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一盘散沙到铁板一块的革命者歧路——读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4 次 更新时间:2011-10-31 2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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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与革命政治,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公共意识乃至私人生活都产生了无远弗届的深远影响,虽然知识界曾有“告别革命”的言说,这只能说是对于异化了的革命政治和革命心态的告别,而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政治经验,却是永远无法告别的,是值得我们反复追溯和寻思的。既往的革命史学往往聚焦于高层政治文化,来考察革命者的思想、组织、政治斗争和领导体制等问题,革命史学成为了类似于传统“宫廷斗争史”的历史书写。近年来,史学界已经在开始反思,将对于革命历史的研究视角下移。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的近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就是这一自觉的史学努力的结晶。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 王书,第5页。]在此之前,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颇受史学界和知识界好评,而且已经呈现了研究视野向社会文化、公共生活、组织体制等中层空间转移的趋向。

  

   一、革命与传统

  

   鲁迅《阿Q正传》里阿Q式“革命”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重新安排权力秩序,而革命给了想象新世界和砸碎旧世界的正当性,所以阿Q才敢于搭革命的便车。从晚清开始,新旧对立的尖锐程度,在知识界是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的论述很容易给我们一种阅读的错觉,以为新世界与旧世界真的切割掉了。其实不然。传统不是一条死狗,如果那么容易被砸碎,也就不成其为传统了。王奇生的研究发现,中共领导的革命,本以彻底颠覆旧世界为目的,然而就在这样一个革命的过程之中,旧世界以各种面目纠缠着中国革命。据王所发掘的史料,1926年5月11日的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联络流氓有成绩,浦东大流氓已由顾顺章拜他为先生,范孟叔也拜他做老头子;今天再请各流氓吃饭。号称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共为何跟流氓无产者打得火热?这是因为后者控制了绝大部分工人。工人离开了熟人世界聚集的乡村,进入了陌生的城市,异己感和无助感,会让他们首先去寻找传统的地缘、血缘网络对日常生活的支撑。而帮口就利用其资源逐渐掌握了工人。

   中共要动员工人罢工,便必须通过其中介,否则的话就根本无法用反帝反封建等口号动员工人,甚至连工人的面都难以见到。中共要发展党员和组织罢工,都必须依赖帮口这一上海工人的传统组织。这样便赋予了帮口极大的政治资本。“帮口首领由‘封建’式的工头,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后,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党组织与工人之间上下其手,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义胁迫党。这意味着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革命,正如在未庄一样,是一种公共名义,可以被各种力量挪为己用,它并不天然地仅仅与新生事物结成姻亲,也可以与陈旧事物缔结良缘。如同王奇生所反复指出的那样,革命,既有残暴的专断性格,亦有内涵游移的模糊性。它可以是一个道德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政治概念,还可以是一个法律概念。裴宜理在研究上海工人政治史时,也敏锐地把握到了传统中国的各种网络,以各种形式“介入”工人政治之中:“虽然‘现代’干部们会将同乡认同与行会公所视为产生真正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封建’障碍,但这类组织在工人战斗精神的发展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组织者对于这份遗产虽然很忧虑,急于否定,但是如果没有它,他们在后来取得组织上海工人运动的成功就无法理解。”[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中共在乡村的早期革命,同样地面临着传统的强烈反弹,一套新词汇、新行为方式要进入传统中国,必然伴随着苦涩、反复与心灵的阵痛。大革命失败后的广东地下党,发动农民去杀豪绅地主。结果,被党组织指定去杀反革命的农民回家后几次欲悬梁自尽,人问其故,他回答说:“共产党要我杀乡里的人,倒不如自己死去还了得。”[ 王书,第189页。]以革命语词和革命暴力锲入中国乡村社会的中共,其眼里的反革命,却是农人日常生活世界里的熟悉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父老乡亲。“在中共看来,这是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仁慈观念的表现,必须予以破除。”[ 同上引。]戴上阶级分析的有色眼镜之后,中国农民自然就时时处处成为阶级觉悟不高的群体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更是成为革命的阻碍。革命就是用一种排他性的秩序来替代旧有秩序,并重新提供人生意义的终极根源。因此,革命者总是试图操控对于人生意义的阐释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中国乡村人来说,也是一个不断的去熟悉化的过程,熟悉的世界慢慢消退,人无所依凭,才会去寻找新的组织依靠和精神救济。

