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号开始，美国出现了一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旗号是：反对企业贪婪，要求社会公平（贫富分化），遏制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政府救助大企业），反对美国海外战争（要求海外撤兵），此外，也有关注环境问题（停止空气污染）和社会保障问题（扩大医疗保险）等诉求。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大学生，但是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很多美国民众自发捐助支持运动。占领运动起初仅限于华尔街，但是随着时间发酵，这场运动出现了一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参与者中加入了包括大学教授、节目主持人在内“中产阶级”；第二个是运动迅速蔓延至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第三个是该运动大有向全世界“输出”的迹象。运动组织者号召全球各地在10月15号举行全球性“一起占领”抗议活动。全世界积极响应。10月15日当天英、法、德、巴黎各国以及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资本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甚至造成警民冲突。
这场运动估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结果如何难以逆料。国内对于这场运动的解读各式各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认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危机的表现，是美国模式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东方主义来拯救美国。也有认同民粹主义的人从“平民”的角度支持美国底层民众对美国贪婪、无耻的精英模式的反抗。这两种解读带有很强的新闻效应，得到国内很多人群情绪化的附和。还有一种解读，认为这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和美国历史上的进步运动、民权运动以及近年反对大政府高税收的“茶党运动”一样，是美国式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是美国社会自我矫正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这种解读旨在说服，但是在缺乏理性主义的国内环境下无法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撇开上面这些宏大的视角，仅仅从金融学的角度对这场运动进行一番分析。
一、一个误解
从视频画面上那些挥舞着拳头的激愤面孔上，很多人以为华尔街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注定要完蛋了（特别是欧洲等地的过激行为让人们推论，这些国家的行为一定会在美国上演）。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的血性青年，尽管充分发挥“批判的武器”，对华尔街骗子们咬牙切齿，但他们却没有祭起“武器的批判”——对华尔街股票交易进行暴力冲击。自占领运动以来，华尔街股票市场内交易如旧（估计未来也是如此），没有因此出现关停现象，相反，近期美国股市尽管翻江倒海，但总体向稳定的方面转变。从另一个方面，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更是在“完全理性”的秩序中进行。情绪激昂的占领现场不仅设有固定的食品供应部、紧急医疗部，而且还设有法律咨询部——专门为“占领行动”提供法律服务。
国内之所以产生误会，源于双方对这场运动界定不一致。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和我们思维定势中的街头运动不是一回事。前者（占领运动）是社会改良运动，不是推倒重来，而是通过“肢体”表达，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建设；后者则是山林运动，目的是通过破坏性的暴力运动，实现社会结构的彻底改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更多的是一场社会运动，是“美国社会自我矫正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而不是资本主义体制寿终正寝的标志。根据美国历次社会运动的典型模式，这场占领运动会逐渐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运动不但会深入到经济金融领域，还会必然介入到政治、立法、法律领域以及两党政治之间，当然更会变成一场学术创新（金融学）活动。
二、贪婪背后华尔街的金融逻辑
我们把目光收敛，把焦点集中在华尔街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占领运动没有真正涌入华尔街股票交易所，也没有把旗帜插到花旗银行的楼顶，但这并不表示华尔街不该占领，更不表明美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罪责。近十年在一系列因素的主导和推动下，华尔街堕落成罪恶与阴谋的渊薮，金融工具堕落成江湖骗术，这是不争的事实。占领运动矛头所指，主要是华尔街的贪婪和欺骗，以及通过一系列表明上光明正大的市场行为掠夺底层民众财富的罪恶行为。但是，这些都是表象，问题是华尔街和金融市场为什么会堕落到今天的地步？
这个问题要先从1929年讲起。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很快转换为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应对这场危机，美国采取的措施是加强监管，甚至回到管制——规定利息上限，银行业严格实行分业经营（其他还有诸如建立社保等重大措施），同时在货币、财政上实行宽松政策，以提振经济摆脱萧条。尽管如此，1930年代的大萧条旷日持久，给美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但是，我们却也看到自此之后，美国，甚至整个成熟资本主义市场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的成绩得益于一个是对金融业有效监管体系的建立，另一个是迅速反应的货币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后者来自对大萧条的历史反思——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反应迟钝，宽松不足，导致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大萧条。
