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5 次 更新时间:2011-12-08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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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一九七二年春,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刊出唐鲁孙(一九一五——一九八五)先生的《吃在北平》。这篇文章谈民国时期的北平饮食文化,从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到同和堂的天梯鸭掌,从东兴楼的烩鸭条鸭腰加糟、盐爆肚仁、乌鱼蛋汤到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外加玉华台汤包、春华楼银丝牛肉、丰泽园糟蒸鸭肝、厚德福糖醋瓦块……正是南北荟萃,如数家珍。唐鲁孙此前并不以文章知名,但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大家气派、雍容丰瞻,径自流露于字里行间。果然,唐出身八旗世家,少年即遍历故都富贵繁华,之后游走大江南北,以迄来台。晚年他蛰居台北,北望故国,油然而兴莼胪之思,寥寥数笔,已足以让知之者动容,不知者垂涎了。

然而《吃在北平》只是唐鲁孙的牛刀小试之作。以后数年,他写了近百万字的杂文,不只艳说京津饮馔,也追记昔日北平种种世路人情。上至逊清宫闱见闻,下至梨园趣事、市井习俗,乃至四合院里的春夏秋冬,娓娓道来,具见其人见多识广。唐鲁孙也写大陆其他各处的吃食掌故,也一样细腻生动,但我们知道他的眼界标准何在。他见过世面,懂得有容乃大的道理。这,就是老北京的世故了。

唐鲁孙的文字在当时颇引起回响。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一九一三——一九九五)、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一九一五——一九九七)、学界耆宿梁实秋(一九二○——一九八七),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一九一五—— )、小民(一九二九—— )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都有讲究。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豌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

一九四九年后,上百万的军民曾播迁来台。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彼时各省各氏同乡会、宗亲会林立,更辅以种种文献刊物的出版,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联络乡亲故旧,追记曩时经验。到了七十年代,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常。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雅舍谈吃》);郭立诚(一九一五——一九九六)不忘饽饽铺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故都忆往》);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老北平的故古典儿》);齐崧、刘嗣、丁秉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谈梅兰芳》、《国剧的角色与人物》、《孟小冬与言高谭马》、《国剧名伶轶事》)。甚至“台湾姑娘”林海音(一九一八——二○○一)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地灵人杰,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

当然,北平曾是六朝古都,经过太多繁华沧桑。易代之际,骚人墨客都不免抚今追昔,有所感触。各样的旧京识小、岁华琐记式的文字,早在明清已有流传。到了民国时期,震钧、金受申、齐如山、夏仁虎(枝巢子,即林海音先生尊翁)等对故都风土语言的记载考证,不过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就这样一个小传统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老北平”所占的位置,就多了一层历史意义。

南宋时期,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遍数北宋帝都东京(汴梁,即今开封)当年的繁华盛事。孟元老的来历我们所知不多,一般推断其人对东京事物必曾亲历目睹;孟后随宋室南渡,回首前朝景物,乃援笔发为文章。《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汴京生活,从皇家庆典仪式到民间饮宴娱乐,无一不备。全书细腻琐碎,并无微言大义可言,但惟其如此,我们反得识物质生活的点滴流洗,遥想当年士子庶民的耳目口腹之乐,犬马声色之娱。这些官能的震颤也许浮泛得很,但往往成为追忆似水年华的最佳门径。我们可以想像曾有多少像孟元老这样的人士,流寓江左,午夜梦回,不胜唏嘘:“追念回首怆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

唐鲁孙这辈的作者四十年代末来台,不能没有偏安流寓的感慨。他们所汇集的种种文字,可以令人联想到《东京梦华录》式的欢乐与忧伤:他们集体书写了他们的北京,他们的北京梦华录。但这样的模拟必须引导我们思考更复杂的问题。民国肇造后,改朝换代的那套“封建”思维理应与时俱逝。民主制度下,何来故国前朝、遗民孽子之思?其次,大陆迁台的子民即使对过去的正统有所兴寄,在道理上,南京,而不是北京,不是更宜成为政治欲望投射的坐标?除此,有“进步”思想的识者也可指出,这些作者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他们所听所看的,未必代表北京生活的全貌。比方说,三十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所写下层人物的那些辛酸痛苦,就哪里入得了老北京们的法眼?

