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论《品花宝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2 1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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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以来“感时忧国”的文学主流,这股同志小说的新潮,还真引人侧目。但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大,看看传统说部的流变,就可发现同性恋非自今始,同志文学也并不完全是新鲜事儿。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在吸收舶来的“酷儿”理论(QUEER)之余,不妨参考明清述作的实例,应可更增加议论的深度。

   本文所要介绍的《品花宝鉴》,就是一部很具争议性的作品。这本小说出版于十九世纪中叶(1849),作者是落魄名士陈森(1805?-1870?)。小说描写彼时官绅名士与梨园童伶的浪漫关系,而以两对才子佳人──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与苏惠芳──为这样一种关系的表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品花宝鉴》为清末“狭邪小说”的始作佣者。对鲁迅及同辈学者而言,《品花宝鉴》写欢场如情场,假男伶为女色,其颓废狎弄处,不言可喻。而小说一味模仿传统异性恋诗文词章的模式,尤予人东施效颦之感。五四以来《品花宝鉴》屡受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风水轮流转。配合世纪末的性别/情欲论述,我们可以重估《品花宝鉴》的文学史意义。这本小说共六十章,主要人物数十人;以体制论,是晚清颇具规模的长篇。两对主角中,梅子“玉”与杜琴“言”谐“寓言”二字,当是出自陈森的理想虚构,而田春航与苏惠芳则是影射后来做到两湖总督的毕沅,及其终身知己李桂官。这两对佳偶有情有义,正是陈森所谓的“知情守礼”、“洁身自爱”。杜与苏虽出身娼优,但一旦爱将起来,可真是三贞九烈。事实上他们与二位恩客的关系,基本上是柏拉图式的。“好色不淫”是爱到最高点的表现。小说中,他们历尽艰辛,矢志不移,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却是等到爱人们先娶了老婆之后。

   对如此的情节安排,这一代同志文学的作者或读者大概要皱紧眉头了。陈森游走于情欲、伦理、法律和文学的规范间,力图写出个面面面俱到的同志小说。或许正因为他努力过当而又缺乏自觉,《品花宝鉴》反成了个面面俱“倒”的文学杂耍。但“倒”有“倒”的威力:坏小说反而更能凸显一个时代文学场域中各种话语的尖锐角力。鲁迅那辈的读者虽自命开明,但却有太多的厚道包袱。《品花宝鉴》固然有美学上的缺点,但小说描摹“性”趣与“性”别的越界、舞台与人生的错乱、法律与情欲的媾合,才是他们挞之伐之的真正原因吧?

   小说基本承袭了中国情色文学中的三个方向。在人物造形上,它根植于理想化的才子与娼优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在修辞及叙述方面,它延续了自李商隐、杜牧、《西厢记》、《牡丹亭》以至《红楼梦》的感伤艳情传统;而在情节铺陈上,他不啻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佳谑仿。在陈森手里,这三个方向表面相互借镜,骨子里却产生剧烈位移。他笔下才子佳人都是逢场作戏的戏子嫖客,而更可注意的是,他们一幕幕假凤虚凰的好戏,来自于同性恋攫取和抄袭异性恋的资源。这使传统情色文学面临重新盘整的必要。

   中国古典文学从来不缺余桃断袖的描写,及至晚明,风气尤盛。李渔、冯梦龙等名家都有或滥情、或嘲讽的作品。但像陈森那样正经八百地借用异性恋情色修辞来构制长篇者,未曾得见。小说讲的既是晚清优伶兼营副业的现象,戏子恩客把台上的戏演到台下,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梅子玉初见杜琴言时,就直呼他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还要美上三分。杜琴言比女人还女人,他的一笑一颦连林黛玉也相形见绌。就连小说最后梅子玉明媒正娶的夫人见了杜,亦惊为天人。看来同志当道,女同胞简直没得混了。

   就此女性主义者应该反驳:文学中的女性本来就是男性沙文主义者的理想产品。尽管杜丽娘或林黛玉美得冒泡,连女读者也为之倾倒,她们毕竟是男性情色想象的极致。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象《品花宝鉴》这类小说竟然“打着红旗反红旗”。一面把女性美吹捧上天,一面却又喜孜孜地揭晓谜底──最美丽的女人只宜又男人扮演。在整本写“兼美”、论“国色”的小说里,女性枉担了虚名,成了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的角色。

