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9 次 更新时间:2011-12-05 14: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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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画卷不断展开的过程在法律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各种“新兴”权利不断展现的过程。新兴权利之“新”既可以从以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又可以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情景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新兴权利的产生在根本上乃是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而新兴权利与旧有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不仅始终贯穿于法律权利实践的始终,而且彰显着权利发展的真实样态。

  

  关键词: 新兴权利;形式标准;实质标准;权利发展

  

  引言

  

  我们一般都认为,从整体上看,西方世界中不仅权利的观念和意识而且权利的法律确认和保障制度,都是最为发达和完备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更不用说诸如非洲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整体上看,不仅在传统上就比较缺乏权利的观念和意识更缺乏相应的法律权利制度,而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前半期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改变。所以,当时间进到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全球范围之内众多的国家对于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在内的人权文献所宣示和记载的各类具体人权的高度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不无自豪而欣喜地宣告说:“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而“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1](前言P1)

  无独有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都取得异常迅猛的发展,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就是,我国社会不仅在权利的法律制度确认和制度保障方面进步明显,而且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观念也大大地得到加强,这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维权诉讼中就可得到生动的印证。也正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意义非凡,所以,张文显教授以与亨金同样的自豪和欣喜宣告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迈向权利的时代,是一个权利倍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法律问题,来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利问题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经典的权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衍生出许多新的具体的权利问题,而新的社会关系要求在权利大家族中添列新的成员,新兴权利与日俱增;人的权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物的‘权利’、植物的‘权利’以及其他自然体的权利已被提到日程;我们刚‘否定’‘自然权利’的概念,却又面对‘自然权利’的现实;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习俗权利’,国内法的权利与国际法的权利等‘权利’形式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2]

  是的,至少在当代中国,权利的确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观念与思维习惯,新型的、性质各异的各种权利作为“新兴”权利不断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主张甚至获得法律化的制度表达。但是,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正反两面,权利自然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权利话语的张扬,权利主张的扩展,权利类型的增加,以及权利实践的深化,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尽显现代社会的时代风貌,高扬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理念,表征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初步成就;但另一方面,权利话语的滥觞,权利主张的乖戾,权利实践的非理性张扬,确实也存在着使权利庸俗化的极大可能,从而使权利本身也自我蒙羞。正如玛丽•安•格伦顿所说的:“权利话语为我们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影响经常与我们古老而崇高的权利传统相矛盾。虽然它与媒体当前所提倡的十秒钟广播讲话的节目规格完美结合,但却严重限制了进行对话的机会,而这正是一种有序的自由体制最终赖以存在的基石。权利范畴的迅速扩展—延及树木、动物、烟民、不吸烟者、消费者等等—不仅使权利碰撞的机会成倍增加,而且也使核心民主价值面临平凡化的风险。”[3](前言P3)这或许是因为,虽然“人们宣扬,抑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权利,由此拓展了个人自由的范畴,但却未对它们的归途、彼此的关联以及它们与相应的责任或者总体福利的关系给予太多的考虑。”[3]前言P4)

  这也客观地表明,在当代中国,当权利已经逐渐登上社会主义法治的圣坛并日享神圣的荣耀时,我们也真真切切地需要对权利保持着欣喜与忧虑、激情与理性、鼓动与克制之间的微妙的平衡。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确实都需要以我国社会现实中存在并不断地在争取存在的各式各样的“新兴”权利为对象,进行思想与理论意义的逻辑梳理与内涵整理。而这样的学术工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宏观上对于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各种“新兴”权利进行整体描述与大致归类,并一般地探究其共性;二是从更加深入的更微观的层面,以“新兴”权利的典型样态为对象,力求准确地揭示“新兴”权利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和归纳“新兴”权利之为“权利”的严格标准,从而排除和过滤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虚妄的“权利”呓语。作为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产生和存在的各种“新兴”权利状况的初步的宏观考察,本文的探讨无疑属于前者。

  

  一、“新兴权利”的概念描述与范围划定

  