台湾的“京味儿”作家也许只单纯的想要写下他们的京华心影,然而时空使然,他们毕竟成为中国文学一种现代性想像的见证。这些作家缅怀往事,也许有人要讥为是遗老遗少的作风。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像唐鲁孙等人,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度过他们的盛年。他们或厕身实业,或采访新闻,或研究西学,算得上是新派分子。他们对旧日京华的种种虽然耳濡目染,但也都明白宋元明清的那一套,必得在新时代里重新打造。唐的文字之所以精彩,不只是因为他对传统生活有深切体验,也在于他对六国饭店的舞厅花絮、瀛寰饭店的法式红酒焖蜗牛、城南游艺园的文明戏,还有北平以外的花花世界……一样谈得有模有样。如何来往新旧之间,尽得其情,往往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事。比起上一代的老北京,这些作家笔下流露的,与其说是迟来的遗民意识,更不如说是面向绝对现代性“惘惘的威胁”,所抒发的一种没有名目的乡愁。

放眼前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像激烈反传统革命、国家主义、线性时间规划、集体主义、战争乱离……北京未曾幸免。北伐之后,北京重被命名为北平之际(一九二八),这座帝都已失去了它历史、经济、政治的“当下关键性”,成为一座故都。但我以为,正因为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北平“当下关键性”的若有实无,它反而点出我们现代意识欲盖弥彰的历史焦虑。在这里,该过去的并不真正过去,该发生的也未必准时发生。每个时代在北平留下线索,烘托出一个既新且旧的民国风景。学者董曾指出,老北京心目中的北京(或北平)其实并不老。这不是说北京没有历史可观;恰恰相反,而是说北京到了民国初年,历经前所仅见的时代裂变,才真正显现了时间流转、传统纷陈的可能。北京不比上海,后者的现代意义来自于其无中生有的都会奇观,以及近代西方文明交错的影响。北京的现代意义则来自于它所积淀、并列的历史想像与律动。

因此半个世纪后,当旅居台湾的老北京们幽然地做着他们的故都春梦,就不应被视为简单的改朝换代、感时忧国的姿态。北京毋宁唤起他们心中多重历史线索: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北京已经是座代表“过去”的空间坐标,一九四九年,无非又把这“过去”拉回到现在,又一次坐实“过去”是不会轻易地过去的,现在也不尽然就仅系于当下。外省来台作家中,再没有像这些老北京一样,能把一种时间的盘旋散落,以及随之而来的欲望和惆怅,表现得如此细腻曲折。

