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经验基础与知识确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1 次 更新时间:2010-10-10 2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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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明  

  

   有关经验基础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是知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构成一个长期争论的领域。可以说,各种知识论流派无不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交锋。从最早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到后来的逻辑经验论的证实论与批评理性主义的证伪论,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的对立,都直接与这一问题有关;也不论是持实在论主张的罗素、还是创立语言游戏哲学的维特根斯坦,或是宣称后哲学文化的罗蒂,也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论辩。特别是在基础主义将这一问题以“所与论”(the theory of the given,亦有译为“给与论”)的方式表达出来后,使得其中隐含的问题更加凸现,从而也更展露了这方面的研究意义。

  为了能够有效地进入问题,这里有必要从基础主义及其所与论入手,因为基础主义以“基础信念”的方式突出了经验基础的作用问题,而所与论更是构成基础主义的“基础”。它们在为经验基础对知识的确证作用带来一种新的解释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复杂的理论难题。

  基础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其一,知识的确证(justification)在形式上最终表现为一个二元的结构。它由两个要素组成:有待确证的信念和用以确证的信念;前者是推论的,由后者所导出,因此可称为“上位信念(superstructure belief)”,后者是非推论的,可称为“基础信念”。其二,断定基础信念的存在。这类基础信念之所以是“基础”,因为它们本身不需要其他信念的支持,但却能够为非基础信念提供支持。在笛卡尔的先验论的基础主义那里,基础信念表现为某些不证自明的、确定的先天信念,如“我思”之类的信念,而在当代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那里,基础信念则表现为经验的“所与”,即感性的知觉。它被冠以诸种不同的概念,如“直接经验”(石里克)、“直接领悟”(刘易斯)、“直观信念”[昆坦(A.Quiton)]等。基础主义者声称,只有肯定基础信念的存在,才能避免知识的确证陷入一种“无限回溯”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陷入一种信念A求助于信念B,信念B又求助于信念C等等的无限回溯的过程。这样,假如不存在一个本身无需其他信念来确证自身的信念,确证的过程就无法终结。可见,基础主义是否能够成立,其焦点在于“基础信念”是否存在。对于基础主义的批评与否定,针对的也正是这一点。

  

  一 所与论与经验基础

  

  经验基础与信念、知识的关系的一种典型的理论形式,是所与论。经验论哲学、尤其是它在知识论上的集中表现形态——基础主义,以所与论的方式论述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由此肯定知觉能够为基础信念提供有效的确证。当代知识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邦久(Laurence BonJour)曾把“所与”看作是基础主义者对基础信念问题的“标准的解决”,认为自笛卡尔的时代以来,这一所与论在知识论中“扮演着一个核心的作用”,并且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是基础主义有关基础信念的确证的“唯一的说明”。[1] 正是由于所与论对于基础主义有着如此的重要性,无怪乎近来它表现出某种复兴的趋势。[2]

  有这么一种说法,最早提出“所与”论主张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石里克。[3] 在石里克看来,构成任何真正科学的是由定义和认识性判断组成的系统,“在这个判断系统中那些使该系统得以直接建立在实在事实之上的命题可称之为基本的判断”。[4]这类基本判断包括较狭义的定义和历史性判断。石里克认为,整个科学系统正是以这些判断为基础,并通过逻辑的演绎方法获得个别的部件,由此一步一步地建造起来的,其形态如同埃菲尔铁塔那样。虽然石里克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基础主义”的概念,但他所强调的如下思想确是典型的基础主义的。一是,“基本判断”在科学的大厦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它们虽然数量不多,而且还应当尽量地少,但却能支持着所有非基本的判断;二是基本判断与“实在的事实”相对应、相配列,科学最终是经验性的、可通过经验事实来检验的。石里克举出下述的例子来说明精确科学中的“基本判断”。他写道,天文学家只要观测到彗星在三个时间点上的位置就可以预测该彗星在任何时刻的位置。物理学家借助于少数的几个方程就能够以合适的判断与电磁现象的整个领域相配列。

