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19-12-14 10: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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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  

   内容提要: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史;社会史;新革命史

   “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戊戌庚子之间,中国社会历史正进入一个转折点。在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国民报》第1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专有名词,其时代特征昭彰特出。”近代革命话语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实质上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不断展开的进程,同时也是革命史不断建构的过程。“革命史写作便成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战场。”

   革命史与社会史、文化史或经济史之类型显然不同,后者是蕴含在人类历史之内、为着史学研究需求而划分的研究领域(或学科),而革命史本身即为历史,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本身,“二十世纪之世界,一革命活动之世界也”。作为时代主体内容的革命运动进程,奠造了革命史兴起的根基。因此就中国的历史时代而言,20世纪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与中国古代史完全不同,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致。房德邻就评述过:“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专门的革命史。”

   那么,面对当代史学变动的情势及其趋向,尤其面对“新革命史”的取向时,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并就其纵向展开和横向拓延的学术进路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获得更为深远和透彻的学理认知。

  

   一

   就史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言,近代之前无所谓革命史,诚如梁启超之评断,传统史学不过是帝王家谱录或“录鬼簿”而已,因之他才发起“新史学”革命。基于历史语义考释,梁启超于1902年作《释革》一文,对于“革命”话语作过相当系统的阐释:一是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二是革命有三个特征,即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三是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然而,梁启超对革命语义的历史性解释尽管浸染了历史学的色彩,但与革命史本身还是相去甚远,虽然作为新时代史学热潮的革命史总体上也可归纳于他所发起的新史学的趋向之中。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学”时代诉求的直接产物,而是新时代革命运动主体历史的产物。“武汉倡义,天下景从;泉达火燃,莫之能御……溯自起事,以至成功,仅百二十六日耳,事机之速,求之革命史中,亦所仅见。”因此,几乎是踏着辛亥革命本身前行的脚步,辛亥年11月间《中国革命记》即已出版。随后,1912年5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问世,它所记述的内容凡三编:第一编为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为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为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

   最早所见《中国革命史》为1923年1月孙中山自撰,其后即有贝华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出版,明确提出革命史的记述当“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止,按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凡四十年。”贝华所著《中国革命史》分为:第一编革命运动时代;第二编革命之成功时代;第三编二次革命,第四编云南起义,第五编护法之役至孙中山逝世”。显然,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即指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中心线索。“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芽,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本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值得关注的是,署名张兆祯的《中国革命史》中有如下记述:“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絜纲要,述之如左。”就其内容而言,实为孙中山遗著《中国之革命》的编排重印本。

   应该说,这一立场奠定了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即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9年出版的张韶舞、印维廉和文圣举的三部同名《中国革命史》,论述的则是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至1926年北伐间的革命运动。此后继出的陈功甫《中国革命史》虽言“中国革命,肇源甚早”,认为明末清初反清会党即为其初萌,至太平天国“措置乖方,事终无济”,“而反清复汉之观念,已渐滋于一般社会间”,但仍认为革命之主体内容实始自甲午之后,“种族革命团体,遂应运兴焉”;它所论及的中国革命史内容,即从孙中山倡导革命始,经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北伐成功而止。《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特别指明:“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其导因为半殖民地之地位,封建专制之统治。

   无疑,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撰述只是“私修历史”,并非革命成功后或国民党主政后推出的官修史书行为。“民国革命,已十有六年。在此期间,政局、外交、社会、经济等等表现之变态,如风荡春云,幻状乃无穷极。而细按其实,则每一变故,皆有线索之可寻。”文公直的《中华民国革命史》称:“著者久拟为之统计,以供革命同志及关心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者之需。”他在“序文”中说明此乃“私人修史之作”,并无官家背景;强调“惟以民众的地位,记其事实之起迄,初无所臧否。其主旨惟求供献一民国革命事实大纲之记录,于今之人士及后之来者”。文公直对朋友沈其权剖白心迹说:“我心里爱说的真话、要说的秘密都能说,任谁也不怕。精神上得着安慰,比甚么都痛快!”实在“不能出版就送给朋友看”。

   显然,中国革命史的兴起,首先是以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的研究(或记述)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其时限范围始于甲午之后而止于共和成立,或下延至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其次,革命史叙事主体以孙中山事迹为主线(或中心),以此勾连相关的人与事,形成基本的“中国革命史”构架。基于这一立场或视角的中国革命史叙事模式一直在延续,至少有以下几种著述可互为印证。

