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2 次 更新时间:2022-12-04 00: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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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如果查名人辞典,会找到这样的记载:王瑶,山西平遥人。1934年到193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以后又到西南联大学习,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清华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到了北大。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他对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据有关专家说,可能到现在中古文学史的有关研究还很少有超越他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写《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所以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存在于学术史、教育史上的王瑶。

   但这样的王瑶未免概念化与抽象化,看不到他的精神,更看不到作为一个人的王瑶,以及他的个性,他的人格魅力。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睽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既介绍了他的历史,也把个人的精神和性格写出来了。所谓“两陷囹圄”,指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他任《清华周刊》主编,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生刊物,王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敏锐的思想、判断力与文学才华和功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自我描述既是形象的也是精神的。所谓“华发满颠,齿转黄黑”,表面上是说自己头发本来是黑的,现在人老了,就变成白发了——见过王瑶的人都会对他的“一头银发”留下深刻印象。人的牙齿一般都是白的,而王瑶因为烟抽得太多,所以他牙齿是黄黑的,这就叫“齿转黄黑”。这是对自我形象的描述:一个牙齿黄黑、满头白发的老人。但他接下来说“颇符‘颠倒黑白’之讥”,就有言外之意了,让人猛然警醒:这一代人生活在“颠倒黑白”的时代。那么“浓茗时啜,烟斗常衔”讲的是什么呢?王先生极喜欢喝茶,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喝茶,晚上睡得很晚,大概早上三四点钟才睡觉,睡觉前还得喝茶;又喜欢抽烟,老是衔着烟斗,王先生手衔烟斗的相片,已经构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但接着又冷不丁说了一句:“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天天喝水,自然“水深”,天天抽烟,自然“火热”——但这背后,又隐含着多少个人的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辛酸!

   更重要的是,这里表达了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王瑶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这是我们对王瑶精神的一个理解与概括:我们把王瑶看做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那么,什么是“魏晋风度”?什么是“五四精神”?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都有两方面:一是“峻急”,王瑶讲“颠倒黑白”,讲“水深火热”,就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一个严峻的判断,这就足以表现王瑶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一是“通脱”,王瑶说他“出语多谐”,如此严酷的事实却用这样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表现了一种心态: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又在其《自我介绍》里,为自己留下了最后一幅图像:“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直到今天,我一提起先生,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未名湖畔衔着烟斗,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王瑶。这个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弟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瞬间永恒。

   王瑶的“出语多谐”,也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有他的弟子回想起先生,常常要想起他非常锐利的目光,被他看一眼,你就会感到一种威压;另一个就是王瑶的乡音和他的笑声。先生一口山西话,讲着讲着自己就哈哈哈地笑起来。陈平原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王瑶师,是在中山大学当学生时听先生演讲——平原是广东人,自然听不懂山西口音——他那突然而发的笑声更让人听得莫名其妙。但就是这莫名其妙的笑声,深深地吸引了陈平原,这或许就是他最终成为王瑶弟子的最早的因缘。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先生著作里的语言和他日常谈话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先生著作的语言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严谨而简洁;但日常谈话确实“出语多谐”。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入木三分,到了刻毒的地步。王瑶也是这样,假如私下讨论一个人或一类人,他会用一句话概括,也是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我们今天就常常遇到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却常常被培养为接班人,而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很可怕,他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刻毒,也击中要害。王瑶在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也反过来问自己:我是不是也面临着这样的两难,虽然我比王先生年轻。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过程。在“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还有一句话在全国到处流传,但许多人不知道这是王瑶说的,发明权属于他,这话就是“说了等于白说,白说还得要说”。这高度概括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言说困境以及在困境中挣扎的现实。许多人的感受,被王瑶用如此简明、准确又充满调侃意味的语言表达出来。此语一出,传遍全国,且经久不衰。我有时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吃文字饭的,说了一辈子的话,写了一辈子的文章,能够有一句话让许多人永远不忘,就是很大的成功了。而王瑶说了很多这样的话,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不只是语言的智慧,更是人生智慧,也是一种生命境界。

