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9 次 更新时间:2015-08-02 15: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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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南京采石矶,诗人朱湘(一九○四―一九三三)自沉长江。朱湘生前是新月派的健将之一,诗风浪漫清朗,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1]。他突然投江而死,对其家人朋友而言,一直是不解之谜。追根究柢,则诗人海外求学半途而废,归国办学屡屡受挫,婚姻生活失意痛苦,终至内心抑郁,了无生趣,都是可能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另一位诗人步上朱湘的后尘。着名旧体诗人陈三立(一八五二―一九三七)因抗议日军入侵华夏,绝食以明志。晚清时代,陈三立即以宋体诗作知名,即使五四新文学革命后,也一仍故我。陈早年曾对政治改良热心参与,然而民国肇造后的种种乱象,反使他心灰意冷,乃自封“神州袖手人”。但多年后,这位年迈而“守旧”的诗人,却为他一度雅不欲有所牵连的新中国而死[2]。

   朱湘与陈三立之死的动机与影响当然相去甚远。然而暂且不论二人或传统、或现代的诗学兴趣,朱与陈都能在现实之外,藉诗的语言经营一己安身立命的世界。而当这一精致的语言世界不再能够维持时,他们的生命随之摧折。自杀,成为两位诗人在一个诗意匮乏的年代,所共同承担的宿命。

   然而,朱陈二人自杀的涵义,只有对照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与诗学家之一——的自沉,才能昭显出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身死。王氏心志可见诸其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3]多少年后,这充满暧昧的字句仍令学者争议不休。撇开家庭与情性问题不论,王氏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浸润,对中国抒情传统与小学流变的理解,以及对末世景象的观照,都可能是有以致之的原因[4]。此外,王国维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也使他的自沉与殉清扯上关系。即便如是,王国维之死或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触动今昔学者的心事。他的必死之志,与其说是来自家国世变,无以为对,更不如说是来自千古文化危亡之际,所引起的大忧伤,大绝望[5]。

   王国维自沉之谜,令人再思朱湘与陈三立之死。我们要问:朱湘的自沉,是否像王国维一样,在表面的个人困境外,更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寄托?陈三立的绝食而死,是否并非出自新的“爱国”主义,而是贯彻了传统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表达迟来的遗民姿态,而更是对文化——不论古典或现代——的衰亡,一种最沉痛的先见之明?

   如果说中国“现代”精神,以肯定生命进取,日新又新是尚,那么论者或要诘难朱湘、陈三立、王国维之死,是时代落伍的表征。然而,这些诗人的“不识时务”却更可能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复杂性,与那些走在时代尖端的摩登文人相比,反而更体现他们绝不随俗的“现代”感触。在新时代的发端处,他们已然明白所谓的现代性不仅仅只由启蒙、革命、进步所表现。面对种种公私领域的挑战,他们决定抹消自身的存在;他们俨然以否定的方式,见证了现代所能涵纳的复杂意义——包括对现代本身的抗拒。他们的自杀行为因此吊诡的落实了一种非传统(却不一定是反传统)的中国“现代”主体性的出现。

   话说回来,自杀从来不曾成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重要象征——至少从不曾像日本那样,竟能就自杀构成一种“国族寓言”[6]。从切腹到自杀(jisatsu),从殉死(junshi)到殉情(sinju),自杀往往被视为日本文化及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巴特“符号帝国”里的神秘特征[7]。这一有关自杀的“神话学”到了二十世纪,更因一连串作家的身体力行,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像是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太宰治(一九○九―一九四八)、三岛由纪夫(一九二五―一九七○)以及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个案不仅让我们深思日本作家自绝人寰的社会、心理因素,也让我们探究其中的文学因素。在自杀与写作之间,在身体的自毁与文本意义的崩落(littératuricide)之间,存在着无可规避的辩证。

   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从太宰治一生连续自杀的企图以及一九四八年“成功”的自沉,看出现代日本颓废政治及美学的线索;而洛伊·斯塔斯(Roy Starrs)则自三岛由纪夫一九七○年戏剧性的切腹自杀,探讨日本现代文化政治与肉身政治的终极演出[8]。此二例中,作家有关自杀的叙事或可视为他们自毁前的预演,而他们实际的自杀则堪称为一种“终极叙事”;缺少了这一终极叙事,作家的文学世界便无法克竟全功。因此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如是作评:“倘若在文学与自杀间存在一种本质关联,那么日本小说及其作者则是当之无愧的代表。”[9]

   除开王国维、朱湘、陈三立等,现代中国前半个世纪可资谈论的文人自杀案例,其实并不算多[1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绝于世的诱惑,就未尝影响中国作家与思想家。特别在小说世界,当鲁迅沉思着自噬其心的活死人,当郁达夫写着走进大海自溺的留学生,当沈从文回忆着为情殉身的湘西男女,(文学)自杀成为有力的方式,批判或探问现代中国人神秘的灵魂深处[11]。进一步的例证,还可包括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自杀日记》)、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蚀》)、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海滨故人》),以及尤显突出的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月牙儿〉、《骆驼祥子》、《火葬》与《四世同堂》)等人的作品[12]。

