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学术纪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5 15: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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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一九八一、八二年

   1978年回北京读研究生,并于1981年毕业,留校担任王瑶先生的助手。但一入学,王瑶先生就教导说,要沉住气,北大的传统是“后发制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要乱发文章。因此,直到1982年还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就因为研究生同学张全宇英年早逝,而写下了《悼“第一个倒下者”》这篇没有发表,也无处发表的悼文。其中谈到“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就已经隐含了我一生的定位:“历史的中间物”。

   一九八五年

   直到这一年,我才真正准备好了,开始在学术界、思想界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这一年春,我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年连续两个学期,我在北大第一次独立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并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心灵的探寻》一书:“它是我对鲁迅的第一个独立发现,我也第一次发现了我自己”,“这是我的《狂人日记》”(《再版后记》)。

   一九八八年

   1986、1987、1988连续三年都是这样度过的:一面紧张而愉快地写着《周作人论》与《周作人传》,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一个爆发期;一面却依然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家人的调动,住房,等等——所困扰,更由此照见了自己的胆怯无能,卑琐平庸,而自愧。因此,写下一篇短文:《我的那间小屋》。

   一九八九年

   这一年,我五十岁。在我的生日——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已年正月三十日)晨,写完《周作人传》最后一个字时,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又是一次艰难的精神清理:周作人研究既唤醒了我家庭的影响和幼小的教育所播下的对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近乎本能的追求,和建国后我所受的革命教育发生了激烈冲突;但周作人的失足又引起了我对排斥民族、国家、群体意识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反思和警惕。

   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卷入了社会的大动荡。在事件发生前,我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连续写了《现实的危机在哪里》、《由历史引出的隐忧》等文,这大概是我最早写的时政、思想评论文章。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觉相反,我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审视,提出了“在中国,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的命题。

   一九九零年

   王瑶先生在那样的历史时刻骤然离世,顿时有一种“大树突然倒了”的恐惧,并且分明感到,随着先生的远去,一个时代,那个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了依傍,一切都要自己独自面对。

   一九九一年

   这一年依然处于“生命的低谷期”,精神的痛苦未除,又遭遇病魔的袭击,终于躺倒在手术台上。病后就有了先前没有过的“要赶快做”的念头。《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写作不仅圆了我少年时期的戏剧梦,更具有了“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性质。我也终于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写作,走出了时代与个人的“郁热”氛围,进入生命的“沉静”状态,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创造。

   一九九二年

   这一年,迎来了自我学术、思想、生命创造的一个新的高潮,其标志是完成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这是我对“这些年来,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历史巨变”所提出的时代重大课题——“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一个学术的回应;是对我自我精神结构中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一个发现和自觉的反省和清理;是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开始;是我的学术视野从中国向世界的扩展;是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互渗透的一个尝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命题,是我的学术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部著作。

   一九九三年

   也许只有到1993年11月24日写《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这一刻,我才意识到那沉重的死亡记忆(二十七年前和几年前的)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和学术,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梦魇。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贵州这一方土地,和青年这个群体之间的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它也必然要渗入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中,或许我以后的学术发展与变化,也就在这一刻悄然不觉地开始了。

   一九九四年

   应该说,1993、1994、1995年连续几年,我都沉浸在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反思、反省中。《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反省的对象,是启蒙主义。这既是对自己一直坚持的启蒙主义立场的反省,也是对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思。我依然从鲁迅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强调了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后来,我又明确地将其概括为“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并以此作为我自己的基本立场。

   一九九五年

   1994、1995年间,应韩国外国语大学之邀,任中文系客座教授。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思考和无顾忌的自由写作,开始着手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对“我和鲁迅”的关系进行了基本的清理以后,我迫切需要处理“我和毛泽东”这样的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精神与生命课题。

   一九九六年

   1995年底,一个突然的约稿:谢冕先生主持《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希望我加盟写“1948年文学”一书,就改变了我的写作计划,并于1996年写出了《1948:天地玄黄》这本新书。在完成了《周作人传》以后,我就开始了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计划以此作为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开端。尽管已经准备了五、六年,积累了大量材料,却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就始终未能提笔。而谢冕先生“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设想,就突然激发了我的文学史想象和写作热情,并因此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

