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观念变动与新革命史研究价值取向

——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4 次 更新时间:2011-06-08 1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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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王奇生教授新著《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一种社会化或关键性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角度,寻求历史演变的线索或脉络,并作了精致素描。本文从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全书流动的脉络、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革命正义道德去从等方面对其进行不失宏旨性评述,希冀能进一步透视作者的革命政治文化观。

  

  [关键词]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新革命史 革命正义道德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ina went through the vicissitudes of revolutionary turmoils. Professor Wang Qisheng’s new book,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tries to trace and depi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at lies behind the constant change of the key ideologies and cultural concepts. This essay tries to comment on the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major points in the book, in particular the discussion with regard to revolutionary justice and morality, in order to get some insights into the author’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

  

  Keywords: Wang Qisheng,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justice and morality

  

  

  一、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

  

  上个世纪80年代,唐德刚先生曾在台湾《传记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就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精妙概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一个“绝对”是非,而是非一旦绝对化,则20世纪的历史研究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1}因此,以神学为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往往流入重复、阉割、陷害历史真相的泥潭。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令别派史家诟病的地方。

  王奇生教授继推出其国民党组织史研究扛鼎之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 ~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之后,再次推出其新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以下简称《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此书可代表作者把革命史研究从旧革命史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进行“探索”、“寻找”的一种努力尝试,同时也体现了两种历史研究转向。

  一种转向是关乎作者个人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无疑已经表明作者从先前专门的国民党的“治党史”研究转向了中共历史及国共历史深入比较研究方面,这既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也是研究视域的扩展,这种思考脉络及研究理路的清晰呈现自不待言。相比较而言,学界颇多学人的文章已缺失这种取向,他们很多文章已反映不出学术发展的轨迹,不认真梳理乃至不尊重前人或时贤的创见,更别提批判性评析了。关乎此点,作者前期研究成果及新近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所呈现的一脉相承的学术仪范,的确值得学界不少学人学习、借鉴与标榜。

  另一种转向是关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旧革命史研究,要么是自上而下的粗线条梳理,要么是低水平重复,要么就是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回应,很少关注下层、关注革命的微观机制,从而难以深度认识革命的复杂度及其困境之整合。总之,以往缺乏历史本真涵蕴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使革命史研究陷入无穷困境,这基本敲响了此类革命史研究的丧钟。换言之,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严重削弱了革命史研究,那种旧有历史研究范式已经很难真实勾勒出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内在微观机制及其困境之整合,必然走向式微。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自序中作者亦有类似悟语,认为以往“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鲜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3}因此必须“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4}由此,打开革命史研究困境的钥匙,必然要另辟蹊径。

  在探索新革命史研究方面,1991年中共历史研究专家张静如先生曾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提议“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他认为,革命史研究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诚如田居俭先生所言,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5}之后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入社会史角度,深入社会文化层面。《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站定社会文化变动视角,以问题为中心,以史料为立论,以国共两党组织史为考量载体,深刻追索了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缘起、行进及其流变,这种小心求证、演绎,还原历史本相的努力,某种程度而言印证了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向,同时也可谓这方面努力的极具功力性代表作。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化革命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基础就成为必然,但加强新革命史研究,要做到这些,估计还不是历史研究灵性的全部。真正新革命史研究必须汲取实证学派及解释学派的相关优点,开辟新的研究范式。一般而言,历史研究视角的选取、运用都是以史料的解读为基础的,因此史料是第一位的,但如深化新革命史研究,还需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方法,来达到“深描”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发掘革命微观困境及其整合,探寻革命及其消解的意义价值等。

  这无疑表明,建立在允许矛盾及非逻辑存在的多元实证基础之上的历史研究,同样也需关照那些要求自洽,且整合于逻辑的相关建构理论,如此才能走出黄宗智先生所言的理论上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6}。

  历史已沉默不语,可史家应该激动不已。因为社会风潮及相关技术已为史家的研究从社会、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文化的表达性维度转移做好了铺垫,史家应该具有这方面“鲜活”的眼光,注重思想力的挖掘。

    

  二、全书流动的脉络

  

  当历史转入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逐渐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这是一种由被迫走向主动的大转型,但大转型同样带来多重困境与危机。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换言之,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社会革命。这大体能够概括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演绎成因及路径。

  邹谠先生曾说:“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7}所以中国20世纪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革命世纪,因为只有在20世纪,革命进程中才把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与革命的制度化勾连起来,如共产主义之于共产党、三民主义之于国民党等,它们都想通过全能主义政治去整合国家与社会,当然意图实现与否则大不相同。

  那么这些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思潮是如何“发生”、“发作”的?又是怎样与政党制度相勾连的?在具体践行中,国共两党组织力深入中国社会样态如何?透视了怎样的比较意义?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虽是作者近年一些革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的结集,却自始至终围绕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形散而神聚,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变动角度描摹了一幅新革命史研究的精妙画图。

  下面笔者就《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流动脉络从“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潮”、“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三方面作一不失宏旨性地整体梳理与评述。

  

  (一)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潮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一章,作者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刊载激进思想的《新青年》作为主体考察对象,对当时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梳理。认为“《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8}首先是1917年蔡元培聘任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确实利用了自己的地位名声大大提升了《新青年》的供稿群体,让一个地方刊物变成了一个全国性刊物。而最为重要的是陈独秀这期间纯熟地运用了现代媒体的“炒作”技巧,陈独秀先是安排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戏”,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之后陈独秀亲自出马,连续两次发文诘难当时发行量大且较为温和理性的《东方杂志》。文章不乏刁难、挑衅,甚至动辄给对方贴上“复辟”的标签。在陈独秀的轮番攻击下,《东方杂志》发行量急骤下降,主笔杜亚泉不得不因此而卸任。正因为如此,在陈独秀运作之下,当时颇多刊物与《新青年》之间都发生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权势转移过程,再加上五四激进民族主义的催化,最终成就了《新青年》成为近代文化革新的标志性刊物。宣扬激进思想成就了《新青年》,同时也是《新青年》成就了激进思想的发扬光大及深入人心。

  而这股激进思想由涓涓细流演变为洪波巨浪般的激进主义思潮,又大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体?《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二章,作者作了清晰的梳理,认为“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而“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土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需要“组织”,这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9}中国激进主义思潮至此开始由思想、观念层面转入实践阶段,国共两党都选择“以俄为师”,进行社会革命。

  

  (二)革命与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三、四章,作者认为,当社会革命与政党制度勾连,并进入践行阶段时,革命观念就激变为上世纪20年代的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青年党的“全民革命”表态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个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至此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态势。换言之,三党竞相寻求同一类型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支持,却将彼此视为异端而加以仇视,因此“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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