   然而现代中国的后半个世纪文学里,实际与虚构的自杀行为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艰难命题。识者通常认为造成(文学)自杀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席卷中国的前夕,沈从文企图自杀未遂。这一事件只是一个不祥的前兆,预示以后数十年间文学界即将接踵而来的悲剧[13]。沈从文企图自杀原因在于他预见极权统治下,文学创作没有未来。沈氏获救后,放弃小说写作,转治服饰史。沈的选择,当然有太多无奈,但在清算与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里,他的自甘消失,未尝不是明智之举。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沈氏将目睹许多同行的恐怖下场。他们遭受羞辱、生不如死、终于自我了断,其中赫赫有名者包括李广田(一九○六―一九六八)、傅雷(一九○八―一九六六)、闻捷(一九二三―一九七一)、老舍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在禁受红卫兵公开拷打与羞辱后,自沉太平湖。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全心奉献,甚至赢得“人民艺术家”的封号。然而一夕之间,他沦为人民的敌人。终其一生,老舍不断思索自杀——或舍身——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前提。但正如其子舒乙所言:“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14]当老舍踏入湖水那一瞬,他是否感到一丝反讽式的解脱?因为作家最终选择了自己笔下一系列人物所作的选择。老舍毕生试图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寻找意义,而意义的终极无他,唯有一死。老舍《茶馆》(一九五七)中的一句话又回到耳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15]

   阿尔瓦雷(Alfred Alvarez)在探究文学与自杀的关系时,曾提出两类追求“自我了断”的类型。一种类型为“极权主义艺术家”,指的是艺术家因为受一种非人的、压抑的外在社会体制,而终于选择自杀,或“保持沉默,那死亡的同义语”[16]。另一种类型是“极端主义艺术家”,指的是具有内在自毁力量的艺术家,他╱她“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刻意探求那一狭窄的、暴力的地带,铤而走险”[17]。对这两种判然有别的自杀方式,阿尔瓦雷显然抬举后者。对他而言,极权主义艺术代表一种剥夺式语言,即“剥夺事实与形象,它发生在受害者本人的生命被非人化且被褫夺之时”。相形之下,极端主义艺术则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余泽。的确,它“所完成的革命肇始于早期浪漫派对隐私与主观想象的执着”[18]。由此,艺术、创造性、死亡与自我之间的关联获得最强有力的表达,浪漫英雄主义的发挥,达于极致。

   根据阿尔瓦雷的定义,沈从文与老舍似乎堪称范例,阐明了极权统治下两种类型的抉择。沈从文放弃写作,选择沉默来应对毛政体;而老舍则以自沉太平湖完成了他暧昧的爱国主义。不过阿尔瓦雷的理论自有局限;仅仅视老舍与沈从文为现代暴政的“典型”牺牲品,未免太小看了二者的主体抉择。如果我们视自杀为一种人性自我销蚀的暴力行为,总是取决于太多的私人与公共因素,而在“极权主义”与“极端主义”类型之间、之内,自杀行为必有更为多元的类别层次。就像下文的例证将要表明的,文革期间一桩看来全然极权式的自杀事件,其动机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浪漫私人欲望;而一件“后现代”九○年代迹近“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杀行为,反而包藏了深切的政治创伤。自杀、写作与(后)现代性,在过去四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史里,形成了极复杂的辩证关系。这一现象不应被简化为现成的话语,而需要细腻的历史的反思与细察。

   我选择的个案包括闻捷,大陆五、六○年代重要的红色诗人,文革期间死于煤气自杀;施明正(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台湾诗人、画家、金石家、小说家,八○年代末因抗议国民党政府司法不公,绝食而死;顾城(一九五六―一九九三),新时期才华卓绝的诗人和小说家,在纽西兰砍死妻子后上吊自尽。

   这三位作家来自不同背景,并以不同原因自我了断。但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的自杀行为,要么在其写作行为中已见端倪,要么死后为他人评说,以致盖棺也不能论定。盘旋在这些作家身上的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他们生前的写作,难道就为了一死了事?或者,他们是因为预知死亡,才能从事写作纪事?我将此三例逐一罗列,不能不想起中国现代文化及其身体政治间不可思议的辩证关系。而有鉴于早期王国维、朱湘、陈三立的死事,下文所要讨论的三桩案例,更促使我们沉思上个世纪的中国文人为了生,或为了死,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 闻捷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着名女作家戴厚英(一九三八―一九九六)及其侄女戴慧,被发现陈尸上海寓所[19]。这桩谋杀案震惊文坛,并迅即引起全国关注,因为自八○年代初期以来,戴厚英一直是共和国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戴的小说如《人啊,人!》(一九八一)、《诗人之死》(一九八二)等,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探究一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曾风靡一时。藉此,她跻身“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列。

   戴厚英不是此节讨论的主要人物。不过她的死却有助于我们阐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谜团,即红色诗人闻捷(赵文节)一九七一年的自杀。一九九七年,戴厚英的《心中的坟》于身后付梓;这本书重刊了戴于一九七八年致友人高云一封长达五万字的信函[20]。在信中,戴详述她怎样在一九七○年意外与闻捷坠入情网,以及这桩罗曼史如何导致闻捷于次年年初的自杀。戴与闻的情史曾是文革期间最出名的绯闻之一,并成为戴创作《诗人之死》的原始材料。戴曾在其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一九九四)中,提及此事[21],但直到她致高云的信件出版,我们方才理解这段感情的始末,以及潜藏其中的政治暴力。

   红色诗人之死

   闻捷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因父亲早死,闻捷十四岁被迫退学,到南京一家煤球厂当学徒。抗日战争期间,闻捷加入左翼爱国阵线,在华中地区随一剧团游走四方。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前往延安。四○年代他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于陕甘宁边区《群众日报》任编辑和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涉猎历史剧、秧歌剧、短篇小说等文类。

闻捷的文学生涯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真正起步,其时,他担任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的社长。西北的山川地貌、异族风情深深感动诗人,并驱使他写下大量边疆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册,题为《天山牧歌》(一九五六),昭示一位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诗人的诞生[2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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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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