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红:群体性事件与政治稳定:一项基于风险模型的新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0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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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红  

   内容提要:学术界研究中国群体性事件的诸多学者都认为,当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威胁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通过分析近十年群体性事件的相关统计数据发现,中国社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对中国的基本政治秩序造成较大影响。从风险模型的角度看,四项因素稀释了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的影响。从政治风险源上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本身不具有政治冲突性;从风险管控方来看,当下中国的国家体制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难以形成政治联盟性;此外,公众在政府认同结构上的二元化倾向以及当下中国的治理结构,也构成了防范政治风险的两个缓冲地带。正是这些结构性与制度性安排,使得中国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十分有限。

   关 键 词:群体性事件  政治稳定  政治风险  政府认同  治理结构  mass incidents  political stability  political risk  governmental identific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关于当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诸多既有的研究几乎是以预言般的口吻告诫政府,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置不当,极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不同程度的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学术界的这种研判,实际上强化了各级政府对群体性事件政治不安的心理,在现实中也对此类事件一再采取高压态势。然而,虽然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度大量增长[1][2],即使到现在,“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3]12,但无论是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还是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这些群体性事件并未给中国的政治稳定带来根本性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般性预测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数量惊人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并未对中国的政治稳定造成较大的冲击?群体性事件未来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解释框架。

  

   一、概念界定

  

   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一直是这一领域的学者(肖唐镖,2012;冯仕政,2015)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因为存在着诸多与这一概念相近的其他概念[4],而且还因为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其内涵也并不完全相同。张爱军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维权”,所以应该“把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群体性维权事件”[5]。肖唐镖则指出:“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群体性冲突,尤其是民众与政府和官员的抗争性互动。”[6]本文所指称的群体性事件主要采纳官方的解释,它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①这意味着,从性质上看,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反政府或者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政变、暴动和革命”,更不是反人类的恐怖主义活动。据此,当下中国少数的极端民族主义事件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群体性事件。从特征上看,群体性事件“非法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组织化”,从而使得这类事件具有一定的偶发性、破坏性、骚乱性、难以控制性等[7]115。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中国学术界用来解释与预测群体性事件会威胁到政治稳定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政治参与模型、集体心智模型和冲突升级模型。这些模型普遍认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置不当,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当下中国的社会失序、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

   用政治参与模型研判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后果是目前学术界最常用的方法。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并且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公式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8]。于建嵘(2010)、刘伟(2016)、刘勇(2010)等人都使用这一模型解释群体性事件的政治风险,他们认为,“亨廷顿描述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为当下中国“透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冲突与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9]。群体性事件“从深层次上消解社会的稳定机制”[10]。此类事件“直接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冲击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发展”,最终“严重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11]。

   集体心智模型则立基于社会学中的集体行动理论。根据这种模型的分析,集体无意识是群体性事件的一大特征,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之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极端简单化”[12]。他们“显得冲动、多变、急躁……身处其中的个体变得野蛮、残暴而狂热”[13]。叶宏认为,“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从众心态”则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14]。刘琳则用“无组织化”来定义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大基本特征,也正是因为“无组织化”,才使得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难以控制,最终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风险的信号”[15]。陈谭、黄金则表示,作为集体行为的一种非理性行为,群体性事件是由多个变量引致的“从众性行为的失范”[16]。

   冲突升级模型恰恰与集体心智模型相反,这种模型认为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威胁政治稳定,是因为此类事件的参与者是高度理性的,故而,此类解释模型是博弈论理论在社会集体行动领域的运用。韩志明在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为什么愿意将事情“闹大”时,就典型地运用了冲突升级模型的逻辑。这种逻辑可能激化“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政府以“维稳”的名义进行暴力干涉[17]。黄杰等人则直接从冲突升级模型的角度演绎出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暴力逻辑:“风险感知差异——应对策略和行为——冲突爆发和升级”[18]。

   (二)数据分析

   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确实如上述各种模型分析的那样,会冲击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那么我们可以引申出两个假设:第一,从数量上看,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与社会政治稳定度成反比。这意味着,至少从长期趋势来看,群体性事件连年高发的年份,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二,从规模上看,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与社会政治稳定度成反比。这意味着,如果某些年份单个的群体性事件规模显著上升,那么该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度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下面我们选择离我们时间点最近的2007年到2016年这10年的相关数据作为依据,考察这10年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变化情况。从数量上看,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绝对数量由2007年的8万起增长到了2011年的13.9万起,到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7.2万;虽然2014年以后缺乏相关数据的统计,但根据张明军教授每年发布的《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分析报告》,2014年以后群体性事件“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2015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甚至较2014年“会略有增加”,“2016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基本维持以往水平”。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显示,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从2007年的23起上升到了2010年的163起,2012年甚至达到209起。而2016年仅上半年,千人以上规模的就有12起。②

   由此可见,最近10年,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从一个相对较小的数量(规模)上升到一个长期高位运行的状态。如果群体性事件作为自变量会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影响,那么,这一个自变量在过去10年间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作为因变量的政治稳定应该有所反映。然而根据国际社会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度的相关数据,我们几乎无法发现这其中的相关度。

   我们首先使用《外交政策》杂志和平基金会的失败国家指数(The Failed States Index)和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的“政治稳定度”(Political Stability)以及这两个指数(指标)的数据。因为这两组数据都是年度指标,且指标体系覆盖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情况。在失败国家指数(The Failed States Index)中,某一国家如果在世界上的排名数字越大,则代表该国家的政治风险越低。在“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的“政治稳定度”排名中,一个国家的百分位排行(Percentile Rank)越高代表这一指标越安全。

   虽然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激增且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但从表1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失败国家指数来看,还是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政治稳定度”来看,最近1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中有升。失败国家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的排名从2007年的62名上升到2016年的86名。同样,全球治理指标也显示,这10年中国社会的总体百分位是比较稳定的,仅仅在2011年有一次较大的波动。实际上,如果我们继续考察国外其他机构对2007年到2016年这10年中国政治稳定的排名,这一趋势依旧很明显,见表2。

   上述排名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发展与冲突管理中心(CIDCM)每隔两年(以前是三年)发布一次,旨在预测一国未来两年的冲突风险,其主要是按照各大洲进行分类,排名名次越前代表风险越高。从表2可知,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增长的年份,恰恰是中国的排名往后的年份。换句话说,在亚洲,中国的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是越来越低。

   通过上面三组数据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21世纪初,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无论从绝对数量来看,还是从单个事件的规模上看,确实一度剧增,然而这些事件的合力却十分有限,并未出现学术界预测的那种严重的政治后果,它们并没有对中国政治的稳定性造成系统性影响。

  

   三、一项基于风险模型的解释

  

   从内在逻辑上看,一项政治风险的产生,不仅需要风险发起方具有挑战基本政治秩序与政治规则的愿望,还需要风险管控方对此类挑战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化解。此外,如果在风险发起方与风险管控方之间存在着缓冲地带,使得风险源在有效冲击社会与政治秩序之前就已经被稀释与化解,那么,此项政治风险同样不存在。

   (一)风险发起方

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塔罗(Tarrow)认为,一项社会运动要成为政治斗争,必须有四个条件:集体性的挑战,参与者具有共同的目的,具有集体认同意识,持续性的斗争政治[19]。反观当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或许具有集体挑战基层权威的目的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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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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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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