   但这个时候的乡村,传统以及对于传统的信仰依旧存续。在广东海丰,“农民党员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可毁弃神明;二是会不要开得那么多;三是女子不要那么活动。”[ 第172页。]第一条说明信仰世界在20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仍旧扮演重要角色,不容轻侮,而第三条则说明传统的对于女性角色的想象和定位依旧非常强大。自然,中共并非如国民党那样的相对“中规中矩”和“教条主义”(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行事方式便可以体现出两党的差异),当遇到挫折,它就会尝试调整方针。王奇生通过对广东地下党的运作方式的研究指出:“中共一方面认为宗族和地方观念是农民封建意识的表现,必须予以破除,而另一方面又鼓励基层党组织利用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去大力发展党员,导致党员的分布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那些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的地方党组织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村落和宗族当做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行动异化为一村打另一村的械斗式的斗争。党在改造和利用农民的同时,农民实际上也在改造和利用党。”[ 第191页。]正如20年代的上海帮口一样,农民也并非呆头呆脑的等待被“启蒙之光”照亮的一群愚夫愚妇,他们在革命大潮中同样是“弄潮儿”。这种历史论述打破了以往的以中共为绝对主体的模式,发掘了革命过程中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互为主体的面相,也就呈现出了革命源流的复杂性与含混性。

   传统的活力不仅仅表现在中共的革命事业之中。在乡村教育中,同样可以发现传统顽强的生命力。新式教育虽然在科举废除后日益占据中国教育市场,但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并没有整体性的消逝。王奇生引用国民政府教育部1935公布的数字统计出,全国共有私塾101027所,塾师101813人,塾生1757014人。私塾总数约占全国小学校数的三分之一,塾师数约占全国教职员数的六分之一,塾生约占全国小学生数的八分之一。这在当时人看来,还很可能是低估了私塾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关的背景是国民政府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对私塾加以压制、改良和禁止。这充分地说明了传统的活力,当然也含蓄地说明了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当时的社会是强势社会,正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据此,我才理解即使到了抗战时期,童年、少年时代的余英时先生居留在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1937-1946),仍旧能对传统获得那么深厚的同情之了解。他在一篇追溯学生时代的文章中,很动情地回忆道:“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高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 余英时:《我走过的路》,载氏著《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

   而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国民党试图以党化教育来驯化知识分子群体,可却始终无法真正渗透一切。王奇生根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信函发现,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而是年(1944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 王书,第238页。]西南联大一向被后人视为民主堡垒和自由圣地,这些教师是如何“归化”为国民党员的呢?历史学家姚从吾扮演了重要角色。姚与国民党中组部长(后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有师生情谊,本来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纯粹学者姚从吾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联大三青团负责人(后又任联大取党部书记)的任命。王奇生敏锐地注意到了传统网络在这种新型政党组织(以俄为师的产物)扩张中的决定性作用。他通过考察姚朱之间的通信记录,发现“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正因为并非通过组织体制的严格考察和规训,而是依靠传统的私人网络与国民党组织发生关系,因此,这些国民党教授的绝大部分与国民党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关系”,而非依附型关系,这种关系也就不大会影响到学者的自主与学术的自由。时为西南联大学生并先后就读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的何兆武的回忆就印证了这一点:“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8页。]更有意思的是,即使这样一种疏离、空心化的“政党生态”,也在国民党六大之后被终止,六大通过的决议撤销了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

  

   二、革命与世俗

  

阿Q的革命目的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时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事实上也才是抢劫城里举人寄放在赵老太爷家中财物的元凶(最后阿Q做了替死鬼)。革命是多么神圣的词汇,它象征着高洁的情操、远大的理想、脱俗的气节和睥睨尘俗的精神,革命更是标志着精神上的不断自我扬弃和道德上的志士气象。正因为对于革命充满如此绝对和圣洁的定义,反革命才显得如此猥琐和邪恶。1927年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一篇名为《甚么是反革命》的文章(正是在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条例出台前夕》)的文章,罗列了32项“反革命”行为,后又增补到53项。据王奇生的细致文本解读,“反革命”的覆盖范围几乎无远弗届,除了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反对联俄联共等“正宗”反革命外,“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阳奉阴违、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吸食鸦片、赌博嫖娼、骄傲自信、感情冲动、意志不坚、重视个人感情、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纳党费、不参加会议等等,均被归入到‘反革命’行列,泛化、激化到令人叹为观止,也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伦理渗透。”[ 王书,第118页。]从这些对于“反革命”罪状的罗列可见,革命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砸碎一个旧世界,不仅仅是将个人从传统中国的网络中抽离出来,而同时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人性,通过革命暴力和革命心理学的方式,克治省察乃至连根拔除人性上的幽暗斑点,造就道德上无可挑剔几近完美的“革命圣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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