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3 次 更新时间:2014-02-15 11:16:50

进入专题: 红军   民主   集权   毛泽东   朱德  

张永  

  

   摘要:初创时期的中共党人是一批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五四青年,他们1927年创建的红军一度是世界罕见的高度民主的新型军队。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激发了干部、战士的主动性,使得红军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但民主分权制度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导致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红军领导者毛泽东逐渐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等仍坚持民主分权,1929年春夏红四军爆发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中共中央从全国各级组织的纷争当中、在与托陈派的斗争当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强力支持毛泽东。重回红四军的毛泽东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红军的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主题词:红军、民主、集权、毛泽东、朱德

  

   关于红军的这段历史,较早的成果是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合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他们的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议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深入分析。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传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披露了许多没有全面公开的史料,但是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年谱和传记一般都做了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时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如肖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不是对红军那段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紧紧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集中力量搜集材料,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力图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氛围的军队,如何在中国当年的残酷落后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不得不发生转变,逐渐走向集权。笔者深信,对这一深层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在力量。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

   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近二百万,最大的派系蒋、冯、阎、李、张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但这样的事情最终竟难以置信地发生了,为什么呢?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或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服从上级、服从命令。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

   红军中的民主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瞬息间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

   (一)官兵平等

   红军初创时期的平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 1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 2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3

   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 4

   (二)士兵委员会

   红军民主的重要保证是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各级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按人数比例选举,“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5

   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起来以后的权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杨开明报告中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 6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1929年决定红四军命运的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华回忆到:“我记得,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说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作了战斗部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 7

   士兵委员会有时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在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是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师长即使在红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红四师的官兵主要是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陈同生回忆到:“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朱道南回忆到:“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 8

   (三)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党指挥枪”是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当时军队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是红军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中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在当时红军的党组织中有着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级领导机构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红军民主分权的骨干结构。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成立红四军后,6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四军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形式:“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9

党代表大会是红军中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1928年4-11月红四军刚成立的半年多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在战争期间,会期都比较短,有的代表大会其实更接近于军委扩大会议,但是重大决议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其中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比较详细:“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 10红四军六大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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