   一九九七年

   1997年,是我的学术研究、写作,以至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捩点。有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这种转变的宣言。《我想骂人》倾诉的是,作为“宁静的学者”的“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和悲哀”,因此,“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学院的大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为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从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也就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因而强化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自我本性的精神境界:“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大爱与大憎的结合”。这自然也要付出代价:平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通过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回顾(我正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强调“民间思想者存在的本身,对于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煞的价值”,这就预示着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参与和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进行民间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形态的研究。

   一九九八年

   我的介入现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机,推动一个“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的民间纪念活动,以冲破八十年代末以来北大校园沉闷、窒息的空气,对新一代的北大学子进行新的思想启蒙,发扬“科学,民主,自由,独立,批判,创造”的五四精神。

   一九九九年

   这一年,我六十岁。写《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文,这是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思想史”研究的起端,后来写成《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200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重大开拓。

   二〇〇〇年

   这一年,我“运交华盖”:先是全国性大批判,最后是权力出场。幸而我身处北大,在中文系领导、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保护下,我依然保留了教书的权利。我在“咒骂声不绝于耳”中做自己的事情:为中小学生编写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借以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思想启蒙。这一年的生命体验,最后凝结为一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

   二〇〇一年

   但在2000年底,我还是因为身心交瘁而病倒了。但正是在病中,我第二次与鲁迅相遇(第一次是文革后期),我又获得了超越苦难,从低谷逐渐走向高山的生命体验。2001年初,大病初癒,我就“带着伤痕累累的丑陋面孔”,迫不及待地走上北大讲台,讲了一年的鲁迅,最后整理出了《与鲁迅相遇》一书。我的讲课和写作风格也逐渐从峻急走向从容,但内在的批判的、怀疑的精神,则始终如一。

   二〇〇二年

   终于到了和北大告别的时刻。

   2002年6月27日上完了最后一课。当天北大校园网里,学生发了六百条帖子,许多学生都说:“钱老师一路走好”,听起来颇有悼亡的味道。也有学生说:“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愿意接受的也就接受了,不愿意接受的,大家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说的是实话。最让我动心的是学生的这句话:“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我一辈子给学生写了无数评语,最后得到了学生这样的评语,我满足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

   学生问我,退休后,你要去哪里?我说,要回家,要去中学,要到贵州,去“追寻生存之根”,后来这就成了我的第一本《退思录》的书名。

   二〇〇三年

   这一年,我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了《贵州读本》,然后带着这本书到贵阳和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各地区,和当地的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贵州。这是重新建立我与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寻找自身的根。

   在学术与写作上,我也因此大有收获。先后写了很多文章,纵论“贵州发展道路”、“贵州大学教育”、“中国乡村建设和改造之路”、“地方文化研究”,具体探讨“屯堡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当代以“小城故事”为中心的“文化志散文”的意义,并和友人一起提出了“构建地方文化谱系”的命题,最后结集为《漂泊的家园》一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二〇〇四年

   2004年三、四月,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了“鲁迅作品选修课”。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分别讲了一个学期的鲁迅。这不仅是对中学教育改革的关注与参与,由理论鼓吹到亲自实践,更是自我生命的回归:中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这也是我对鲁迅认识的深化与传播鲁迅的大计划的重要环节。在我看来,鲁迅属于为数不多的民族精神原创性、源泉性的文学家、思想家,如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应该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工程的重要组成。我因此用了极大精力,编写了系列《鲁迅读本》,即《小学鲁迅读本》(和小学教师刘发建合作)、《中学生鲁迅读本》(和几所中学老师合作)、《鲁迅作品十五讲》(供大学生学习用)、《与鲁迅相遇》、《鲁迅九讲》(供研究生和成年人阅读与研究参考)。我的讲稿也整理出《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

2004年我还积极投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组织“农民之子”主持的“首届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的工作:这是参与民间青年志愿者运动的开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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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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