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先验论证刍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6 次 更新时间:2010-10-10 22: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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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明  

  

  

  自康德提出并实际做出有关范畴的先验论证(“先验演绎”)以来,这一问题持续地得到了关注。有如查尔斯·泰勒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先验论证在20世纪哲学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Charles Taylor ,1978-1979年,p.152)有些哲学家并把它接受为哲学问题的论证方法。介入这方面探讨的著名哲学家包括普特南、罗蒂、诺奇克、斯特劳森等。在我国,近年来这一问题也得到了重视,一些学者并发表了论文,表达了自己的有关看法。在这方面,本人也进行了一番思考,写成此文,想要提出的想法主要是,先验论证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其性质是概念分析的。

  

  一、先验论证问题的性质

  

  大家知道,数学与逻辑学有它们的独特的逻辑证明方法,物理学等经验科学也有自己的通过可观察事实来检验的方法。那么,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什么呢?

  在本人看来,从广义上说,先验论证关涉到的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也就是不同于运用在数学[1]中的推导与运算方法,以及运用于自然科学[2]中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它们只能通过经验来发现。莱布尼茨则把与之相关的真理称为“偶然的真理”。)其实质是一种“概念的论证”。正由于这种非经验的论证性质,使得形而上学命题由于不能得到经验的检验,所以时常陷于争论之中,甚至潜藏着一种真假莫辩的危险,例如关于“共相”之类的争论。

  本人的这一看法与通常将先验论证的目的看作是为某种思想、知识等寻求其可能性的条件,或看作是对怀疑主义的反驳不同。在我看来,已有的先验论证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作用仅限于这两个方面。如果提升到更普遍的意义上来反思,那么它实际上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非经验的形而上学正是以这种方法为论证工具的。这一点将在本文的第四小节具体展开论述。

  

  二、先验论证问题的来源与发展

  

  先验论证问题的发生,一般认为首先来自康德。就此他所使用的术语是“先验演绎”或“先验证明”。对康德来说,为何需要进行先验的论证?这是因为他在知识的构成中分离出一种包括范畴与思维原则等在内的“先天知识”(即,非经验、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它们构成经验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在康德看来,从思维的形式方面说,经验只有通过范畴才是可能的。

  范畴之类的先天知识的提出,使得知识在类别上增加了新的一种;也就是说,除了已知的经验知识与逻辑(数学)知识之外,又发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既然这是一种不同的知识,因此从学理上说,自然就产生了类似法学意义上的它们的运用的权限与“合法性”问题,或者说是它们的“权利”问题,并且显然在它的证明上,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性质与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先天的知识,我们没有办法采用像数学或经验物理学这两种方式来进行证明。康德的先验演绎的方法论意义,正是在于它对这一问题不仅实际给出了这种先验的证明,而且还在理论上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康德的这一说明有如下几个要点,一是,先验论证的目的和实质,是要证明诸如“因果性”范畴之类的先天知识构成经验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康德经常被引用的论断是,由先天范畴而建立起来的原理本身“首次使它的证明根据即经验成为可能,并且永远必须在经验中被预设下来”。(康德,2004年,第569页)二是,先验论证的标准是范畴等先天知识必须与可能的经验相关联,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二律背反”那样的超出可能的经验范围的错误推理与证明。对于这一点,康德给予反复的强调。三是,先验证明的具体方法只能通过直接的证明来进行,而不能借助反证法;此外,这种证明必须是唯一的。

  除了有关范畴的先验证明之外,康德的“驳斥唯心主义”部分也被看作是先验论证的范例,而且后者的论证方式被认为是与后来的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斯特劳森以及戴维森等所做出的先验论证更为相近。康德这方面所要证明的是,我们有关外部状态的知识构成内部状态知识的前提条件。“外部对象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康德,2004年,第205页)甚至我们的内部经验也只能间接地、并且只有通过外部经验才是可能的。

