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失败者的不归路

————蔡玉镶《突围——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9 次 更新时间:2004-10-08 09: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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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尽管我一再地表示想要摆脱身外与身内的沉重,但依然如山般的压来——这又是一部让我无法平静地对待的书稿。

    

  书写的并不漂亮,但却十分的真实——正是这真实令人战栗。

    

  单是这篇《矮子家族史》里的这一声长嚎:“矮子,苦哇”,就足以催人泪下。有谁会想到,身材的矮小与其貌不扬,竟给人带来了如许的屈辱;仅仅是要与别人平起平坐,活得有头有脸,竟要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又有谁会关注,这“矮小”的身躯承受着多少精神的与肉体的苦难,蕴藏着怎样一个巨大而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那异乎寻常的自卑与自傲,与身体的矮小形成巨大反差的内在的志气、英雄气、风云气、大丈夫气,那越是受压受挫而越加强烈的内心的不平,焦灼,愤激,狂躁……,水里浸泡过干百次、烈火里熔炼过千百次、污血里爬滚过千百次仍然不屈不挠的钢筋铁骨般的顽强的生命力,那拼将青春抛掷,不惜血肉溅飞,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舍命挣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代人倒下,下一代接着冲上去前仆后继的奋斗……,这都构成了一部历史:作者个人的血泪史,蔡氏家族的血泪史。而且我要说,这一切,包括“矮子“的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难道你不会由此而联想起我们的国家、民族?作者说,他发现本世纪曾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孙中山、鲁迅,以及邓小平,都是矮子;这事实或许有某种偶然性,但把它视为一种象征,也是可以的。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后,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自身的“矮小”(落后),由此而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挣扎史,奋斗史。于是,本书作者和他的矮子家族所显示的前述精神特征,固然带有明显的个人性与家族性,但却具有更督远的典型性,这是一个本世纪的典型精神现象,它是能够让人们联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奋斗中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内容的。

    

  但我最想强调的却是本书的另一种典型性:“矮子”是可以视为“受屈辱、被损害者”的代名词的。作者把他的这部血泪之作称为“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是大有深意的。作者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农民即使他已经脱离了土地,成为一个知识者,但依然没有忘却、也不可能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底层”性。于是,他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正是农氏及底层人民养育了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们为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付出最多,牺牲最大,但却因为贫穷,因为没有文化,而长期被人“矮视”,受尽屈辱,而且前述民族的屈辱主要是由中国的底层人民承担的,可以说,他们是将民族的、阶级的屈辱集于一身的。这正是构成了本书作者这样的“底层知识者”最根本的生存体验,他(他们)对“矮子”的处境的特殊敏感,格外深切的痛苦,其实是包孕着这更为深广的历史内涵的。

    

  因此,尽管如鲁迅所说,这还不是沉默的国民自己发出的声音,但这些底层知识者的挣扎与呻吟,是应该倾听与关注的。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被压抑了的声音。我在刚写完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这世纪之末,听见的是一片狂欢之声,早已将弱者的哀哭掩埋。知识精英依然高谈阔论,但中国的“矮子”们,这些备受歧视,备受凌辱的人们的真实的痛苦,却不在论题、视野之内,君子远离庖厨,大家相安无事,大概就要在太平声中迎来新的世纪吧。

  

  那么,这执拗如怨鬼的一声声“矮子,苦哇”,实在是有点扫兴。不知道愿意倾听的人,还有没有?

  

  (二)

  

  本书最动情的篇章都是献给奶奶,母亲,父亲,哥哥与妹妹,献给自己的家族的。这是作者和中国的底层知识者的“生命之根”。

  

  于是,我们听见了:“一字一顿,几乎是从喉咙管里扯出来的,奶奶咳着,喘着,用整个生命唱出的”歌谣——

  

  天——公——公——喂

  地娘——娘——喂

  保护——我家小——毛

  升——学——堂——喔

  

  作者告诉我们:“当天夜里,奶奶便离我而去了。……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支摇篮曲,我流着泪,默默地唱着哭着重复着,于是它变成了一首古老缠绵悲凉凄惨和深刻沉重的安魂之曲,在我的耳边永远回荡……”(《摇篮曲》)。

