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专题研讨之“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2 次 更新时间:2008-12-21 2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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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山   白诗朗   康晓光 (进入专栏)  

  

  时间:2008年10月9日

  地点: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

  [按语:由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其间特别设立“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专场讨论,9日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进行,对公众开放。有五百个座位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不少人在前面和中间过道上席地而坐,还有很多人站在两侧和后面甚至在门外。在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主题演讲之后,“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白诗朗(John Berthrong)以及被称作“大陆新儒家”之一的康晓光等宣读论文和报告,然后四人进行了精彩的互动讨论。这里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和互动问答的文字记录。欢迎转载,敬请保存其完整性,并注明出处:http://www.purdue.edu/crcs。高峰论坛的专场录像已经在逐渐发布在这个网上。]

  

  杨凤岗(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的组织者之一):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我们这场讨论的主持人,谭慕尼教授是鲍尔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现在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生命周期研究所的研究员。谭慕尼教授在亚洲居住过很多年,特别是在新加坡教过很多年的书,做过很多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涉猎很多不同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同时也是儒家、儒学或者儒教的观察者。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曾任宗教社会学学会的会长,对于儒家、儒学或者儒教在华人社会当中的状况有很多年的观察,其实他今天下午就已经在我们的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儒家的韧性(The Resilience of Confucianism)”。我们这次高峰论坛既有神学家,有思想家,同时也有社会学家。在这个时候请作为观察者的谭慕尼教授来做这场的主持,我觉得是非常合适。我们下面就有请谭慕尼教授。(热烈掌声)

  谭慕尼: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将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发言的学者,每个人发言15-20分钟,留下一些时间大家可以问问题。

  第一位是南乐山(Robert Neville)教授,他是波士顿大学哲学、宗教与神学教授,美国宗教研究学会前任主席、国际中国哲学研究学会主席。南了山教授发表了至少二十部著作,其中的两本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上地面具的背后》和《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

  第二位是白诗朗(John Berthrong)教授,他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他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包括《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范式转化》。

  最后一位是康晓光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他已经发表了超过40篇的文章和十多部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归来——当前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研究》,他也两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让我们来欢迎他们讨论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掌声)

  南乐山:(英语宣读论文)谢谢这个高峰论坛的组织者。我怀着感谢的心情在这里谈三点。第一点是关于古典儒家的“差别性仁爱” (爱有差等)的定义,第二点是关于儒家以礼作为沟通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等级的桥梁,第三点是如何理解儒家的仁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些西方哲学家所谓的“他者” 。

  儒家一直提倡“差别性仁爱”。在古代,这是指爱自己的家族多于爱他人的家族,爱自己的乡党甚于爱他人的乡党,以及爱自己的国家过于爱他人的国家。在此,仁爱所指的并不只是眷顾,还包含着为己之所爱尽责,以及视之为当得仁爱的对象。儒家的 “差别性仁爱”并不是说有人不应该被爱,而是说爱人应该有差别,或是以不同的仁爱方式去对待他人,对于比较亲近的人,应该更关注尽责。其它宗教,像是佛教与基督教,都认为要爱每一个人,以及慈爱应该是普世性的。然而就实践而言,实施仁爱要视社会结构的情况而定,所以除非普世性的爱能被塑造来适应各种不同的关系,否则就会成为空泛的价值。在世界文化中,儒家因此早着先鞭,认识到在各人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要以同样的仁爱待人的复杂性。要超越现实中众多的障碍来表达仁爱是有困难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障碍比古代更要复杂得多。现在的社会障碍不能单纯被视为多代同堂的家族中的距离,虽然这些障碍也值得重视。我们现在比以前更理解社会经济阶级的差等,其中的分别,或者是在社会阶级中人们上下移动的能力有多大,以及这些都受到不只是对产品生产的掌握,更受到技术进步,气候,全球性移动市场的影响。我们现也更理解要超越各人的不同性格,不同的学习方式,甚至不同的心理病状来表达爱有多复杂。我们也理解现今的社会阻碍我们表达仁爱的还包括种族区别,宗教区别,以及文明区别。我们认识到各个团体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或者占据土地,或者占据资源。所有这些阻滞表达仁爱的社会障碍都在世界文明的冲突中充分表露出来;而其中大多也表现在小乡镇的内部冲突中。

  当今的社会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帮助我们认清这些产生异化的社会结构,然而儒家对于每一个人的差别性仁爱的观念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已成为必然。各大宗教和文化传统都强调仁爱是直接与许多当代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剥夺人性的结果相对立的。对于必须针对性地、分别以不同形式的仁来差别对待的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仁爱如何认知其中的差别?

  荀子,古代儒家礼方面的理论家,注意到社会被按照经济、政治、出身分成不同的社会等级。他并没有想到贫富之间巨大的差距是可以改变的;他甚至相信社会等级是好的,因为这对于有效率地建构经济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必需的。但是他认识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应该彼此以仁相待,尤其是惟其如此,在社会底层的人才能得以成全其生存。荀子认为人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像婴孩一样只想到自己。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原初状态的自恋”(primary narcissism),也就是荀子所谓的“性恶”。虽然荀子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各种情绪上的和体能上的能力,但并不是天生就能把正确的情感和正确的事务联系起来,或者能运用正确的判断力管制自己。

  对于天性的自恋和生理与心理上先天的限制,荀子的答案就是礼。荀子的礼的观念非常精深,所指的不仅是庙堂之礼,还包括一切由传统符号形塑而成的礼。一个文化很可能有一套与别的文化很不同的符号,但是所作的事则是一样的,例如如何站立、问候、说话。东亚的人所学的是站立时双脚平行,西方人学的则是两脚分开呈八字形站立。东亚人彼此问候的时候鞠躬、双手合拢,西方人则与对方握手。说中文与说英文,即使说同样的事,在仪礼上也是不同的。荀子认为人类必须有礼才可能有高度文明。依据荀子的观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互相交际的地方就是一个着重礼仪的场所。