  在康德之后,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私人语言不可能的论证,赖尔有关“两极概念”(polar concept)的论证[3],都被视为是给出了某种先验论证。此外,戴维森、普特南、塞尔、斯特劳森等人,也同样被认为在他们的著作中给出了先验的论证。不过,这些哲学家之所以做出这种论证,主要针对的是怀疑论。这里尤其要提到斯特劳森,因为他在《个体》和《感觉的界限》中作出的先验论证被认为是当代最经典的,并且它们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有意思的是,就斯特劳森本人而言,他对先验论证的评价并不高。在《个体》一书中,他仅有一次提到“先验论证”,认为它是“非常一般、非常模糊的论证”,(Strawson,1959,p.40)没有必要把哲学立场建立在这种论证之上。应当说,他的这一先验论证之所以引起注意主要应当归之于后来者的诠释的结果,即把它诠释为反驳怀疑主义的一种论证方式。本来,从全书的主旨来说,斯特劳森要论证的是他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信念:一方面,是我们具有一个包含着统一的时空系统图式在内的认识的框架(概念框架),另一方面,存在着物体和个别的人,它们的可辨识性构成了认识框架存在的条件。或者说,一方面,认识框架构成了我们思考外部事物的可能性的条件,它作为“公共参照点”,限制着我们的整个谈话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着我们对个别事物的“定位”(Strawson,1959,pp.29-30);同时另一方面,作为认识框架的构成要素的单一的时空系统又是由经验实在所构成的。外部事物(尤其是物体和个别的人)的存在及其可辨识性,又是使得我们的认识框架得以可能的条件。在进行这种辨识时,我们需要某种某些标准或方法,因为我们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相同的框架。这里可见,在斯特劳森那里这两个信念是相互依存的。这也就是斯特劳森所认为的,他的“分析”概念不同于一般“分解”意义上的分析,而是还要寻求把握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在体系中寻找并建立联系”。(斯特劳森,2005年,第416页)

  刚才提到,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被看作对怀疑主义的一种驳斥方式。不过对于斯特劳森的《个体》一书而言,反驳怀疑论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该书中论及怀疑主义的篇幅很有限,只在四个地方出现,并且每处的篇幅最多不超过一、两页。在这本书中,斯特劳森认为典型的怀疑主义者的“更为深刻的特征在于,他假装接受某个概念图式,但同时又悄悄地拒绝其运用的某个条件,因此他的怀疑是不真实的。这并非简单地是因为它们是逻辑上无法解决的怀疑,而是由于这些怀疑只有在这个图式中才有意义。”(Strawson,1959,p.35)[4]。

  对怀疑主义的性质的这一刻画,同样构成斯特劳森有关“他者心灵”的论证的模式。他指出,要回答怀疑主义关于在思想者自己之外,是否任何人还具有思想或感觉的问题,我们只需论证将心理状态归属于他人的能力,构成了将心理状态归属于自己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一论证表明,对于任何作出这种怀疑的人所具有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其他人所具有的。因此,假如怀疑主义是可说得通的,那么它就是错误的。或者具体地说,认为自己能够具有感觉的前提,是其他人也同样能够是这样。而要将怀疑主义表达出来,本身就包含着认为自己是具有感觉的。因此这一先验论证的结论是,假如怀疑主义的这一思想是可以表达的,那么它也是错误的,亦即它不能否定他人也能够这样,从而不能否定“他者心灵”的存在。

  斯特劳森的这种先验论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有关的回应文章中,美国知识论学者斯特劳德发表于1968年的《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s)一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在这篇文章里对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质疑。在他看来,斯特劳森在提出了我们在一个单一的时空系统的认识框架中能够辨识(identify)或再辨识(reidentify)个体,以及具有进行这种辨识和再辨识的可满足的标准。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证实原则”,也就是说,对于所要证明的论题,不能仅仅从我们的思想、从事理上讲得通的东西那里,来推演事物存在的状况。因此,先验论证最终取决于按照它的标准在外部世界中进行检验。[5]由此,他为斯特劳森的论证再补充了一个步骤,即“我们有时知道我们所具有的重新辨识个体的最好标准已经得到满足”,(Barry Stroud, 1968, p.247)认为这样就能够保证有关个体在外部世界中存在的论证是有效的,能够驳倒怀疑主义的攻击。既然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实际上蕴涵着证实原则,那我们大可直接诉诸证实原则,所以斯特劳德得出的结论是,先验论证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多余的。