1976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倒掉之后，牙买加体系建立，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期。浮动汇率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客观上需要创新金融工具来分散汇率浮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在美国，金融管制使银行业面对来自欧洲等地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为了消除管制造成的壁垒，银行业也需要创新金融工具。两种需求叠加，催生了1980年代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浪潮。金融创新为华尔街带来空前的繁荣，但是对于金融监管和金融管制却是致命的冲击。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面对欧洲的竞争压力，美国要求放松金融监管的呼声日高，政府也积极响应，不断放松监管，直到1999年美国通过《进入现代化法案》，1930年代实施的管制措施全部取消，金融业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之下。
三、完全竞争和完美监管的悖论
自由竞争带来效率，这是华尔街成功的原因，但是金融市场本质上是双刃的，金融市场的繁荣也是双刃的。金融市场的双刃性表现在：金融市场不能没有赌性，正是由于赌性产生的泡沫，带来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景气，这是任何一个金融市场存在的基础，但是赌性一旦过头，或者由于赌性制造的泡沫（繁荣）一旦主导市场，反过来又会危及金融市场的基础，毁掉金融市场。那么，怎么样的金融市场是最优呢？无疑适度赌性，或者适度泡沫是最优的。但这个“适度”如何把握？是通过市场自律、公众监督，抑或是政府监管？市场自律在世俗社会是靠不住的，人性的贪婪平均地来说是无法通过自律完全消除。公众监督能否弥补人性的缺陷呢？这一点对于金融市场来说难度在于里外之分：市场内的公众是内部人，本身尚且需要被监督，如何监督别人？而市场外的公众，从短期的视角看，可能是利益不相关的人，让他们实行监督缺乏动机激励。
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政府无疑应该成为主导力量，但是除了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偏执会破坏市场外，政府即使是一个完美的监管者，她能否建立完美的监管仍然是一个问题。金融市场存在两个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一个是预期的未来价值能否实现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是适度繁荣在未来是否引发恶性泡沫的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前者永远能够实现（预期兑现），后者就永远不会出现（泡沫破灭）。对于政府，适度泡沫带来的繁荣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是泡沫破灭带来的萧条又是其必须防范的，而问题在于适度泡沫发展成恶性泡沫几乎是一个馄饨过程，政府监管者本质上是很难事先预测的。从历史上的泡沫事件看，那些引发恶性泡沫的最初事件都是良性的，是被作为经济或者金融繁荣的事件被鼓励，或者被推进的，而一旦发现这些良性泡沫成为恶性泡沫，就已经酿成大患，无法逆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功的监管具有偶然性，完美的监管无法达致。
四、技术发展超越监管的难局
保守地讲，最安全的监管就是管制，但是管制降低竞争，扭曲市场，有碍公平，而缺乏竞争的市场又导致效率损失。美国（西方）的金融监管一直在公平、效率和安全性之间进行取舍。其实，追求效率、放松监管并非一定导致市场的恶性泡沫。这里是一个猫和老鼠的关系。关键不是猫能跑多快，而是老鼠能跑多快。对于华尔街，政府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放松管制本意是通过市场自律和市场监管以及政府监管当局改善监管来达到建立良性市场机制的目的。但是，问题在于与1980年代之后金融创新勃兴平行，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改天换地，尽管监管当局也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监管水平，总体来说，技术发展远超监管能力的事实不容忽视。这就是老鼠速度远超猫的情况，加上金融创新使老鼠的“隐蔽性”提高，最后的情况是金融市场由于技术水平和工具创新，几乎逃出了监管者力所能及的范围，于是，华尔街由于天然的赌性和他律的缺失，变成一个骗子聚集和泡沫狂飙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前商业银行甚至给露宿街头的人发放贷款，这在稍稍具有正常头脑的人看来都是荒唐的笑话，但问题是荒唐的笑话何以成为华尔街的普遍的事实。我们发现除了华尔街精英们的贪婪和无耻之外，在这个荒唐的过程中，政府的监管似乎完全空缺，华尔街恰似无人（守夜人）之境。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和创新的成功，使华尔街逃脱了政府监管，华尔街成了原始丛林，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个是监管当局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地放松监管所致（当然还有格林斯潘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祟）。1999年美国全面放松金融监管的时候，正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如火如荼、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之时，从这个时间的耦合上来看，几乎正是美国政府的放松监管怂恿和制造了一场自上个世纪30年以来又一次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
五、华尔街问题与美国模式的危机
