张东荪确有其独到的深度。首先,张东荪认为西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不同道路是由于国情的不同,“俄德之不同,全在国情。若移德之社会民主党而于俄,难保其不主张贫民专制,若移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于德,亦难保其不取缓和态度”,这显然已经比张君劢深刻多了。但是在谈到中国现实时,张东荪表现出与梁启超同样的、对贫苦人民的轻视和疑惧,“中国于一方面则上中阶级确有洗刷之必要,不过提出贫民以洗刷上中阶级,在中国情形则与俄国不同,事实上亦不能行也。中国之贫民阶级非特知力不发达,即本能亦不发达,天性不厚,无论何事不能为,故今日之中国非组织贫民专制之时,乃改造贫民性格之时。中国下级社会之人性不能逐渐改善,则一切社会革命皆为空谈,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不过张东荪的独到之处在于,虽然他与梁启超、张君劢政治立场一样,反对暴力革命,但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难以避免,“至于中国之前途,以弟之观察,止有革命,且革命或不止一次。此革命之来,吾人无权以拒之。吾人固无力创造革命,然亦无法避免革命,仅能从事于文化运动,俾于革命之进程中增加其理性的要素耳”。在军阀混战、中国政治生活完全暴力化的时代,温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改良的机会,唯一还能够做的只能是推动温和政治思想的传播而已。 14

  

  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代表的这一派温和知识分子,出于对议会政治的信仰,出于一贯温和稳健的政治态度,其倾向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二十年代暴力充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他们的思想毫无转化为现实政治活动的可能,因此只好退居书斋和教室,通过译述和教学,推动政治思想的传播。由于他们在教育界有很大的势力,还掌握着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有影响的报刊,也由于他们大多长于译述,因此在二十年代初期传播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中张东荪尤以鼓吹社会主义知名于当时。

  

  二、国民党派对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的折中取舍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派在徘徊苦斗之中,对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也寄予很大的希望,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一度对社会主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和苏联两种模式,国民党人做出了自己的折中取舍,没有简单的宗奉其中任何一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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