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26 次 更新时间:2004-07-13 1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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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进入专栏)  

  

  第一部分:引论

  

  1、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至今日,市场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也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问题已经都有了答案,剩下的任务仅仅是修补和完善。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政治改革上。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六大”,并将完成最高权力的代际交替。在此敏感时期,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议论再度泛起。

  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变化”,中国发生了巨变,广泛而又深刻。二是“不变”,共产党依然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局的稳定性经历了严峻考验。80年代动荡频乃,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局却出现了出人预料的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卷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可以自负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中国的表现——“稳定中的巨变”或“巨变中的稳定”——不能不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奇迹”。

  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它能够继续存在吗?它又将如何演变?具体说来,人们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集中于三个大问题:第一,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是如何解决政治危机的?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第二,中国能否维持政治稳定?或者说,中国会崩溃吗?第三,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中国会走向民主化吗?

  在国内外的媒体、学术期刊、官方研究报告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判断和分析可谓“众说纷纭”,甚至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对立。关于改革时代的政治变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典型的说法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政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经演变为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 )。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基本上可以维持稳定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稳定论”是主流,但是声音不大。“崩溃论”是支流,但是很热闹特别是在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一种观点是“不变”,即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的列宁主义体制。另一种观点是“变”,即中国将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

  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主要结论

  

  本文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两个方面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本文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稳定被理解为一种系统论中的“稳态”,这种状态来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正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适应,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群体联盟,带来了制度或政治的稳定。

  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主义。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私域获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公共领域,继续垄断集体行动的手段。在90年代中后期,新的制度或秩序获得了结构适应性,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之间的默契与相互耦合。与此同时,群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崛起,工农大众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放弃了原来的盟友,与新兴的社会精英结成联盟,从而重建了统治的社会基础。新联盟的基本策略是,剥夺社会精英的政治权利,但是满足经济精英的利益,并与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通过这种适应性的整体结构变迁和重构阶级联盟,有效地化解了现代化和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危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秘诀。

  这一切标志着,在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一个相对成熟的权威主义政体已经建立起来,它在结构适应性和群体联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并据此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体制在赢得稳定的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机。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结,导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巨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这些问题威胁中国的稳定。由于中共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只有大众起而反抗,但是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已经具备了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一般不会引发致命的政治不稳定。但是一旦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势必引发全面的动乱,则稳定将不复存在。近期内,中国政治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潜伏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核心任务。在现实条件下,政治民主化还行不通,而且民主化也未必就能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风险等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显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当务之急是:在群体关系方面,政府必须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让大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有意识地建设社会合作主义,把有组织的力量引向维护秩序的轨道。针对中国的现实,在道德重建中要强调“精英的责任和大众的权利”。“三个代表”既承认精英联盟,又强调大众的权利,完全符合现时和未来的需要。因此,未来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三个代表”的霸权地位,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进行制度建设。如能达成上述目标,那么中国就可以赢得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3、本文的结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分析,否则就无法理解政治的变化,但是又不能面面俱到,必须适度集中,即集中于广义的政治领域,包括国家权力、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关系、整体上的结构适应性、群体结构、群体关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强调从社会结构和群体关系这两个方面分析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结构方面分析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且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适应中寻找90年代中国政治稳定的根源。第四部分从群体方面分析政治的演变,探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联盟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第五部分分析政治不稳定问题。9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和阶级联盟,既带来了90年代和当前的稳定,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埋下了未来的隐患。第六部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与“政治民主化”相比“政治行政化”也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发展模式,并提出了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具体方案。

  本文的第二、三、四部分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为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奠定基础。第五部分回答第二个问题。第六部分回答第三个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属于实证性研究,而属于实质理论范畴,目标是说明具体的社会事件,或是社会过程的特定类型。确切地说,本文是基于个人观察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有待通过实证研究给予验证的假设。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分析框架和逻辑,描述和解释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对政治稳定和不稳定同时并存这个相互矛盾的现象提出统一的解释。

  据说《易经》的“易”字有三种讲法,一是“变易”,二是“不易”,三是“简易”,即世界是变化的,变化之中有不变的东西(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复杂,而且能够为人所认识。本文是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的提纲,这一计划的目标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过程,以“简易”的方式揭示这一过程中的“变易”和“不易”。

  

  第二部分:分析框架

  

  1、结构/群体分析模型

  

  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流行理论来自亨廷顿[1]、普沃斯基[2]、奥唐纳和斯密特[3]等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经典作家也从西方经验出发,研究个人、群体、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尽管这些现代大师和经典大师的关注点、方法论、社会哲学预设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他们都同时关注制度方面和群体方面,并且从这两个方面探讨个人、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发展问题。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组成社会的人分化为各种群体。同一群体的成员具有相似的处境,面对相似的问题,具有共同的诉求,因而具有采取协同行动的可能性。政治既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又是一种社会整合的方式。政治秩序及其稳定与不稳定也是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因此,在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时,群体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社会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个体的客观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社会不能被还原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社会的各个部分以确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社会的各个部分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某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连锁反应。而且社会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意志和逻辑。我们不必接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全部假设,但是这些命题还是应该接受的。政治不等于社会,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其他部分对政治发展、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就政治论政治的方法论是行不通的。在这里,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和研究视野,否则我们无法准确地理解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由此可见,无视人的理性、需求和价值追求的社会理论是不充分的,同样,无视社会的超越于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的社会理论也是不充分的。需要打通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隔阂,建立一种融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为此,本文提出一个“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结构模型”关注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群体模型”关注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其演变,关注各个群体的处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社会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变迁的复杂动力也是“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关注的对象。我希望通过在结构和群体两个面向的观察和分析,来理解政治的属性、政治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与不稳定。

  

  2、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为结构分析提供抽象的分析框架。这一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对社会进行划分,即确定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揭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从结构的角度确定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的条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可争议的奠基性的社会结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了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在此,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不妨称之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他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存在于一个因果关系等级序列之中,即经济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

  葛兰西反对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经济基础依从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中,“霸权”(hegemony)是核心概念。所谓“霸权”即“凭借纯粹的文化手段对社会思想生活的控制”。葛兰西指出,有效的统治不仅依赖暴力,还依赖霸权。当然,霸权并不一定属于统治阶级,因此要想赢得稳固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里与其他阶级争夺霸权。[5]如果说马克思从功能上区分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葛兰西则指出它们分别对应于三个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

  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模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经济的附庸。葛兰西尽管重视意识形态,但仍然承认经济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韦伯强调文化在塑造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文化的作用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宗教革命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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