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9 次 更新时间:2020-08-11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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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40后”、“50后”,“60后”、“70后”与“80后”、“90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40后”。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

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作出了此后决定我的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厉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

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

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我与“40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

“文革”开始在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的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50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中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很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40后”、“50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

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群人从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被处以极刑的。

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作出牺牲的。当然,我们一起读书,也不全是如此严肃,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朗诵、爬山、游泳、做游戏,甚至谈恋爱。后来,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更难忘,娄山湖畔(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和清汤。”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后”、“50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地自责。这里所暗示的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国家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社会的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实在“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

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

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参看本书《承担,独立,自由,创造—漫谈〈民国那些人〉》一文。][1]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轻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回想起来,退休后的十二年来,我和“80后”、“90后”的青年,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也可以看作是前述意见的一个深化和展开。

(一)“沉潜十年”

“真正有志气的青年,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真正有力量、有自信的人是不会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要沉潜十年”,“沉潜到民间、底层,沉潜到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历史的深处”,“沉潜十年,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鲁迅语)。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是如此。”[参看本书《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一文。]

(二)“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们现在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当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自身的存在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因此想发出一个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前言》,见《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三)“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激进,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样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同时这样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

而在内心世界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命瞬间的踏实感。”[《面对21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2003年。]这正是所谓的“低调的现实的理想主义”:“想大问题”即是坚持大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底层关怀,这是对前辈理想主义的继承;但“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着重点滴的力量,从小事做起”,这又显示了新时代的理想主义的特色。[参看本书《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雪灾救助活动的启示》一文。]

(四)“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普遍存在焦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又不甘于无所事事,怎样摆脱这样的困境?“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我们“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自己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时,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的志愿服务;在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生活在真实里”。

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它就具有内在的力量,现在我们又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只要我们做得好,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就会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到改变周围人的存在。”[参看本书《为生命给出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一文。]

(五)“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由‘物质主义’的时代向‘后物质主义’的时代过渡的历史转折期,也许现在许多人还是延续着物质主义时代的思维与习惯,沉迷于物质与欲望的‘小时代’,但有思想、有觉悟的青年,应该看到时代发展的新趋向,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更自觉地追求健康、快乐、有意义的新生活。”“鲁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健康地快乐地活着,幸福地度日,背后有一个幸福观的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意义地活着,合理地做人,背后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体的关系”。“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讲起来容易,实际上内涵很丰富,需要我们去研究、琢磨,更需要我们去实践。”[参看本书《读书,为了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一文。]

不难看出,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是我这个“30后”与“80后”、“90后”的共同话题,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好多青年朋友都对我说,这些命题都成了他们的座右铭,我听了也很高兴。

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讲学,我开了两门课,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

因此,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以“80后”为主,也有“90后”、“70后”、“60后”的。他们开始和我交流,还有些拘谨,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近了。我发现,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40后”、“50后”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国民党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

而两岸的“80后”、“90后”,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相近处就更多。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用不着提防,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因此,我在课程结束后的《感言》里,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一群人,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互相触动,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因此,我们应该相互感谢。”


文字来源:《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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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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