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3 次 更新时间:2011-01-09 17: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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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准确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与难题都直接导源于十九世纪,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的最后几年。因此,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展时,不能不从甲午战争讲起,不能不追论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以期明了二十世纪中国之所从来,并弄清二十世纪中国问题之所在。

  

   世纪末恐慌

  

   在十九世纪还剩下最后几年的时候,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莫名其状的恐慌感,他们不是觉得世界末日将要来临,而是在追怀十九世纪的中国发展时,深感屈辱、痛心与后悔。

   确实,十八世纪的中国,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这一个世纪毕竟是清王朝二百余年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康、雍、乾的个人作为以及种种外在条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与十八世纪相始终的康、雍、乾三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绩,中华帝国虽不能说真正达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帝国的标准,但十八世纪的中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强大而不容忽视的力量。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驾崩养心殿。伴随着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十八世纪的结束,而且预示着十九世纪的中国不可能继续繁荣昌盛而可能日趋衰落。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题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样辉煌强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此时士气低落,防务松弛,经济衰退,破绽百出。[1]

   继乾隆帝之位的嘉庆皇帝,他虽然生性柔弱与顺从,但继位之后确曾试图改变清王朝的衰败趋势,无奈积习已深,阻力重重,终嘉庆一朝,不仅衰败趋势并未阻止,而且内政外交都面临更加棘手的难题,陷入较乾隆末年更为严重的困境,为此后中国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到了十九世纪40年代,这些隐患终于相继爆发,清朝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双重打击之后几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接受曾国藩等开明官僚的建议,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企图以洋务运动的推广而重振王朝的雄威,恢复中华帝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90年代,应该说清政府的实力确有较大的发展,它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就连法国的一些评论家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当时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它的强国地位。[2]

   中国综合国力的恢复与强大是客观事实,然而这种强大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随心所欲,打遍天下无敌手。事实上,在中国的国力得到恢复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也在成长着一种目空一切的虚骄气和中华帝国惯有的奢侈与浪费。于是,经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它(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而且发觉他并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3]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这一结果不仅出乎清王朝统治者的预料,而且与中日双方国力的对比也不相合。正如许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决策错误,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中国由此而蒙受空前的奇耻大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或偶然因素,并不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然而,割地、赔款毕竟是不容抵赖的事实,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鸿章应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问题在于,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的感情或许容易理解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类似的结果也多次在中国与西方诸强的交涉中发生,但它都没有发生如同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荡。这一次则不然,堂堂的中华帝国竟然惨败在被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之手,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的抱怨、愤怒与谴责。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4]这大体上代表了一般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与困惑。

   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本可以获得最后胜利,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冷静地反省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客观地探讨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或许并不致于如后来那样复杂化。然而,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早在二千年前就已认识到“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浅显的道理,但他们在心理上却无法接受惨败于日本弹丸小国的事实。于是,他们的思维倾向不是积极面对既成事实,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卧薪尝胆,十年图报,而是舍近求远,试图寻求某种终极原因。试图建立某种根本解决的方案。

   循此思维路向,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基本反应,不是探讨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与背景,不是以忍辱负重的精神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而是企求一种根本解决方案,甚至觉得战争之所以失败,不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错误,而且是他们几十年来基本国策的战略错误。于是乎,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中国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梁启超写道,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改“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除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5]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6]

   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仅就感情而言未尝没有充分的理由。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的力量积蓄,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某些外国人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察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则亦修战备,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7]也就是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是中国人的世纪未恐慌症。

   世纪末的恐慌是当时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和世纪末的毁灭意识。康有为写道:“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赔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8]很显然,康有为的恐惧不是已有的现实,而是一种可怕的预感,甚者如严复所自问的那样,难道是“运会”既成,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内耗与共识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世纪末的恐慌虽然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但它毕竟在最初的几年尚不足以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更不足以此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仍以清政府居于主导作用,清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不仅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平安度过,而且势必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清政府内部由于派系的冲突,不仅无法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后果达成共识,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缺少一种总体把握,遂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发展的良机。

   清政府的内耗不始于甲午战争之后,而是由来已久。这一点倒应归咎为中国传统的旧体制。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政府从来都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而政府内部也经常缺少一致的观念和起码的共识,表面上,他们都对皇权中心负责,从不同方面服务于皇权利益,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是皇权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采取的相互牵制策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皇权中心具有高度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具有应有的权威和足够的胆略,那么,政府内部的相互牵制无疑有助于保障皇权中心决策的正确性,反之,则不仅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推诿,谁都不愿负责的局面。

   由此考察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中国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为政府决策的失误,而政府决策的失误则又导源于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所谓帝后两党的争执,所谓清流派的攻击,他们在本质上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小集团的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中方统帅部的权力,使中方主帅感到处处受到掣肘。明晰内情的美国人毕德格说:“李中堂(鸿章)惟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而已。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尽情诬誷,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思自坏其长城,其害中国较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10]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否认李鸿章等人对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应该承担极大的责任,而是说中国的失败有许多复杂的背景,应该超越派系之争进行冷静的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正如当时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背景极为复杂,李鸿章也只是勉力而为,除李之外,恐怕也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袁昶说:“韩事之不可为,不自今日始。中外所倚仗以了事者,西平(李鸿章)而外,无人能任。……平日之文衎武媐,盘乐怠傲,误国者多矣。临变则责之西平一人,西平能尽任其咎哉?”[11]也就是说,李鸿章虽然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后果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并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道理虽如此,然而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内群情激昂,不仅康、梁等知识分子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而且在清朝统治层,也“莫不交章谏阻”,将一腔愤怨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一人身上,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

   如果罢免了李鸿章,清政府内部真能团结一心,刷新政治,发奋有为,那么,李鸿章个人的冤屈也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李鸿章的倒台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清政府内部的势力均衡受到了破坏,政府的效率更为下降。

   接替李鸿章相当部分职权而主持朝政的是恭亲王奕?,此公虽然思想开明,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12]无奈赋闲十年,如同老朽,早已丧失当年的锐气和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可有可无的人物。因而,指望奕?这样的人刷新朝政,发奋有为,恐怕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除奕?之外,在当时清政府高层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翁同龢在后来的戊戌变法过程中落得一个美名,然而如实说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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