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文化与政治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6 次 更新时间:2008-09-07 2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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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进入专栏)  

  

  一场伟大的运动,不但会创造出激动人心的理论,掀起波澜壮阔的行动,还会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伟大的运动必然产生伟大的成果。而一场失败的运动所能贡献给人类的,充其量也就是一部乌托邦。

  文化复兴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将带来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波及文化、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

  本文直接关注的是这场运动对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而推测对政治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政治、文化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人们往往认为文化是虚无缥缈、软弱无力的东西,只有经济和政治才是真实而有力的力量。其实,文化不是消极的力量,不是其他力量的附庸,不会简单地、轻易地被经济和政治力量所改变。相反,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在受到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的同时,也会积极地影响经济和政治力量,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键力量。这是政治文化学者尊崇的基本信念。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本文的基本分析逻辑。

  本文的分析不是“书上来,书上去”式的空泛议论,而是脚踏实地的经验分析,所依据的经验资料来自我们的典型调查、积极分子问卷调查、10个城市的随机入户问卷调查。

  

  一、预测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否认文化因素的作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现代统治的结构。他指出,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政治社会中的统治和市民社会中的领导是一个有效的成熟的统治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葛兰西提出了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揭示了思想统治的重要性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植根于新教文化的特质之中。韦伯所创立的“理解的社会学”强调态度、认知、价值观是理解社会现象的关键性概念。托克维尔认为“新英格兰自治精神”是美国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

  20世纪50年代之后,阿蒙(Gabriel Almond)、佛巴(Sidney Verba)、白鲁徇((Lucian Pye)、哈瑞森(L.E.Harrison)、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普特南(Robert.D.Putnam)、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进一步探讨了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演变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当今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他们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人们的政治态度,探讨政治态度与当地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该地区或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这一研究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衰落。但是,1970年代末期,伴随右派势力的崛起,福利国家衰落,保守主义势力在欧美卷土重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直至最后苏联阵营崩溃。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对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影响力得到充分彰显。这一切在学术界引起深刻反思。于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文化理论再度兴起。

  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文化有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文化用来描述社会的整个生活,包括价值观、习惯、象征、制度与人际关系。这种包罗一切的文化概念无法解释任何现象。政治文化理论家定义的文化,指的是价值观、态度、信仰、倾向、情感,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观念。他们把文化看作影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自变项。

  阿蒙提出了被广泛接受的政治文化概念。政治文化,即政治体系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态度、评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佛巴给出了最详尽的政治文化定义:“政治文化是由包括经验性的信仰、表达的符号,以及价值观三者交织而成的一个体系,它划定政治行为发生的背景,是政治活动的主观取向,包括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远的理想,以及一般的行为规范。我们称政治文化为体系,因为我们假定一个社会之内诸政治观念、感情和态度,并不是偶发或杂乱无章的。相反,它们交织而成模式,并且彼此之间具有相互加强的作用。”

  政治信仰是对政治体系的各种结构和各种角色的基本观念。它有客观依据,但也掺杂一些主观臆测,还会受到个人喜恶的影响。人们总是倾向于用各种说法使自己的信念体系看起来合情合理。有些政治信仰是新近获得的,尚未具备深厚的基础,不易发挥多大的作用。有些信念则是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不必解说,不用宣扬,人人心照不宣,视之为理所当然。佛巴称后一类政治观念为原始的信仰。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它最具深远的影响力,是政治事件与个人反应之间最主要的桥梁。这种信念既不易培植,也不易祛除,可以说是政治文化的骨干。政治文化的第二个面向是情感的指向,指对政治对象发生好感或恶感、忠诚或隔阂,以及自我是否愿意参与。政治文化的第三个面向是以价值来评估政治事件并赋予意义,以及提供个人行动选择的准绳。在政治领域内,价值往往是一些高超的伦理道德原则与私人利益的混合物。此外,个人的政治评价还受制于对当前特殊情境的认识,以及个人的人格倾向和习惯。

  上述3个主观面向,决定个人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开始参加政治生活,因此,政治文化不仅是一个评价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控制政治生活的体系。对于个人来说,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于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这些保证了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而且,为了有效地理解政治发展的动力,需要分析人们如何维持、发展政治行为的基础,分析不同群体的态度和情感怎样保持着集体的稳定,或是如何又发生不稳定。李普塞特指出,只要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系统的核心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政治变迁。当然,一旦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和谐状态被打破,政治变革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定就不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以及21世纪中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都支持这一论断。中国自己的经验,也支持这一点。