历史的怅惘,京城的乡愁:当这些作家回顾往日,他们纷纷转向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感官经验的瞬间记忆。有意无意间,他们是以此对抗两岸各自铺天盖地的“大叙述”。口腹与声色之娱往往是他们最先书写的对象,仿佛肉身的觉醒才是意识形态的最后裁判。唐鲁孙的北平杂忆以《吃在北平》开篇,良有以也。唐写饮食不以山珍海味骄人,而以亲切的家常口吻一一点染。这样的姿态,梁实秋、郭立诚、白铁铮、林海音等都优以为之。而丁秉、齐崧、刘嗣、唐鲁孙诸人历数平津菊坛消长,名角及戏迷的互动往还,也展现另一种消闲文化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向往的生活似乎丰简随意,贫富相宜。太平盛世(如果这算得上的话)的要义,不外是来几顿家常便饭,哼两句西皮二黄。由此延伸开来,那复杂的京城生活脉络才显得意义非常。由精益求精的谭家菜,到恩承居的茵陈蒿,到砂锅居的猪全席、全聚德的烤鸭、烤肉宛的烤肉,再到穆家寨的炒疙瘩,还有驴肉、爆肚、驴打滚、糖葫芦、酸梅汤、奶饽饽、奶乌他、萨其马……种种食物,各有好者。至于梅兰芳的书画、程砚秋的新腔、马连良家的鸡肉馅饺子、尚小云新订作的皮底跷鞋,内行外行,众说纷纭。旁及其他,琉璃厂、大栅栏、什刹海、天桥、东安市场、八大胡同、护国寺、雍和宫、白云观、潭柘寺……一处有一处的风情;换取灯的、卖羊头肉的、裱画的、卖古董的、拉洋车的、送殡撒纸钱的,还有“水阀”、“粪阀”……一行有一行的门道。不论美丑,都成为故都的人文特色,因而有了审美意义。对作家而言,这是北京的真正魅力。而他们从叙述中所显露的“京味儿”,必成为一种特殊的、有关现代生活图景的修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然而历史最大的吊诡是,当台湾的京派作者兀自思念往事,不能自已时,北京已然在新中国再度崛起,成为又一“朝”的首都。故都成了新都,昔时一切,可曾无恙?海外的北京人们,必曾不断地殷殷惦念着。就在唐鲁孙写《吃在北平》,大啖回忆之味的同一年(一九七二),旅美作家侯榕生(一九二六——一九九○)悄悄地踏上归乡之途。侯一九四八年离开北平,辗转来台,一九六一年赴菲律宾,之后转往美国定居。走遍大半个世界,她却不能忘情北平。当时“文革”方兴未艾,侯费尽周折,才得以成行。抵京一夜后:

话说第二天我一觉醒来,骄阳当空,已近中午,凭窗外望,正好看见北海的小白塔,景山公园中最高的万春亭。我视线的右方就是正阳门——又名前门——箭楼、天安门,再往北看,隐约可见一城楼,不知是否地安门,还是鼓楼……无论外城内城都在眼底,我那记忆中的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的北京,只剩下黄圈圈中的宫阙楼台。廿三年对北京的怀念,刻骨相思,要在顷刻间消减,无条件的接受事实,说是“城没了,城楼也没了,你认命吧”,对我来讲,是无法坦然承诺的。

我的城楼呢?

侯榕生将她的北京去来总结为一本小书:《北京归来与自我检讨》,在海外曾引起相当关切。这不只是因为她是早期少数与台湾有关系的“归国华侨”,也是因为她所见的京城新貌,在在令人触目惊心。林海音就写道,读到侯榕生“我的城楼呢?”一句话,就让她扑簌掉下泪来了。但这只是侯的新北京印象的开始。城墙不在了,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变成一个水泥建造的大统舱”,琉璃厂书店里什么也没有,四合院挤满了寒伧的住户,豆汁喝不着了,故都美食,无不需在“群众”间排队等候,而且味同嚼蜡。至于日思夜想的京戏,已为“样板戏”所取代。祖国在进步中,城墙拆毁,记忆坍塌。侯榕生的伤感,可以想见。当“过去”丢得一干二净,“现在”也就索然无味。

就在此时,台湾的老北京们正努力地建筑他们的记忆之城。他们是有些一厢情愿,但却为北京文化史及文化想像的持续,填补重要空白。试问彼时大陆,谁(敢)有闲情逸致、回味过往的生活资料?而在台湾,又有多少人真正能明白一种文化既能繁华靡丽,又能悠闲简单的妙处?当两岸在既相异又相似的现代计划下推陈出新之际,台湾的北京作家看似保守的响应其实提醒我们,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现代”在斩钉截铁的到来之前,反而暗示无数可能,成为最有活力的一刻。在那一刻里,各样的故都百态、春明好景,曾乍现即逝。《东京梦华录》所描写的东京,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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