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舒尔曼:再论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1 16: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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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舒尔曼  

  

   2011年“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发生前,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好像已经不怎么提平等意识(还有“对不平等的义愤”)了。当初的“新保守主义”——也就是现在的“新自由主义”,重点关注的是恐怖主义的语境下想象出来的“国家安全”,关注的是“自由”。这个“自由”以前是指企业机构和财产权,后来因为国家对“自由市场”进行监管,把它破坏了。这个“自由”也是一种宗教性“良知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后来国家出台法令,许可堕胎、同性婚姻,搞学校世俗化,把它也破坏了。所以,“民主”那时实际上指的是“有限的”、“代议制”政府,它保护的是“天赋的”个人权利,还有个人权利所赋予的自由。可是,这样的平等(和不平等)又在何处?那些替个人权利(和什么什么的自由)说话,反对“激进”、“自由”国家的人,实质上是主张“形式上的”、“抽象的”平等,就是说,只要每个人拥有了法律赋予的发表言论、遵从良知、拥有财产和投票的“权利”,作为公民的他们就算是平等的了;而且,这些法律主体构成了“我们人民”,成了凭借“一人一票”原则、集体行使人民主权的实体。我们的国家被认为理应在上述几个方面保护我们的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然而,就像马克思、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19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运动领袖——译者注),还有凯迪·斯坦顿(Cady Stanton,1815—1902,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先驱——译者注)在19世纪40年代论述过的那样,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是似有却无的。之所以似有却无,是因为它预设、维护了权力、资源方面的深刻差异,预设、维护了对“人民”的成员资格掺进不少情绪化很重的规定。形式上或法律上的个人权利要获得某种普遍性,有两个办法:一是从不平等的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里抽象、提取,二是不承认涉及不平等的基本政治问题——比如,谁使用什么资源,由谁埋单来行使哪些权利,等等。这种似有却无、似是而非的情况,在最近的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美国的一个院外游说集团——译者注)决议里就可以找到:个体(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司企业)行使言论自由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被人们当作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来引用,但它证明人们的表达权力极不平等是合理的。

  

   当前,在学术界,“新自由主义”一词标明,在形式平等权利的法律语言或宪法语言与因其而成为可能的各种明显的社会(或者说“物质”)不平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不过,正像该词的“新”字所体现的那样,这种脱节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实质,它曾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有关个人权利及代议制政府的思想。难怪,自那以后,一帮一帮批评家为了鼓吹某种更具实体性或者说更具实质性的平等观,一再对社会不平等现象作出分析。他们研究了阶级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性别不平等问题,还研究了殖民主义问题。他们一再论证说,“自由主义”妨碍了民主社会的实现,即便难以将其去除,也要对其作出重大改造。的确,看看美国历史,健全、稳固的民主生活虽然也反复出现过,但只是通过搞运动、靠运动来表达对平等和不平等的看法时才出现。于是,有人按今天称之为“社会民主的”方法,对一种极简版的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改造。可是,1968年后,这种修订版的“社会契约”被打着“新保守主义”或“新右翼”旗号的活动分子所取代,只是学术界现在称这些人所操持的方案是新自由主义。不过,在历经里根到奥巴马这段漫长的间歇期之后,对形式平等的批判声音又在美国出现了,这在“占领华尔街”(OWS)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中都能听到。这些声音,让我们有机会通过反思不平等现象对不平等概念进行重新思考(Gitlin 2016; Yamatta-Taylor 1835)。

  

   有人说,第一场运动即“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明确具体的诉求。但是,那种“1%对99%”的思考习惯融进了大众文化,融进了2012年的总统大选,它成就了非凡的(而且是成功的)组织过程,提高了最低工资。2016年总统竞选,“不平等”仍然是一个情绪化很重却又含糊不清的词儿,经常是说到“中产阶级”或“美国的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时,便会把它抛出来。依照“机会均等”的原则,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提升,很可能使美国梦成为空梦,个人无法成就富足,代际间难以流动。所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抛出“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某种类似“新‘新政’”的东西,其中,要在教育、健康、退休等方面的资源获取机会的分配方面实现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就必须改变累进税制,对富人征得更多,对穷人征得更少,还要对企业控制市场的权力实行限制并实行公共政策。桑德斯的批评,并没有明确地将收入不平等和政治腐败与不平等的另外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不只是黑人的生活区域“隔都化”(ghettoisation)、大批黑人遭监禁、警察施暴等“新《吉姆·克劳法》”种族歧视问题,还有4600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口(多数是白人,但黑人占的比例也极高)——联系在一起,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则直观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问题。看看巴黎的气候变化谈判情况可知,相对于欧洲—大西洋(新)殖民主义造成的以全球种族界线为特征的更广泛不平等,前述那些不平等还都是局部的。与此同时,在美国,70%的白人投票给了共和党,急不可耐地为不平等辩护,说穷人、坐监入狱的人、困守贫民窟的人都是命该如此。共和党人的论点是,“我们”是合众国立国先辈们的权利的继承者,破坏我们这一地位的不是我们中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而是黑人、妇女、同性恋和外国移民,他们要求得到承认,索要资源,逼迫政府动硬动粗来监管我们,征我们的税,甚至剥夺我们的财产。其结果,就是唐纳德·特朗普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如果说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一些人的平等权利(如积累、占有、说话和决策的权利)是靠支配另一些人来获得的,那么,共和党这种本土主义(nativism)传达的信息便是:从属者对平等的诉求,必然包含着不应得者对应得者进行不正当的剥夺(Fraser 1983; Hochschild 1997; Lowndes 2012; Skocpol 1987)。