  如果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所带动的法制的进步和法治的发展为背景,而以法律权利为对象,来审视和考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面貌,那么,可以说,这样两个方面大致是我们不能不加以特别关注的:一是三十年来我国公民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确实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显现出了权利话语超乎寻常的社会观念与思想的统治力;二是三十年来我国法律权利的数量急速地增长以及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我国法律权利数量的急速增长和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中,就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以及我国公民来说,生活的事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就是,我们不断地遭遇到了许许多多我们的生活经验未曾识见的法律权利,对于这些法律权利,我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力求加以理解到直接付诸实践;而当我们对于这些法律权利刚刚有所把握的时候,不经意间,又有一些我们未曾识见的法律权利悄然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间。而更为准确的描述大概可以是这样的: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我国公民真实的法律生活与法律实践就是不断地遭遇、了解、熟悉和实践由“新”到“旧”的一个又一个法律权利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也就是“新兴”权利不断展现、不断为人们了解和熟悉并加以生活实践从而“隐去”其“新”,同时另一些“新兴”权利一个又一个相继接续“现身”从而又开启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去”“新”并羽化成熟为法律权利的过程;而至今,这样的一个过程依然在延续之中而没有、也当然不可能中止。所以,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新兴”权利的“兴”与“隐”,就是一幅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画卷不断展开的过程。由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所现实存在的这些“新兴”权利中的某些具体权利样态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和细致的剖析,以及对这一过程所蕴涵的共同性的基本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准确的揭示,而是重点在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权利现象发展的宏观样态做一个大致的描述与总体形象的勾画。因此,本文不对“新兴”权利做严格的定义式概念界定,而只是对其做大体上统一的状态性描述并通过对“新兴”权利进行类型意义上的范围划定而确定其大致边界。我所谓的“新兴”权利及其边界范围,是由如下的一些要件来共同予以确定和限定的:

  第一,所谓“新兴”权利,特指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而这些所谓的权利的“新”现象与“新”样态在别的社会中很可能早就存在。比如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证券的发行、交易,以及期货的买卖,早已有百年的历史因而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因此基于购买股票和期货而产生的一系列相应的权利也当然没有什么“新”的意味;但在当代中国,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渐建立起与证券和期货买卖直接相关的各种法律制度,因此,基于购买股票和期货而产生的一系列相应的权利在当代中国当然就属于我们所称谓的“新兴”权利。

  第二,所谓“新兴”权利,特指自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逐渐出现的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比如,我国公民现在所享有的私有财产权,行政了解权(知情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等。

  第三,所谓“新兴”权利,特指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这里所说的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实际上就是指权利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的伸缩或扩展、限制等变化情况。比如,因购买“国债”而成为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本来就属于一般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但就我国情况而言,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正式以法律的方式制度化地发行国债,因此,因购买“国债”而成为债权人从而所享有的权利,我们也将其归入“新兴”权利之列。

  第四,所谓“新兴”权利,首先包含了已经获得法律意义的那些权利的“新”现象与“新”样态,也就是已经得到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化的权利形式,即法律权利,比如:地役权,股东知情权,股东对于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权,股东派生诉讼提起权等等;其次,所谓“新兴”权利还包括了目前只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的社会性权利主张,尽管其也获得了将其法律制度化的广泛的社会呼吁与社会支持,尽管国家已经将其做了充分的无罪化和无害化的实践处置,但依然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威性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达形式,比如所谓安乐死的权利,[4]同性恋者的婚姻权[5]等等;最后,所谓“新兴”权利同时还包括了异乎寻常的也就是根本有悖于权利传统和权利常态的一些“权利”诉求形式,而根据制度演化的技术操作并从实践可行性来看,我们又很难真正将其制度化,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之内,基本上只能以观念和思想的方式存在的权利主张,比如所谓动物的权利、植物的权利[6]等等即属此类。

  第五,所谓“新兴”权利之“权利”较为宽泛,不仅包含一般所谓真正意义的“权利”,而且也包含了属于“自由”(freedom)甚至“特权(特惠)”(privilege)的内容。比如,当我说“独身妇女的生育权”属于我国的“新兴”权利时,实际上就完全没有将“权利”与“自由”加以区分。

  由上可知,本文所谓的“新兴”权利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概念,它所表征和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表征“权利束(丛)”的统合概念。同时,这里的“新兴”权利肯定更不是一个立法上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证法意义上的严格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概念;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学理上正在加以总结的可能的学术概念;相反,它是而且仅仅只是用以描述我国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某些具体权利诉求和权利主张现象的一个松散的概念。

  

  二、权利之“新”的形式标准

  

  从上述有关“新兴”权利的概念解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本文所谓“新兴”权利,简单地来说,我们完全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个方面来分别考察其具体内涵为何,以及如何对其给予相应的身份认定。就形式标准而言,在当代中国,所谓“新兴”权利,大体上主要是指如下两种意义上的所谓“新”的权利:

  第一,以时间为标准,在中国既定的法律制度中,凡是过去在中国的法律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权利而在新的法律文本中明确规定或者隐含地包含着的法律权利,就是所谓的“新兴权利”。这种情况至少包括了三种类型:

  一是过去的法律文本没有任何规定而新的同类法律文本在条文中非常明确地确认了的新的法律权利,这种法律权利就是所谓的“新兴”权利。这样的例证并不缺乏,比如,我国《宪法》一直没有明确地规定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将《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规定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于现行宪法已经如此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而使“私有财产权”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新兴”权利。再比如,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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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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