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列宁主义革命党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

——新中国政治传统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8 次 更新时间:2016-11-14 15: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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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探讨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经典,其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大政府的观点,并详细比较分析了建立现代政府的几种模式,主要包括:传统君主制、军人政权、列宁主义革命党。很难得的是,亨廷顿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在自治传统中形成的政治制度未必适合需要强大政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局限于自己的政治经验,往往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重建政治秩序的艰难。

  

   亨廷顿甚至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政治体制面临着权威的集中、机构的分离和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的需求。看来最适合于同时实现三方面目标的制度是一党制”,进而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学习政治经验,最好去莫斯科或北京,而不是华盛顿。[1]或许在经历过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目睹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治重建的艰难,目睹埃及激进穆斯林兄弟会选举获胜又引发军事政变,目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极端伊斯兰国的兴起之后,人们能够更加理解这位杰出政治学家的深刻洞见。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彻底的政治崩溃,长期陷于战乱之中,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崩溃和试图重建的痛苦挣扎的历史。从建党、建军到建国的政治重建道路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列宁主义革命党模式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一模式最终胜出,也是几种其他模式先后失败的结果。中国曾先后尝试亨廷顿提到的几种主要模式,清王朝、民初议会制、北洋军人政权都试图应对现代化挑战,但都失败了。

  

   一、旧王朝、议会民主和军人政权的先后失败

  

   传统君主制很难适应现代变化,事实上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的君主制经过重大变化后幸存,法国、德国、俄国以及中国等多数国家的的君主制都在现代化过程中覆灭。自1940年鸦片战争打破清王朝的封闭以后,古老中国就被卷入到现代世界的残酷竞争当中,清王朝虽然通过洋务运动迎来了所谓“同光中兴”,但日本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生存的外部环境大大恶化,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引来列强跟进的瓜分狂潮。清政府未能通过戊戌维新走上自强之路,反而想依靠义和团“灭洋”,招致八国联军侵华和最屈辱的《辛丑条约》。或许强大先进的大英帝国能够给王室带来足够的荣耀,落后国家的君主制则很难在列强不断羞辱中保持权威,在晚清新政中苟延残喘十年之后,这个遭到普遍厌恶的满族政权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覆灭。

  

   1912-1913年议会民主制的短暂尝试更难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制需要广大人民全面深入的参与,在多数人缺少民主理念的情况下,民主制很难运行,即使勉强运行,也很难担当发展中国家迅速追赶、摆脱落后的艰巨任务。民初议会制度只是几种政治力量的脆弱平衡的产物,并没有社会基础。辛亥革命以后全国陷于分裂状态,参与推翻清王朝的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地方实力派的力量都不足以武力统一全国,只好接受议会制度作为分享权力的妥协机关。一旦平衡被打破,北洋派镇压二次革命后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议会制度就会被轻易推翻,建立起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民初议会政治很难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军人政权也许是可能成功的政治重建模式。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成了全国瞩目的救星,他是当时中国最大军事力量——北洋派的领袖,只有他能够使中国在短期内恢复统一。在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确实在1914-1915年基本恢复了国家统一,各省的税款开始上缴到中央。梁启超等对袁世凯寄予很大的希望,期待他领导中国通过开明专制道路走向富强。袁世凯也许有机会象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或者韩国的朴正熙将军一样,通过军人集团的力量建设现代国家政权。但是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或韩国这样较小的国家重建秩序相对容易,但是要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建立秩序则很困难。《史记》卢绾列传中记载刘邦把从小一起长大的密友卢绾封为燕王,不料卢绾从长安到燕国后,竟很快起了异心,走向反叛。[2]袁世凯复辟帝制后,蔡锷在遥远的云南起兵反袁,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众将大多在各地坐观胜败,不为袁世凯出力。结果袁世凯不仅没有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英雄,反而在各派力量群起反对中身败名裂而死。

  