  被誉为“本世纪(按:指20世纪——引者)最著名的古典基础主义者” [5]的刘易斯,在发表于1929年的《心灵与世界秩序》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所与”的概念。他把“所与”看作是一种“事实因素”,[6]它既不是自在的客体,也不是主观的感觉,而是某种直接的事实,某种即使对于婴儿或愚昧的原始人来说也能够同样意识到的、未经解释的事实。作为这样的事实,它是被人们所“发觉”的,即通过意识在现象中“直接发现”的。它构成“经验”中的直接因素,如所看到的“红色”、接触到的“硬度”等直接的东西,具有直接性与稳固性,不为任何思想活动所创造或改变。此外,由于这些东西是可以在不同的经验里重复出现的,因此它们是一种普遍物,由可感受的特性或本质的表象构成。由于“所与”具有这类直接性与稳固性,因此刘易斯断言它们构成知识的确定的基础。他明确宣称,“除非最终通过感觉的呈现,否则经验的真是无法认识的。……我们的经验知识作为一个巨大的复杂结构而产生,其大部分是经由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而得到稳固,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全都依赖于感觉的直接发现。除非有着某些可以理解的和稳固的陈述、或宁可说某些东西,它们的真实是由给定的经验所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方式所决定,否则将不会有非分析的、它们的真无论如何能够被确定的断言,不会有经验知识这样的东西。” [7]

  刘易斯有关“所与”概念的规定,典型地表现了基础主义的基础信念观,这就是,基础信念是借助于直接的、经验的所与来保证其确定性、可靠性的。这种确定性、可靠性是建立在所与的独立性(独立于我们的观念之外)、现实性与不可改变性(所与属于某种事实及其实在关系,不管我们是否遇到它们,它们都将继续存在)之上的。

  然而,经验“所与”是否具有基础主义者所期待的这种可靠性,却受到一些哲学家的强烈质疑。来自基础主义的直接对立面——一致主义(coherentism,亦有译为“融贯论”)的批评,目标是要消解基础信念的存在,从而否定基础主义的可能性。邦久认为,所与论之所以站不住脚,在于任何一种认识状态都有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即通过它自身的“肯定的与至少是表象的内容”,能够为其他认识状态提供确证的方面,和自己需要被确证的方面。而所与论的基本观念是,所与的知觉经验具有前一方面的能力,但却不存在后一方面的需要,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对于一致主义者来说结论是,基础信念是不存在的,从而基础主义是不能成立的。

  不过,对所与论作出的最有影响的否定性论证,当属美国哲学家塞拉斯(Wilfred Sellars)。塞拉斯的名言是将所与论斥为一种“神话”,这一神话集中表现在声称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认识论联系,并且这种直接的知识为一切认识活动提供了一个不需要通过推理就能断定的基础。他指出这种所与论的根本错谬之处在于混淆了两类不同的东西,即对特殊事物的感觉与具有非推论的命题知识,前者乃是一种感性的印象,虽然它对于获得知觉认识来说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并不属于认识的范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知识。由于它是非认识的,这使得它能够免除错误,但也因此无法成为认识的基础;而后者、即非推论的知觉知识,则是可错的,需要借助某种概念来加以理解。在塞拉斯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直接的、独立的知觉经验,相反,任何“知觉经验已经包含了概念的、或命题的因素”。即使是对于所谓的“事实”,也“需要某种标准来区分‘知道’或‘似乎知道’”的不同;[8] 也就是说,需要一种能够界定出有关认识是“一种关于某物所是的正确的、有事实根据的思想”的标准。例如,在“约翰看到在他面前有一个红苹果”这一知觉经验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个“推论”,即“想”到有一个“好的理由”来相信我面前有一个红苹果。这里的“想”乃是一种与“知觉”不同的东西,两者在意识中处于不同的层面。约翰在这里是由他的经验的特征和语境中,推出他有真实的、好的理由来相信在他面前有一个红苹果的结论,而不仅仅是一种所与论意义上的单纯的知觉。他否定这种单纯的知觉经验的存在,认为所与论的所谓“自我把握的”、“自我确证的”说法,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上面所说的从知觉到确定理由的“越层推论”(trans-level inference)的过程,因此并不存在基础主义所断言的非推论的、能够自我确证的基础信念。在塞拉斯看来,知觉论的“本质之处”在于将某一事件或状态置于确证的“理性的逻辑空间”之中,也就是把它们置于“确证”以及能够确证我们所说的话的逻辑空间之中,而不在于对这些事件或状态进行“经验的描述”。塞拉斯的这一思想在后来知识论的发展中得到高度的重视与发挥。罗蒂将它看作是解决信念的确证问题的根本途径,亦即解决“被设想为内部空间内事件的‘诸观念间的时序的或构成的关系’”,如何“可以告诉我们不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在他有影响的著作《心灵与世界》中,则以此“理性的逻辑空间”概念作为基本的观念大加发挥,不仅用以解决他认为知识论长期以来处于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之间的摇摆不定的困惑状况,而且用以解决现代哲学的根本“忧虑”,即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对此我们后面还会论及。