华尔街的问题是当前美国问题的一部分。美国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这种经济模式一个是以高科技为支柱的倒金字塔式的产业结构与金字塔式的劳动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空壳化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情况越来越难以解决。另一个是庞大的、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导致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和对全球资金的依赖性。从美国问题的整体看，华尔街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贪婪，而是由于华尔街在美国经济中的权重，华尔街的贪婪被金融杠杆放大，影响到美国整体（甚至全球）经济。华尔街代表的金融模式过度虚拟化，由此增加了美国经济、金融对外依存度（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不大，但是金融市场对外依存度却很大），这样华尔街的不均衡影响世界，而世界的不均衡也影响华尔街，华尔街的系统性风险骤增。美国问题的具体后果就是无法消弭的对外贸易赤字和金融危机后国内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
美国面对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全球争论的焦点。实际上，美国国内一个方面争吵，另一个方面也调整政策。比如，从实体经济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贸易倍增计划，提出重整制造业的计划，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是解决美国问题的必要措施。从整顿金融来看，一个方面美国政府出手救助华尔街（此举遭到占领华尔街人士的反对，但对于恢复市场信心来说必不可少），另一个方面强化监管，比如，扩大法定准备金涵盖范围，使更多的金融机构置于监管的范围。另外，对某些交易工具进行去杠杆化处理，降低市场整体的风险水平，等等。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实质性的措施其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政策措施无法满足社会对华尔街情绪化的愤怒。这是“爱国心切”的美国学子们走上街头，进而占领华尔街的原因。但是，从建设性的角度看，关键的问题是占领华尔街的行动能否顺利转化成一场社会（改良）运动，进而从政策、立法以及学理方面解决华尔街以及美国的问题。
六、华尔街与中国模式之关联
中美经济相反相扣，成为一个生死结。从“生”的方面看，只有美国经济健康繁荣，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同时，也只有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美国经济才能走出困局。从“死”的方面看，中国可以通过金融（抛售美国国债）毁掉美国经济，同时，美国可以贸易遏制（断绝从中国进口）拖垮中国经济。鉴于这种情势，中美之间在经济方面最佳的策略是合作、互利，谋求共赢，此外别无选择。从长远视角看，美国需要重回实业（美国多生产），而中国必须扩大内需（中国多消费），才能解开这个生死结。就中美之间的金融关系而言，美国过度虚拟化的金融结构中，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回流美国）是华尔街长期以来得以“非理性繁荣”的一个因素，也是华尔街内在的风险之一（中国撤出华尔街的不确定性）。而从贸易的角度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在中国国内变成被动的货币发行。这样，美联储和中国的中央银行都无法独立——美联储一发货币，就增加中国国内的货币发行（通过外汇储备增加），而美联储的货币发行也要靠中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得以实现。
相比之下，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出口市场。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占中国出口额的20%左右（加上香港的转口贸易可能更多），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重，对中国艰难转型中的外向型经济至关重要。美国则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大约持有12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相当于两个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的数量，对美国的国内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影响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对美国的影响和对中国的影响几乎一样大。如果美国的那些爱国青年真的冲击华尔街的资本市场，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资产阶级”，中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也会付之流水。因此，从中美经济结构性互相依存的既成事实看，我们对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应该慎言欢呼，应该用建设性目光期待这件事成为推动华尔街改良的理性力量。
七、“后占领时期”华尔街往何处去
占领之后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后占领时期”，华尔街怎么办？这又是一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三种可能：一个是喧嚣一时，无果而终。这样的占领运动不过时一场民意秀，对华尔街不会有任何改变，没有现实意义，更没有历史意义。第二种是冲垮华尔街，也就是通过暴力终结华尔街。这等于通过暴力终结美国式的金融体系，取消资本市场，这是推倒重来的模式。第三种就是占领运动变成持久的进步运动，进而从法律、立法、学术等各个方面改良华尔街。第一种情况即使在别的响应者那里常常发生，在美国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历来是民间决定庙堂，街头运动的实质内涵是“改变”，而不是“白玩”。第二种情况在全世界发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美国发生更是绝无可能。因为目前，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概念比任何一种普世价值都更具有普遍意义而为世界接受。在美国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情况（当然在其他国家，这种情况可能是奢望）。但是，至于街头运动是否能够尽快转变为立法院和学术论坛上的活动，要视民众情绪宣泄的程度以及华尔街上警察的执法水平。有一种可能是实际的占领运动会比预期的更长，因为此次华尔街的痼疾确实需要更大的冲力才能破除。