  简言之,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礼节存在于低阶层的人愿意礼让高阶层的人,而高层的人必须因而满足低层人的需求。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里,则没有这种礼节,结果是阶级斗争和经济破产,每个成员都受苦,尤其是穷人。对于荀子的儒家意识而言,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里,人们无法以仁相待,因为他们彼此间的社会阶层相冲突。就真正的儒家意义而言,礼让不只是低层的人对待高层人的态度,而是各人以仁相待的态度。在一个秩序分明的社会里,高层的人因礼让低层的人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双方以合宜的方式认知对方的人格,进而互相扶持。荀子寻求的是大规模的社会礼仪,在其中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能与别的阶层和谐共舞,发挥自己的功能,即使彼此的价值或利益不同,也能对别人礼让。今天我们努力克服经济上的阶级差别,而不是接受这个差别,去相信古代的人无法设想的社会机制。然而,人与人之间多种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以合宜的、合乎仁道的方式共舞。有一种贡献能克服这种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的障碍,那就是发展礼仪,使得人们即使在对基本价值有竞争或异议的时候,仍然能够“和谐”相待。

  质言之,我要提倡一个社会科学的儒家研究项目,调查一下有哪些现存的仪式阻碍或防止跨越社会障碍的仁道表现,再发展一些礼节来帮助彼此竞争的团体互相交流,使得即使在涉及冲突的时候,所有的参与者也都能彼此以仁相待。

  在详论如何培养表现仁道的礼,以便藉着它跨跃障碍之前,必须先对仁做一个说明。近来有些西方哲学学者虑及将人类视为“他者”的问题。这个顾虑起源于两个由来已久的西方思想上的问题。一个是当我们从论述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或自己的社会的时候,有一部分人难免会被边缘化或完全忽视。这些被忽视的“他者”需要得到认知。如果要以合乎仁道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必须考量他们的经验、观点、和社会位置。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相信人是一个向外审视客体世界的主体。根据这个信念,对于任何一个主体而言,他人本身都不是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减化成依照主体的心意设想而成的对象。把重点放在他者是要更正这种看法,培养视他者为主体而非客体的经验。在西方的思想中,黑格尔和笛卡尔分别指出这两点。在中国的思想中,根据儒家的分析,这两种作用都是自私的。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以仁道对待被边缘化或被完全否定的个人或群体,就可以把那些用来排斥他们的仪式行为指认出来、加以解构,再发展出新的礼节来涵容他人并且接纳他人的看法为社会全体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发展能包含被边缘化和被忽视者的仪式就是民主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必需的仪式不只包括显而易见的投票和决策制定,还包括用教育和建构社区的的仪式来帮助民众参与各种事务。 在经济方面,需要发展一些仪式来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这个经济体系中,使孤儿寡母、少数民族、残障者、和其他容易被忽视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得到满足。在个人方面,需要用仪礼来教育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人,使各人理解别的社会阶层的人的本质,尤其是被忽视或边缘化的人。

  我们不能只是把世界历史或是自己的社会看成语言的论述,而应该学习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舞蹈,其中有许多互动的仪式。如果用仁道将个人当作有完整主权的主体来对待,而不只是将他当作我们经验的作用对象,我们就能援用古代儒家的修为,学习与他者以礼相待,礼让他者,把他者看作是执行礼节的主体。即使是对的,仁道的礼让也不只是宽泛地承认每一个他者都是一个主体。更精确地说,每一个人的主体都是由特定的自身、家庭、朋友、社会结构、社会位置、历史位置、族裔、个人历史、年龄、和其他许多因素 为中介所构建而成的。我礼让他人是出于我生活中的各种特定因素。但是要达成这种礼让还需要我能深刻地体会到在他人特定的生活的因素中,他者也是一个主体。正如我是藉由自身的各种因素来表达对他者仁道的礼让,我必须先体认到他者是一个由其自身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主体,才能认知他者为一个特定的主体。

  这就是为什么“差别性的”仁爱这么重要。举例来说,家庭中的礼节,其基本意义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的主体,他所担任各种的角色能为一个复杂的家庭社会位置作出定义。虽然我不想低估成熟的难度,但是由于家庭文化的亲密性,家庭中的每一个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家庭的成员可以学习体会如果自己是家中另一个成员又是如何。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见对于与自己迥异的人,诸如来自不同的家庭、文化、社会的人,要理解他们特定的主体因素是多么困难。这些表现仁道的时候难以跨越的社会障碍也正是使人难以认知他人的特殊主体因素的难点。诚然,出于仁道必须作的事之一就是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学习去了解阻隔在社会另外一面的人。但是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礼节好让被社会障碍分隔的人能互相交往。但是这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学习运用这些礼节好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能认知、礼让他人特定的主体性。

  差别性仁爱的特质是得自于具体的礼节,这些礼节能促成跨越障碍的互动。我们不应该设想像爱自己家人那样去爱别人。不同的社会位置对于认知和礼让别人具体的主体因素有不同的问题,在当代的社会里社会位置也在不停地变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适于以不同形式的仁爱来表现,尤其是因为受到阻隔而难以认知的他者的主体性。经由儒家的指引,社会科学可以探索某些仪式如何阻滞仁爱作出跨越社会障碍的表现,并发明出更好的礼节来辅助具有差别性的真正的仁道,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道德大业。

  非常感谢。(掌声)

  白诗朗:各位先生、各位朋友(掌声)、各位老师、特别是各位学生(掌声),(专为用英语发言)抱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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