  

  大概每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者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他们的耳边永远响彻着这古老的生命的呼唤。

    

  这古老的声音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心灵深处的:他们几乎一字不识,深信自己的一切不幸都与此有关;于是,知识、文化、学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一种神圣性,他们是如此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念书识字,有着另一种命运,这是整个家族希望之所在。让孩子上学,有个“出息”,光宗耀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村吃苦耐劳的父母的生命存在的全部价值。对于作者这样的“矮子家族”,读书就更具特殊的意义。这是奶奶临终前的嘱咐:“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些投人家降”;这是父亲的信念:“人矮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矮又没有本事”;于是形成了儿子的理论:“矮子的强大靠的是精神,矮子必须从智慧方面发展”。这可以说是物质贫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以至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从自身的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生存哲学,这是绝境中的希望之光:读书,追求精神的丰富,成了“矮子家族”的唯一生机。因此,当读者看到作者的父亲怎样逼孩子念书,扯耳,碰壁,踢腿,罚跪……,是不能不受到震动的:在这几乎是不近人情的残酷背后,隐藏着的是怎样巨大的期待与爱!中国的农民的孩子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会埋怨自己的父辈,只会把这一切深理起来,成为刻骨铭心的原始记亿,化作最基本的生命欲求:无论如何艰难,也要读好书,报答父母,为“矮子家族”争口气!作者说,奶奶歌谣里的期待是他生命的“安魂曲”,这是实在的:不读得个“出息”,这些农民矮子的子孙的灵魂是永远也不得安宁的!

  

  这样,中国农民、大地母亲哺育了自己的儿女,义把他(她)们送出了土地,并且期待再也不要回来。

  

  (三)

  

  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同辈,于是在父辈的嘱望中,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

    

  这历史的选择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年头,是一个做梦的时代。在作者的笔下,成了永远怀想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散了多少步啊,那个时候说了多少话啊,那个时候写了多少信啊,那个时候吹了多少牛啊……”’“那些放言肆胆谬谈阔论的日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今夕何夕——致洪波书》)于是作者做起了“文学梦”,一个玫瑰色的梦。作者在九十年代回亿说:“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中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学梦”’“那时候的风气是不爱作官爱文学,不像现在文学很臭,每一个人摸到自己的肚脐眼都是钱”(《大哥的文学梦》)。他说的完全是事实,尽管在今天的青年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现代神话”。正是文学把这个“矮子家族”里的后代内在的英雄气、丈夫气全部诱发出来,使他坚信:通过文学的天梯定能使自己由躯体的“矮子”变成精神的“巨人”。整个家族也这样期待着他:“我家的玉镶佬将来在文学上大有前途”!在那个“文学是崇高的事业,每一个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都被捧为天上的星座”的时代,这无异于宣布,他将从根本上振兴蔡氏矮子家族!——这志气,这责任,这预言,这自信,以后就成为一个挣不脱的梦魇,永远追慑着他,压迫着他的灵魂。

    

  本书的作者就这样在八十年代的梦幻中,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蜕变成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知识者。

    

  他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里支身下来。一一终于脱离了土地,却又开始了新的生命的苦难历程。

    

  无论如何,总算成了“公家人”,这应该是有了“出息”,家族的梦想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但他不能,他仍不得安宁。

    

  他陷入了中国小城镇的灰色生活的尘埃之中。这就是本书“生存之累”中所描述的那些“有聊”的与“无聊”的日子,“教书,回家,吃饭,屙屎,困……”(《无忌的诗》),“生活的轮子艰难地朝前滚动着,碾碎了我的青春。头发,白了;胡子,硬了;眼角,有了皱纹。生活的轮子继续无情地朝前蠕动着。无声无息。无香无臭。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过年》)……

    

  这无血的杀戮,在契河夫的小说,叶圣陶、芦焚……的小说中都曾出现过,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苦恼,因而通常也是依靠时间的流逝造成的麻木来自行消解的,至少对大多数的小城镇的居民,包括其中的知识者,都是如此的。

    