  个人理性和社会制度都不能在真空中运行。它们是在传统、习惯、思想、信念、价值观构成的软环境中运行的。正是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了个人行为和制度的性质及其效率。其实,文化与制度是两种互补的视角。文化提供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得以运行的背景,而制度、社会关系、历史事件规定了文化得以显示自身的方式。同样,政治运行也无法离开特定的文化环境,也要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与改造,而且这个文化环境不仅仅指“政治文化”,还有“大文化”。人际关系中的信任感、个人的开放或宽容心态、对时间和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念、各种社会组织中的权威模式,这些非政治的“大文化”因素都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或政治文化,所以说,政治态度与社会态度密切相关。

  白鲁徇指出,政治文化和个人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整个历史的产物,也是当前组成这一体系的所有个人的生平经验的产物,所以它同时植根于公共生活和个人经验之中。每个共同体都会创造自己独特的、持久的政治风格、方式和实体形式。政治深深地根植于每个民族的天然特质之中。彼此独立的政治传统绵延不绝,顽强地抗拒着来自现代生活的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各种力量的冲击。一般说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结构非常牢固,其核心政治价值观的变化非常缓慢。每一代人必然从前一代人那里接受一套政治生活,每一代人又必然抗拒这一过程,以便创造自己的政治生活,但是继承和创造都必须遵循那些支配个人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则。有鉴于此,政治文化理论强调,在考察政治发展的动力时,应该注意到传统持久不断的作用,它使每种政治文化具有特性和内涵。政治发展,主要并不在于大量革除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发现用什么方法使得传统有助于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而不是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卓有成效的政治发展,需要为许多传统观念在较为现代的现实结构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简而言之,政治文化学者的共同信念是,文化传统可以持续很久,并且塑造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反过来,政治体系通过政治社会化塑造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的政治文化。

  

  二、预测的方法

  

  儒家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学说、思想体系,它不仅影响人的主观思想,也左右客观的社会生活。在中国,儒家曾经是赋予中国人信仰、规范个人和家庭生活、支配政治秩序的强有力的思想体系。而且,儒家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性格,它所推崇的政治秩序被正确地概括为“儒家式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儒家与自由民主主义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冲突。按照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逻辑,这样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不但会对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产生影响,还将通过影响政治文化进一步影响政治体系,包括它的目标模式、演变方向、发展途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逻辑,分析和预测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或后果。

  那么,如何推断或预测这场运动的文化和政治后果呢?所谓“运动的后果”,就是运动成功以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质。运动成功的标志就是该运动的主导性框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导性框架为参与者也为我们描绘了运动的理想蓝图,描绘了运动成功后的景象。因此,如果存在主导性框架,而且主导性框架比较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直接预测运动的后果。问题是,在运动的初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定主导性框架。所以,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寻找替代方法。

  就参与者而言,谁在主导运动的演变?谁在决定运动的命运?是狂热分子,还是一般的跟随者?是核心成员,还是外围成员?答案是狂热分子或核心成员,而不是跟随者或外围成员。狂热分子或核心成员,观点超前,鲜明,富有革命性;热情高,干劲大,富有行动感;不求世俗的功利性回报,百折不挠,富有牺牲精神。他们是运动的灯塔,也是运动的发动机和播种机。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对运动的影响至深至远。所以,我们用他们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作为运动的主导性框架的替代物,并据此对运动的后果进行预测。具体的方法和程序为,确定“核心参与者”的标准,按此标准确定“核心参与者样本组”,通过统计分析确定“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再把这个价值观看作是运动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该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也就是“预测的依据”,最后据此进行趋势外推。这种基于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使政治文化问题成为可以讨论的科学问题,而不是无法辨别真伪的立场问题。

  简言之,如果运动获得成功(即运动的理念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成为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果运动的理念没有大的改变(即明天的理念是今天的理念的延续,或者说可以根据今天的理念推断明天的理念),如果可以用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代替运动的主导性框架,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今天的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推测运动成功之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再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所揭示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而预测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就是本文的分析逻辑。

  操作层面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为——

  第一,确定两个样本组,一个是积极分子总样本中的高度认同儒家的参与者样本组,简称“核心参与者”,一个是10个城市随机抽样总样本中的非参与者样本组,简称“非参与者”。“核心参与者”的具体标准为,积极分子总样本中,李克特量表中的7个题项的得分均大于4的样本;

  第二,在这两个样本组之间进行比较。这种对比的意义在于,一是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进行比较,即在核心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比较;二是在认同与非认同之间进行比较,即在高度认同者与非认同者之间进行比较;

  第三,根据比较结果,推测运动的效果。此处,把非参与者的价值观看作将被改变或替代的现实中的主流价值观;把核心参与者的价值观看作将成为主流的未来的价值观。

  统计分析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为——

  第一,频数或比例统计,以此为对比分析的依据;

  第二,显著性分析,p值为0.05;

  第三,只要技术上允许,就进行详析分析。详析分析的具体办法:如果原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分析是否存在先导变量或中间变量,如果净关系与原关系相同,则为“复证”;如果某些净关系与原关系相同或较之更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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