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吾爱吾庐梅贻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3 次 更新时间:2011-04-29 14:41:18

谢志浩 (进入专栏)  

  

  面对清华百年,真要打开记忆的闸门,温习一所学府的成长,就会发现历史的沧海桑田,从而有一丝的伤心叹惋,涌上心头。也许,只有进行“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才可以在情感和理智两个方向,进行“维稳”。

  回眸清华百年,比起北大,有着特殊的幸运。追寻百年历史,这所学府,第一个幸运之处,它有着稳固的地理坐标,一直环绕着清华园进行延展;而北大则没有这种幸运,老北大的符号——红楼,已经成为中国文物局的办公场所。现在的北大校园,则是鸠占鹊巢,属于燕京大学的遗迹。

  清华的第二个幸运之处在于,1978年之后,历任主事者没有蛮横到重定校训和校歌的地步,恍惚之间,还以为清华没有经历文化浩劫,一直秉承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精神呢!不过,眼见大陆多少学府已将老校训和老校歌废弃,就可以明了清华的文化积淀,较旁的学府为多。

  清华的第三个幸运之处,也最能引起深切感怀的,是清华有一位终生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自从梅校长1948年12月21日登机南下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水木清华;而新清华的历史,也从这时开启。五十年代之后,梅先生从美国来到台湾,并将清华的精神和传统,扎根于新竹,台湾清华大学,从这里启航。

  笔者曾关注百年中国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可谓魅力型的代表,竺可桢先生可谓学问型的代表,胡适先生兼有魅力和学问的双重因素。平心而论,梅贻琦先生,既不属于魅力型,也不属于学问型,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先生,以其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驾驭着清华这条汪洋中的学术之船,躲过多少急流险滩,书写着中国大学史的光荣与梦想。

  那么,梅贻琦先生属于那种类型呢?笔者以为,梅先生无形之中,创造了一种类型——绅士型。梅先生所具有的崇高德操,在民国老校长群体中,其实,并不罕见,只是,时移势转,在当代的校长群体中,已经杳无踪迹,从而成为一种稀缺的道德品质。

  而梅先生的绅士风度,在民国校长群体中,流淌着一种包容的气度和民主的气质,这就令人刮目相看。回眸清华百年,探讨梅校长独特的民主气质,就成为一桩不仅有趣,而且有益的事体了。

  坊间注意到梅先生属于“寡言君子”,除了开学典礼必须的“公文”外,梅先生既不喜欢多言,也不喜欢写文章,就连黄延复先生整理刊布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年),也是简朴的很,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这位“闷葫芦”,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也有很多人注意到,梅贻琦先生作为游美学务处出身的“清华史前期”学友,学历并不高,只是吴士脱工学院本科毕业生。这是由于梅贻琦是家中长子,弟妹甚多,需要养家,以至于牺牲了学业。但,特别注意梅先生学历的人士,大概存在一种推测,学士出身的梅贻琦,在博士、硕士如林的清华名家面前,是否会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使得梅先生在担任校长长达十七年期间,谨言慎行,从而具有一种“吾从众”的民主风度?

  上面的猜测,当然是皮相之论。梅先生执掌清华,绅士风度的形成,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客观上来说,清华大学相对于其他学府,有着特异之处。首先清华由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而建,早期属于一所高水平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人在美国耳濡目染,无形之中,习惯民主的气氛;校长独裁和专断,在旁的学校,也许遇不到有效的抵抗,但是,在清华就吃不开。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1930年担任校长的罗家伦。这位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选手,原本是学生运动领袖,曾经破格录取钱钟书。罗家伦治理清华,大刀阔斧,大破大立,对清华有着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清华教授会和清华学生自治会,不大习惯、甚至有些讨厌这位强势的校长,最后,利用中原大战的机会,将罗家伦赶走。

  其次,清华人奉行“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的理念。金岳霖、叶企孙、闻一多、潘光旦、陈岱孙、顾毓琇,这些清华名教授,都是清华校友,也就是说,清华是很多教授的母校。清华百年校庆,举办庆典的花费,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清华校友的捐赠,清华独特的校友文化,由此可窥一斑!当然,校友的捐赠,也不应该浪费,要是更多地用到清华学子身上,岂不更好!

  经受了“美洲新大陆”熏陶的清华校友,对于母校有着高度的认同和热爱,既然清华属于所有清华人的,那么,清华的校务,也要由诸位教授平均分配。旁的学府,可以奉行“学者治学、校长治校”,而在清华教授看来,就不大合适了。

  梅先生之所以成为清华人公认的好校长,首先,来源于梅先生的智慧,其次,得益于梅先生的心性。1909年,梅贻琦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游美学务处,成为“清华史前期”的首级学生,预示着梅先生一生与清华的渊源。梅先生人生一大事因缘,就是终生服务于清华,冥冥之中,梅贻琦先生就是为清华而生的。

  吴士脱工学院毕业后,梅贻琦于1915年春回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当年9月,应聘成为清华教员,开启了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人生历程。梅贻琦作为“史前期校友”,和其他校友一样,对这里的一切充满着热爱和眷顾。而作为“清华老人”,由于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品质,于1926年,成为首位“民选”教务长,继吴宓之后,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两年的时间虽短,但是,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的交往中,对于学术大师的风范,多有体贴和温情,梅先生1931年就任清华校长,相继提出“大师论”、“从游论”,不难见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子。

  民国老辈学者,在自由的氛围中,多有真性情。清华的教授,自然也不会例外,甚至可以说更加突出。如果清华校长,比如罗家伦,也具有真性情,不懂得克制和谦抑,那么在治校过程中,双方的冲突,便势所难免,清华这方面的教训,可以说不少。可贵的是,梅先生具有雍容的气度,所以说,梅先生执掌清华,贴切地诠释了清华校训中的“厚德载物”。

  至于新清华的主事者,哪怕没有拯救自己的灵魂,灵魂在高处的梅贻琦先生,也愿意进行宽恕。清华百年校庆,这位性情温良、慢言斯语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并不在乎,是否得到晚辈一份同情的理解与温情的敬意。因为,对具有绅士风度的梅贻琦先生来说,恪守现代大学精神,那是上帝赋予的光荣使命。

  

  (2011年4月29日,2:50分,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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