  

   所以,“平等”的言论,如果不联系具体的不平等问题(比如,哪些不平等要纠正,如何纠正、以何种代价、靠牺牲谁的利益来纠正),都是华而不实的,搞粗糙的政治操弄时倒可以用一用。本人在此提出两个核心主张。其一是,只有参照不平等来定位平等,平等才是一种政治上激进的、有活力的理念,要在相关方面对平等作出规定,要解释清楚平等如何重要,特别是,要向那些必须失去某种被视为宝贵的不平等才能实现更广泛平等的人解释平等多么重要。本人的第二个观点是,对平等的每一种解说,必然包含某种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分清“谁”——于是就有了廓定“谁”的边界,就是说,为平等立论,必定要触及诸多带情感色彩的问题(比如成员资格、身份地位、界线等,这些问题不限于一国之内,还存在于国家之间),对于这些,不能回避或者一味地斥责。一种关于平等的激进或民主的表述,如何能做到时时警惕它无可逃避的影子呢?对平等和不平等进行这样的反思,又可能会如何改变我们对何为民主、民主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民主意味着什么等问题的想象?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本人打算先谈谈自由主义体制与这种体制的平等主义批评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再对托克维尔思想作一次大胆的重新解读,不过最后,我将以说明激进民主派为什么必须抛开他们的平等观或者所有以权利为基础的平等观这一点作为总结。

  

   刚才说了,本人的第一个主张是,要抓住由个体权利体现的关于平等的正式司法语言,以及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所预设和否认的不平等的社会文化维度。任何一种民主体制都需要一种语言(和宪法框架)来认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但是,平等的理念还包含了一个意思,这就是:社会权力是相互性的(reciprocal)。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一个野蛮的悖论:美国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关于平等的革命宣言,还有另一个是种族奴隶制和拓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扩张主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里,“平等权利”无论是就抽象的规定而言,还是在理论原则上,都是“形式上的”;而在社会实际中,“平等权利”是不强制执行的,是不可能执行的,或者说(比如言论自由权)是不平等地执行的,因为公民们实际上继承或实现的社会权力、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源是绝对不平等的。而且,形成这样的不平等,其一是全然不顾形式平等赋予的权利,其二还借助了形式平等赋予的权利。形式平等与公民社会的制度所产生的实质不平等之间,是相抵触的,而面对这种矛盾,批判者经常是重述对个体权利(或“人权”)的普遍意义这种基本诉求,可是,除非从不平等权力的实际和不平等权力的生成机制入手,质疑这种现实和机制,否则诉求便无非是在重复上述那个悖论(Coulthard 2014; Hartman 2012; Jordan 2001; Morgan 2009; Rogin 1999; Slotkin 2011,1973)。

  

   从以上情况看,社会运动和批判者的一个传统做法,的确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所谓的“反叛的普遍性”,以便将公民身份资格的范围扩大——把被承认为公民的人员的范围扩大——同时,落实所承诺的公民身份的形式权利。妇女、工人的社会运动触及了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有血缘制度和性别行为规范造成的,也有规范财产、生产和利润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因此,这些运动的努力拓宽了民主的定义,使之超越了选举和立法的正式场所,因为,它们在向工作场所和家庭空间里的不平等权力、向阶级关系和血缘关系结构中的不平等权力挑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公共领域与所谓的私人领域的划分提到了政治高度,把可以算作政治问题的事情的面扩宽了,让其也对集体决定和行动开放。在近现代自由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的长时段(long duree)当中,被奴役、被殖民、被剥夺权利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民发起了一次次的起义抗争,有时候是拒绝接受美利坚民族的普遍性主张,更多的时候是承诺要更好地实现这种主张。但无论属于两种情况的哪一种,由于这些批判者被贴上了原始粗野、非理性、不成熟的标签,成了文明、理性、成熟的对立面,所以,他们不仅重新描划了公民身份的界线和政治场所,也重新设定了美好生活的意义和人的定义。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译者注)曾对获得选举权的人说:“为什么我想融入你们激情燃烧的屋子?”他举例说,不平等的最伟大批判者所追求的平等,并不是同化到获得选举权的人所说的文明当中,而是从根本上重构平等(Baldwin 1963)。

  

我们自己的危机时刻,就是这条种族断层线(racial fault line)遗留影响的结果,是为改变那个本身具有法律双重性的个人权利框架下过一番工夫之后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经济所要付出的代价的后续效应。在一个维度上,形式上获得了公民权的公民,在经历被夺去他们所说的“中产阶级”的资格和安全感后,体验到不断加重的不安定。更严重的是,去工业化以及美国福利国家的弱点意味着,根据每一个被剥夺的指标来衡量,都有近5000万人(主体是白人,但黑人占的比例很高)生活在持续贫困之中。在第二个维度上,被监狱收监的人有700余万,非法移民有1500万,还有4000多万正式获得了选举权的有色人种,他们正被迫处于一种族群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这种状态取消或侵犯了多数白人甚至白人穷人都认为是理当拥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种族化的不平等维度常常隐藏于平淡的视界里,在一个由物质指数衡量的相对连续统上是找不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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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9年12月第4期P19-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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