  

   我与王瑶怎样相遇

  

   我1960年大学毕业,被分到了贵州的安顺,当时就有想法,要考研究生,想继续到北大来读书。但我这个愿望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考试,才有实现的机会。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整整等了十八年。在等待中我在贵州也做了点鲁迅研究,并且产生了一个梦:要到北大的讲坛上来讲鲁迅。这个梦一直吸引着我,文革期间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相信知识总会有用。但真正到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九岁,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什么资料也没有,《现代文学史》教材只找到半本。所以那个时候尽管非常想考北大,又实在不敢考,因为我在贵州看北大,觉得高不可攀.但又非考不可,因为文革中我的外语已经荒废了,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要考外语,独有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等几个专业不考外语。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王瑶出的主意。据说他找到北大中文系的党委书记,问:“你想不想要人才?”党委书记说:“当然要人才了。”他说:“你想要人才就别考外语,你想想这些有才华的人,在文革当中他的外语肯定是不行的,你考外语就把最有才华的人挡在外面了。”结果这位党委书记听了王瑶的话,也就给了我这样的考生一个机会。对我来说,这更是唯一的最后的机会,即所谓“最后一班车”。

   这确实是人生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当时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准备招六名研究生,报考的却有八百多人,是从一百多人中录取一名。据说中文系的领导也很着急,就找到王瑶,要求他出一个“绝题”,能够把考分拉开。王瑶拿出了一个文革前研究生毕业考试的题目:“鲁迅先生说,五四时期的散文的成就高于诗歌、小说、戏剧,你同不同意这个论断?如果同意,请用文学史的事实加以说明。”这个题确实相当难。当时我看到题目就蒙了:对五四散文,我只熟悉鲁迅的作品,读过一两篇冰心、朱自清的散文,周作人也只知其名,作品没读过。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题,答出来就可能考上,答不出来就完了。可能是急中生智吧,我冷静下来,作了分析:这个题目看起来对我不利,但是我也有优势,我对鲁迅极其熟悉。于是我仔细回想鲁迅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突然产生了一个逆向思维:既然说散文成就比小说、戏剧、诗歌高,那么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小说、诗歌、戏剧的弱点,大概也就是散文的优点;我进而想,五四时期的小说是外国来的,鲁迅说他写小说的准备就是读了几十篇外国小说,诗歌形式也是外来的,话剧更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以此反推,散文应该是传统继承得比较多,因而成就也大,鲁迅也是强调五四散文“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以“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也并非做不到”。我就这么答,结果没想到真是答对了。然后要讲历史事实,我就发挥优势,大谈鲁迅的《朝花夕拾》如何如何,《野草》如何如何,然后“顺便”说一句:鲁迅之外,还有朱自清、冰心、周作人等。就这样,连蒙带猜,就把这个绝题对付过去了。后来我到了北大,参与改卷的老师才告诉我,无数的考生果然在这个题目上交白卷,得了零分。等来等去,等到一份考卷答上了一点(后来知道这是凌宇的),老师们很高兴,给了一个高分。王瑶说再等等看,或许还有更好的,结果我的卷子出来了,就得了最高分,所以那年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蒙上的,当然也仰赖我十八年来在鲁迅作品阅读上下的工夫。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惴惴不安,生怕蒙错了。后来我接到了参加复试的通知,从贵州跑到北京,我非常紧张,进北大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虽然我在北大读过两年书,但是几十年后再回来,见了图书馆(复试试场就设在图书馆)突然就胆怯起来,不敢进去,只在门外徘徊。听见几个北大的老学生在那里高谈阔论,心想这回我大概又要砸了。

这时候王瑶也在找我。因为我的考分最高,又看到了我辗转托人送来的在文革期间写的几十万字的关于鲁迅的读书笔记与论文,王瑶和另一位导师严家炎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造之才。又听说我原来在北大读过书,就到处打听我的情况。但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1956年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时,年龄很小,整天埋头读书,从不抛头露面,是个“丑小鸭”。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先生遇到了我们班级当年的团支部书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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