   其一,张昭麟编《中国革命史教程》,其内容结构为:第一章革命之运动时代,第二章辛亥之役,第三章讨袁之役,第四章护法之役,第五章本党改组以后之奋斗,第六章北伐之经过。

   其二,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史问答一百条》,它也明确指陈:“中国近代国民革命分为五个时期:革命酝酿时期(民国纪元前二七年至十八年),革命萌芽时期(民国纪元前十七年至八年),革命进行时期(民国纪元前七年至民国三年),革命顿挫时期(民国四年至十三年),革命激进时期(民国十四年)”。

   其三,1932年出版的《近世革命史》,它也以兴中会成立为中国革命之发端。此著认为“中日战争失败后,高丽被割,国势陵替,江河日下,一般有志的人,目睹实情,都以为非有重大的革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那时革命运动,分作两派,一为康有为、梁启超派,一为孙中山先生派……康、梁终归于失败”,“惟有孙先生所领导的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卒底于成”。因此,它将中国革命史划分为兴中会时代、同盟会时代、国民党时代、中华革命党时代、中国国民党时代。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我们人生有密切的关系;而在革命潮流澎湃汹涌的时期,是历史的这一页,受了重大的变动……更是值得我们抖擞精神,研究向前开辟的去向。”这就规定了“革命史这个东西,是记述革命的变迁和沿革”。

  

   二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也提出并奠定了这一史学研究学理发展的基石和方向;甚至,它引导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首先,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内容与分类问题。“吾国尚无古代革命史之著作”,“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不过是一部浩繁的帝王家谱而已,除了歌颂帝王的功德,赞扬个人的英雄,别的关于国家、社会、民族、人群的生活叙述一点也翻不到。但是历史学是社会的产生物,正因为社会的进化,革命运动的激荡,到近代也改变了她的内容了。”那么,何谓革命,何者为革命史?张韶舞编《中国革命史》在第一篇绪论中,通过罗列和比较中国古史之革命语义和西方话语中各类革命之释义(如巴枯宁、罗素、马克思等观点)后,提出三要素之革命定义:“就是依据适合环境的主义,打破旧环境,创造新组织,而促进现社会的进化以增高人民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即推翻旧的制度,而创造一种新的制度,那末就有革命发生”。如此,“中国现代的革命运动实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既然“我们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中国近代史的主体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史。“汉人外受列强压迫之侮辱,内遭民族歧视之刺痛;于是一般有志之士,知非颠覆满清,无由改造中国,振兴华胄”;洪氏败后,“而有识之士,益觉中国有种族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即其著者”;“如谓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实为至当”。而且,在英人著述中,也将太平天国视为近代革命。

   时代的内容决定了历史书写的内容,正是革命运动史实的本体内容,构成了革命史形成的客观前提。中国革命的内容,由历史时代的特质所规定,“是要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换句话说就是民族、政治、经济三个革命巨流的汇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发生“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满洲政府的宰割之自然的结果,而其勃兴,又是以对内的种族革命为起点的。由对内的民族意识之觉醒,始进而为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之,中国革命运动之最初的形成,是极狭义的排满的种族革命”。中国革命的内容虽然丰富,其大要可分为三类,即“政治革命——包括君主立宪运动,民主共和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包括反帝运动、民族平等运动;社会革命——包括经济革命(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男女平等运动、教育平等运动”等。但三类革命之首要为民族主义革命,“盖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居首,实与昔之驱除匡复,主旨略同”。这一内容构成中国革命的起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初的表现,是在兴中会的宣言中,当时宣言最重要的话,就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这一处于胚胎中的民族主义,“到同盟会成立时,民族主义革命宗旨已经昭然明示”。

   其次,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问题。“革命史之意义与旨趣”是中国革命史书写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历史何物也?人皆知是人类已经历过之经验,是一切事物进化之过程……历史所记载,关于政体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沿革,与夫历朝政治教化之进程,社会上一切活动演化之迹象也”。因此,历史分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对革命史内涵和分类的认识。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和视角,即以民族革命史、国民革命史或阶级革命史之别,大致有如下历史分期类型:

一是以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为主线的分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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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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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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