  

  二 经验基础与信念的关系

  

  所与论问题的论争,关系到的是经验知觉如何能够作为知识确证的基础的问题。在当前西方学者进行的争论中,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感性经验的状态是否具有概念的内容?二是感觉与信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的关系?这里我们先来论述第一个问题,它与确证论的本质息息相关。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如果知觉经验的状态不具有概念的内容,就无法与相关信念具有一种逻辑的关系,从而也无法为相关信念提供确证。

  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两种绝然相反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知觉状态具有概念的内容,如塞拉斯、布鲁尔(Bill Brewer)等;而另一种则认为知觉状态并不具有概念的内容,如罗素、石里克等。

  从上面有关塞拉斯反对所与论的理由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主张知觉状态具有概念内容的依据,这就是,单纯的知觉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它和思维不可分。知觉中包含有借助概念对其本身进行解释的成分。从本质上说,知觉中也包含有思维的因素。例如,当我们“看见”某个所谓“红色的”和“三角形的”东西时,这也意味着我们“想到”这个东西是红色的和三角形的。这里,“红色的”、“三角形的”,乃是属于概念的东西。所以,知觉经验中包含着概念的内容。

  波普所持的观点大抵相仿,虽然考虑问题的背景与使用的术语不同。他反对经验论者将经验科学还原为感觉、知觉的学说,将它和归纳逻辑一起抛弃。他认为,作为经验科学的基础的知觉,其作用并不在于提供有待归纳的质料,而是用来检验(证伪)理论假设。波普用“观察经验”来表达“知觉经验”的意思,指出“我们的观察经验……浸透着理论”。他认为,不仅“基础陈述”,而且包括“所有语言”,都浸透着理论。他举例说,即使像“现在这里红”这样的陈述的“现象”语言,也浸透着关于时间、空间和颜色的理论。[9]

  在美国哲学界新近有关“所与”论的论辩中,布鲁尔对知觉信念如何具有概念内容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除了仍采用塞拉斯式的观点,即认为知觉并非单纯的接受,而是经过概念的把握与理解,因此它有着概念的内容,表象中即有概念之外,他进而对知觉中如何有概念的内容进行了论证。这一论证的核心思想表现为这么一个三段式:(1)感性的经验状态为经验信念提供理由,(2)感性的经验状态之所以能够为经验信念提供理由,仅当它们具有概念的内容,(3)因此,感性的经验状态具有概念的内容。[10]这里,布鲁尔是从感性经验能够为经验信念提供有关外部世界事物状况如何的理由这一角度来进行论证的。由于提供理由的方式必定表现为判断及推理,而判断与推理的构成要素是概念,只有在概念的基础上判断与推理才能进行,这也意味着感性经验必得表现为概念的形式才能构成推论的前提或结论,这样感性经验与概念就是不可分的。概念表现为感性经验的形式载体,反之,感性经验表现为概念的内容载体。由此,布鲁尔的结论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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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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