  

  三、先验论证在形式上所潜藏的出现错误的根源

  

  斯特劳德把先验论证的症结所在归结为对“证实原则”的依赖。在我看来,他的这一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适用于特定的对象范围。不过,斯特劳德本人不加区分地把上述结论运用于所有不同对象类型的先验论证,这就过于绝对了。这里,我们先着重分析先验论证在形式上所潜藏的出现错误的根源,然后在下一节中再来对先验论证的对象范围加以区分,以阐明它在特定范围内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本来,康德之所以要采用先验论证的方式,乃是由于范畴属于“非经验”的概念。假如它们是经验性的东西,那就不会产生这类论证上的麻烦,而只需诉诸经验来检验,就像物理学之类的经验科学所进行的那样。

  由于不能直接采用经验的证明方式,因此另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就是采用逻辑证明的方式,来证明范畴是经验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这样,条件者与被条件者(或对象)之间就构成一种逻辑关系。通常认为,先验论证在结构上表现为:仅当p,则q;q是真的,因此,p是真的。[6]在逻辑结构上刻画出先验论证的形式,无疑是有益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局限于从逻辑关系上来把握先验论证,那就可能陷入一种危险,类似于逻辑推理中的“实质蕴涵”那样。也就是说,论证的前后件关系能否在内容上成立,不能仅仅依靠其形式来断定,而是要通过其内容方面的联系来断定。如果仅仅按照形式方面来断定,则可能有类似“实质蕴涵怪论”的情况出现——假命题实质蕴涵任何真命题,真命题被任何命题所实质蕴涵。例如,“假如2加2等于5,那么雪是白的。”这意味着即使在形式上构成一种逻辑关系,但前后件之间可能在内容上毫不相干,是一种虚假的关系。所以针对实质蕴涵怪论,逻辑学后来先后提出“严格蕴涵”的概念,以及“相干逻辑”,为的就是防止这类内容上不相干的东西造成蕴涵关系上的混乱。

  与此相仿,假如先验论证的前件与后件被论证者视为具有逻辑条件关系,但实际上在内容方面却是不相干的,且又不能见诸于经验来验证,那问题就来了,即它们可能在表面上形成一种逻辑条件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却不存在。这样,即使你如何费劲地进行概念上的论证,并且似乎也显得十分有道理,但由于无法诉诸事实的验证,所以即使其中存在着问题也难以察觉。

  了解到这类论证可能潜藏的问题所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康德的用心。虽然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我们不同,但康德仍然反复强调先验证明需要与“可能的经验”(注意:不是“现实的经验”)相联系。例如,他写道:“在先验知识那里,只要它仅仅与知性概念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准绳就是可能的经验。”(康德,2004年,第598页)他并且告诫说,假如不注意这一点,那么证明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四处泛滥,不可收拾;也就是说,这种证明就或许会超越可能经验的范围,其结果就会产生一些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假的“先验的假象”。

  不过,虽然康德把可能的经验视为先验证明的“准绳”,但对于他的范畴的先验论证来说,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无法满足他所设定的这一证明的标准,因为他的这一论题(范畴是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与普遍必然性的前提条件)纯然是形而上的,非经验的。这样,康德所论证的那十二个先天范畴是否构成经验的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条件,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悬案”,即使在概念上得到充分的论证,但由于它们无法满足用经验的“准绳”来衡量这一条件,其有效性如何终究难说是令人信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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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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