  但本书的作者,这位念念不忘振兴矮子家族的大业的农民英雄的后代,这位八十年代的乌托邦的梦幻者,却长久地沉浸于真正的恐惧之中。他害怕自己陷于“危城”里不能自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冲出去!(《冲出危城——致唐师》)

  

  于是,开始了他的“突围”的悲壮历程。

  

  而且他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这大概是出乎这些八十年代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的意外的:当他们怀着种种英雄梦走出校门,还没有来得及大展宏图,就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大潮淹没了。“时代”翻了一个脸:理想主义、启蒙主义被送上了审判台,金钱与权力突然受宠,钱权交易成为时髦;追求精神被视为神经有病,快乐、纵欲成为唯一原则;“文学”从神圣的殿堂上跌落下来,成为嘲笑的对象……。

    

  于是这些无论如何要弄出个“出息”的中国的农民的子孙,又面临着选择的分野。——或许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本书写到的发生在九十年代的蔡氏兄弟的论争。

    

  大哥本是这个家族痴爱文学的传统的始作俑者,但也正是他首先提出疑问:“精神,纯洁到纤弱的精神,又怎能逃脱力大无穷,美丽无比的物质巨人的强奸呢”?(《长兄致二兄书》)他发现“文学梦”将把他自己,连同深受他影响的弟弟、妹妹,以及整个家族引进一个“死胡同”。于是,开始用嘲讽的语气来重述自己当年被退稿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他的每一次叙述都是以感伤的唏嘘作为结束的。他以对待文学那样的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政界,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以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举而实现了光宗耀祖的世代农民的梦。而做弟弟的却仍痴迷、忠实于文学,在他看来,哥哥是在“以《红与黑》中削尖脑袋柱上钻的的于连为榜样,摇唇鼓舌来为当官的歌功颂德,圣洁的高贵的文学女神的贞操被一次次地出卖给了浑身酒臭的县处级官僚,独立的文学的人格变成了御用的工具”。兄弟因此不再通话,直到那一个春节,哥哥大醉之后,重又叙述那个古老的退稿的故事,却拿出一箱纸色发黄但却保存完好的文学手稿,边说边哭,动情处竟至顿足捶胸,弟弟这才明白“文学梦”依然深藏在哥哥心灵深处(《大哥的文学梦》)。更料不到的是,不久,哥哥因劳累过度,脑溢血突发而猝亡。

    

  这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是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或许那令人感伤的结局才多少有些偶然性。本书的作者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于连的影子,这更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底层生活的经历与体验,那因被压抑而变得加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是能够孕育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赌徒的。在这个意义上,哥哥是一个不彻底的于连,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出卖给金钱与权势的魔鬼,他的天良未泯,因此才有那失声痛哭,他仍然是一个牺牲品,最后的结局或许有一种必然性也说不定。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成功的于连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在爬上了政治或商业的高位以后,以百倍的疯狂攫取原先不可能染指、因而显得格外耀眼的“黄色”(金钱)与“红色”(权力),或许自以为是在复仇,其实疯狂吮吸的正是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的骨肉。这是一个迈为深刻的悲剧,但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这里也只是顺便提及。

    

  回到本书作者的选择上来:如果说八十年代对文学的迷恋完全是一个美丽的梦,九十年代在文学已经失去光采以后,仍然痴心不改,就多少具有某种挣扎的意味。作者说他是在“坚守着这最后一道防线”(《哥哥的文学梦》)。他要坚守的不仅是他的“矮子家族”的振兴梦,更是那早己渗入血液的家族哲学:要以自身精神的强大对抗外在的磨难。这里是内含着一种中国农民的执拗、自尊与诚实的:一切仰赖自己而不作任何非分之举。作者内在的农民气质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他不怕吃苦,准备独自承受一切物质与精神的苦难,只要能突围出来!他同时坚守的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精神至上:多少个孤独的夜晚,他伏案疾书,也是在喃喃自语:“精神与物质的重建是同步的。更何况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所有的民族的最后都是以精神作为其归宿点”(《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人们啊,永远不要忘了,人类在摆脱了物质上的流离失所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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