最关键和最棘手的问题是，“后占领时期”华尔街如何改良的问题。一个往后走，比如，回到管制，另一个是往前走，比如，改善监管。这个问题是华尔街的必选题，也是我们的必考题——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的出路。我们觉得解决华尔街问题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另一个是微观。宏观上就是解决美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也就是实体产业上“多生产”的问题，从金融市场的层面看，就是美国要适度“去虚拟化”“去杠杆化”，这样做一个方面减少美国金融市场对全球资金的依赖，同时，也降低美国金融市场绑架全球经济的程度。微观上的问题可能是，要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措施，也就是一个方面要“管制上”后退一步（适度管制），起码对金融市场政府要加强监管力度，不能过度依赖自律和市场监管。对有些过度投机的金融创新要适度限制（某些链条过长的证券化工具，杠杆过高违约互换工具等）。另一个就是要采取“进两步”的措施，一个方面利用网络新技术，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水平，另一个方面通过立法，扩大交易信息更多、更充分的披露，让华尔街24小时暴露在阳光之下。
八、“占领华尔街”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国的金融市场可以说中流砥柱，风景独好。但是要看到，中国未受影响，不是监管水平高，也不是市场基础好，更不是企业竞争力强，关键是资本管制、市场封闭的“防火墙”起了作用。面对这样的成绩，面对中国式次贷危机渐次浮出水面，我们应该怎样总结经验，如何措手未来，这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特殊问题。而世界范围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则是我们如何认识中国问题，继而选择正确路径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大有蔓延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中国应该有如下启示：
1、对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才能成功维稳。资本的贪婪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并非没有，而且可能更甚（中小投资者在市场的权益受损更严重），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被占领，也应该进行全面改革，这样才能在全球运动的浪潮面前成功“维稳”。这也是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应该欢呼的理由之一。
2、增加虚拟经济比重。中国金融市场和华尔街尽快贪婪相似，但是具体问题大相径庭。在彼是市场（虚拟）过度，而在此是市场（金融化）不足。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很多金融问题，包括潜在金融危机是国内的金融抑制造成的，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限制金融业，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发展金融市场，增加虚拟经济的比重（特别是债券市场）。
3、开放市场，改善监管。和前述问题相联系的是，放松监管是华尔街危机的原因，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很多问题则是管制过度造成，比如，高利贷盛行就是民间金融被取缔的恶果。比如，股票市场操纵是竞争不充分所致。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应该在总结美国教训的基础上，有序地放松管制，开放市场，改善监管。
4、创新工具，增加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创新也是此次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备受谴责的替罪羊。但是，“过犹不及”。我们之“不及”和美国之“过”都是引发风险的问题所在。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仍然要靠创新（包括引进）交易工具（包括扩大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以增加市场广度，增加市场规模（交易量），以增加市场的深度。
5、加速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石（或锚），美国的金融问题其根源是实体经济结构“过度空壳化”。从宏观上来说，美国的问题是日常消费品方面“产出太少”，而在中国则是档次太低。因此，产业是升级和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是中国经济摆脱美国之“扣”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长远任务。
6、开放民间金融。民间金融不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就始终处在倒金字塔式（大银行多，而小银行少）的非稳定状态，诸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高利贷风险问题就不能根本消除。而合理的金融体系结构则是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基础，长期不予解决，中国金融市场潜在的危机，就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几何增大，而且必然爆发。
（此文系作者于10月20日为广东战略研究院撰写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