   同志们又要怎么说呢?《品花宝鉴》虽然标榜同性恋,但这爱也爱的太窝囊了。基本上全书的戏剧情境已暗示同性爱情似真似幻的前提。男伶们下了装以真面目周旋客人间,但客人依然以戏里的形像来投射他们的身份。杜琴言、苏惠芳除了不男不女外,又有不真不假的问题。陈森(及同道人)企图以“合法”掩饰“非法”,刻意淡化问题。如果女性要抱怨在书中枉担了虚名,同志们更可说他们才是“名”不正、“言”不顺,遑论虚名。曾阳晴在他的《色情书》中论及梅杜大谈精神恋爱,把性及身体的必要性一笔勾消。如此一来,一本赞美同性恋的书“名”“实”两失,完全自我解构了。

   除此,我们也注意到书中的男伶都是家贫被卖入伶班的。他们未必是同性恋者,也未必有性倒错倾向,但却被“训练”成千娇百媚的佳人,并藉以谋生。他们是经济制度下的牺牲品。然而陈森的叙述又希望读者见证象梅、杜这些男伶与恩客的感情是自发的,不带功利色彩。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传奇,还是本性使然的佳话,陈森并未解答。

   最后,小说中爱恋童伶的大男人们又该如此自处呢?我们很难以今天的情欲实践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同志,还是叛徒。有清一代绅商狎昵年轻男戏子的风潮并不代表彼时男性“性”趣突然有了逆转,而竟是出自法律规范的误导。由于朝廷严禁命官绅仕族出入妓户青楼,憋急了的好色之徒只好转向美貌的童伶下手。多数寻芳客本来也未见得愿意一双脚踏两条船,但习惯成自然,一时上行下效,同性恋突然大放异彩。情欲想象及实践的诡诀流动,真是莫此为甚。

   我们不难揣摩问题的复杂程度。自诩为异性恋者的狎客就着这个性/性别游戏,可能赫然发现自己别有所好。潜藏的同性恋者大可藉着不可嫖妓的名义,一遂自己真正的欲望。但激进同志们更可能抱怨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多了莫名其妙的竞争;何况当所有的性活动被归纳为男扮女装的游戏时,一种新的性机制已然阴隐施行它的约束力。但心里有数的异性恋沙文主义者大概要说,他们才是最大的输家。《品花宝鉴》讲的仍是男性情欲至上,但这情欲的本质却不能用简单的男女或男男女女的关系来定义。沙文主义者企图管制欲望,却暴露了欲望竟然暗藏着么多的变数,随时有被瓦解置换的可能。这可是男性权威禁止男性嫖妓的律令下,始料未及的后果了。

   如前所述,陈森的才情不足以让他展开更繁复的辩证。但他既已吹皱一池春水,自然要生出阵阵涟漪。《品花宝鉴》也许不能印证目前同志论述的许多向往,但我以为这本小说的意义,不在为性别战争中哪一方助阵或泄气,而在于以足够的篇幅人物,呈现了传统情色文学中诸多特徵与盲点,供有心读者思辩。也因此,它应该是现代中国情欲论述一个重要的源头。

   二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如卢隐、丁玲等,都曾以女性间的深情为题材,写出热情浪漫的篇章,但这些女作家处理的是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还是初萌的女同性恋意识,并不明确。六十年代初期,姜贵的《重阳》以两位男主角间的嗳昧关系,影射国共纠缠不已的斗争,算是同志文学一个意外却丰富的插曲。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白先勇的《孽子》才又以长篇形式,弥补了《品花宝鉴》后留下的空白。随着李碧华《霸王别姬》、朱天文《荒人手记》的问世,以及黄碧云、郭强生、林裕翼、林俊颖、洪凌、陈雪、纪大伟等长短篇创作,九十年代的同志小说似乎越来越热闹。而吴继文《世纪末少年爱读本》的推出,则在更自觉的层次上,呼应了陈森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同志浪漫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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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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