   袁世凯死后,最大的军事力量北洋集团分裂,中国在政治上彻底破碎,陷入最黑暗的军阀混战当中。政治规则倒退了几千年,回到丛林部落时期,暴力成为唯一的政治语言,有几千条枪可以占据一个省,有百条枪可以占据一个县,有几条枪可以占山为王、横行乡里。土匪消灭不了就收编为正规军,正规军打了败仗也可以变成土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攻占北京后,成了国家元首。虽然名义上有国会、省议会、县议会,但都不过是军阀手中的玩物,在无数大大小小军事势力的混战之中,看不到恢复国家统一、重建政治秩序的希望。

  

   二、列宁主义革命党和苏联道路

  

   正当中国在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政治崩溃中痛苦挣扎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创建了红军,建立了新的国家——苏联,于是一条新的道路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俄国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大国,国情和问题与中国有相似性,这是俄国政治道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基本原因。列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沙皇退位后的政治崩溃中重建政治秩序,如何让俄国迅速摆脱落后地位,如何避免严重贫富分化,他主张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达到目的,而实现目标的组织工具就是列宁主义革命党。

  

   二十世纪初,俄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列宁这样的社会革命者,但是他们很分散,形不成很大的行动力量。列宁在1902年发表《怎么办》,主张建立统一组织。1903年各地代表聚会布鲁塞尔,会上在讨论党章时,列宁主张党员应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和好友马尔托夫发生激烈争论,最终引发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当时俄国社会革命者群体只是一个小圈子,彼此都比较熟悉,列宁固执己见、引发分裂,让很多人不理解。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中央集权的革命党理论。列宁批评某些人“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认为他们“到处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的,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组织的瓦解”。列宁自己“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中央机关应该“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已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3]

  

   很显然,列宁政党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必须有执行力,只有权力集中、纪律严格才能有执行力,否则就只是知识分子的清谈俱乐部。列宁不仅提出理论,还实际组织领导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人数不多,但组织非常严密。一次大战期间,俄国连吃败仗,沙皇被迫退位,国家陷入政治崩溃,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都积极竞争政权,此时布尔什维克虽然只有几万人,却具有极强的执行力,最终赢得群众,建立红军,统一国家,创建了苏联。

  

   同时要指出的是,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虽然强调集中和纪律,但同时也尊重党内民主,党在决议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重要领导人经常和列宁公开争论,比如在是否十月革命、是否与德国签订和约等重大问题上都发生过激烈对抗,列宁通常可以靠多数票通过自己的想法,有时也会遭遇挫败,并不能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可以说,列宁式民主集中制革命党是一种兼顾两个方面的现代政党,民主是其现代的一面,集中又比较适应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这种富有弹性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很有生命力。

  

   亨廷顿对列宁的政治探索有很高评价,他认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政治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宗教的、民族主义的、阶级的——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共产党人才一贯表现出有能力去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4]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罗素于1920-1921年到中国讲学。他经过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提出,中国很难走欧美道路,苏联道路更适合中国。罗素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罗素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勇敢坚强的革命团体:“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5]

  

   在现代中国政治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特别的情况,1921年新建立的共产党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都试图学习列宁开创的建党、建军、建国的苏联道路,都采用了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个政权为争夺重建中国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始终缠斗在一起,以至于如果不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则很难揭示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

  

   三、建党——共产党的组织成长与国民党的派系纷争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很快认识到了苏联道路的价值,他虽然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但对列宁的革命党组织模式却极为推崇。事实上,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惨败之后,孙中山就痛感国民党一盘散沙,所以他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服从他,但黄兴等民主革命家认为这种近于会党的形式有损人格,因而拒绝加入。列宁主义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显然更符合现代原则,孙中山听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解之后,大为钦佩,请鲍罗廷帮助准备召开国民党一大,按照列宁主义革命党模式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反复强调,改组的目的是要建立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党,党员要牺牲个人自由,党要象军队一样。他在1月20日开会词中说:“如果个人能够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得自由”,“等到全党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后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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