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1 次 更新时间:2010-03-05 14: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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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进入专栏)  

  

   政府的合法性,一般指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觉或自愿地接受政府统治的能力。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差异极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上。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源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中国政府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目前,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巩固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加大反腐败、反贫困和建立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试图通过维护或提高社会公正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目前,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精英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最终将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且早在20年前就已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法治建设进程。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

   本文考察了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过程,并展望了其未来趋势。第一部分阐述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变化的根源;第二部分分析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及其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讨论社会公正对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意义以及建立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第四部分回顾了20年来中国政府在建设民主合法性基础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经济体制竞争与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本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其原因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之外,其源头不在当代,而在500年前。因此,要理解为什么市场化改革会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必须把探寻的视野投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制竞争,投向持续500之久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1、经济体制合法性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关系

   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指示了它被人们自觉接受的可能性的大小。经济体制的合法性越高,它被人们自觉接受、服从、遵守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经济秩序则是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比另一种经济体制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就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就具有更高的合法性。

   当只存在一种经济体制时,或者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的经济体制时,经济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并不突出。在当今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某种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总是与各种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与另一种经济体制相比能够更快地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它就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被原来实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的国家所采用,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则要被使用者抛弃,从而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政府维护的是一个较少合法性的经济体制,那么其政治合法性将因此受到威胁和挑战。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有时政府为了保护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好“丢卒保车”,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政府明知这样做将威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为了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也只好牺牲前者了。

   2、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竞争

   始于5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启动了资本主义市场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圈地运动”。资本主义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圈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迫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转。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殖民高潮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扩张“联袂出击”,席卷全球。

   就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凯歌奋进的时候,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人马克思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1919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这种理论构想在贫穷落后的俄国变为现实。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的两大经济体制竞争。

   本世纪上半叶,苏联用自己的经济发展业绩向世界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苏联的经验证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只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创造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至少要用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那些经济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为它们提供了一条快速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捷径。从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行这种经济体制。

   然而,进入本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而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则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停滞与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经济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尤其显现在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之间。几十年较量的结果告诉人们,在经济非常落后和简单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还具有一定的效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比较复杂和发达的阶段时,它就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了。从长期发展来看,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低效率的经济体制。

   3、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根源

   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根本性弊端,即“信息机制障碍问题”和“激励机制障碍问题”,要强调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激励问题”要比“信息问题”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计划经济体制原则上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观一致假设”。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没有一致的价值观,中央计划机构就无法制定出“合理的”计划,而且即使计划制定出来了,中央计划机构也无法使每个社会成员全心全意地按照计划的要求去工作。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求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在计划经济的现实中,每个人的物质收益与他的经济贡献没有直接的联系。工人和经理一样,“多干少干一个样”。企业也是如此,赢利了全部上缴,亏损了国家补贴。既然不能使用“物质刺激”这个“胡萝卜”来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于是计划经济就只能选择政治惩罚这个“大棒”来迫使劳动者积极工作。但是,“强迫”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使劳动者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也可以使他们生产出指定数量的产品,但却无法使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创造性”—得到发挥。

   现代经济发展是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的,而科学和技术进步是自由的人们积极进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不能为人们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不能为人们提供积极进取的动力,那就不能发挥人的创造性,也就不能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这种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绝对没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它可以通过“摹仿”,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并且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别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缩短与先行者的差距,但它决不能“超越”别人。当“摹仿”的潜能发挥殆尽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就只能实现“外延式”发展,靠持续扩大投入维持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记录无情地显示,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从简单的花样繁多的图钉、铅笔、暖水瓶,到复杂的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视机、空调机、小汽车,再到无形的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电影和交响乐,本世纪人类取得的所有的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进步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创造出来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依赖越来越大,随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就越来越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的竞争劣势也就越来越突出,结果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越来越大的规模退出历史舞台。

  

   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转向政绩合法性基础

  

   到了本世纪70年代末期,经过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得到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反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同样,人民也没有得到极大丰富的精神生活,得到的却是史无前例的精神贫乏和愚昧无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能够“超英赶美”,反而与英美的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连中国人一向看不起的东南亚小国都超过了中国。这一切无情地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赋予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1978年上台执政的新政府,在致力于巩固历史唯物主义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着手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一是选择了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2];二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建立自己的民主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整个80年代,新政府更加注重于“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设,它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它坚定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誓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持续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和巩固了新政府的合法性,并较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

   1、重建政绩合法性基础

   当今世界,如果一个政府既不能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不能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那么它往往就要把经济发展业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亨廷顿指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3]。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持,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被迫作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且他们还要反复强调这种经济增长是在其他政权领导下根本无法实现的。

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意义。1982年他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4]同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金日成说,“我要强调指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5]1984年他强调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6]。他还反复重申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这一切被概括为著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中国的基本国策。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到,“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8]。1990年,正当社会主义陷入了全球性危机之时,邓小平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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