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贾拥民 :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1 次 更新时间:2010-07-05 19: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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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贾拥民  

  

  【内容提要】 本文是一个从理论出发,最终又回到理论的“案例研究”。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习俗。习俗如果能够经受住不断发生的独僻性冲击,就可以成为传统。这是对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拓展。独僻性相当于变异或者突变,演化稳定策略只经受了一次独僻性的冲击,只有在随机地不断出现的冲击下保持稳定的习俗,才能成为培顿·杨所定义的传统,这就是随机稳定均衡。义乌市场的发展,就是如此。本文通过一个义乌商人利用其社会网络发家致富的故事,将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对义乌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学术解释。

  【关 键 词】社会网络 案例研究 秩序涌现 演化 创新

  

  首先对案例(或数据)的概念进行澄清,因为误解很深。这种误解在西方已经很少,他们经历了“后现代运动”,接受过“批判理论”的洗礼,对“数据”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中国由于仍处在学术“启蒙”阶段,大多数学者都以为,只要收集到数据,或者只要能够通过案例来说话,他们的“研究”就具备了某种科学性。这是错的。自胡塞尔以来,西方人的观念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了。任何现象或者任何数据(Data),都是有其先验条件的。“先验”原本是一个哲学术语,这里说的“先验”,是指在观察到某些现象或者收集到所关注对象的有关数据之前,我们脑子里全部的知识传统,即全部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知识论的社会学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抽象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纯粹的观察者,再到义乌去“客观”地观察。这是不可能的。我和贾拥民,就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有色眼镜去义乌的。任何一位学者做的任何案例研究,都不可避免这种“偏差”。这种先于我们这次经验而存在的成见或偏见,就叫做现象或数据的先验条件。我们不可能找到完全客观的现象和数据,对此,读者应该心中有数。

  

  一、经济学的社会网络理论

  培顿·杨1998年的著作《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的结论是:我们所描述的理论……展示了博弈论高度理性的解概念如何产生于一个由低度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这个结论的意思是,并不需要主流经济学那种高度理性的理性人假设,在由低度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当中,可以自发涌现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自发涌现的社会秩序,对应着博弈理论家们所讨论的高度理性的解概念①。这完全符合哈耶克的思路。

  一群低理性的人交互作用形成各种各样被培顿·杨称为习俗或惯例(convention)的秩序。这些秩序或习俗并不一定能够长久维持 ,在培顿·杨的演化理论中,只要这种秩序或习俗能够被足够多的人记忆足够长时间并且遵循足够多次(时间是定性的,“时间长期”可以用博弈的次数来衡量),就可以形成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说,一群低理性的人交互作用形成的习俗中,有一些在随机的独僻性② (idiosyncracy)冲击下保持稳定,成为“传统”。这是对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的拓展。独僻性相当于变异或者突变,演化稳定策略只要经受一次独僻性的冲击,能够回到原来稳态的现象型,就满足了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稳定策略。但是,只有在随机不断出现的冲击下保持稳定的习俗,才能成为培顿·杨所定义的传统,这就是随机稳定均衡。

  演化稳定均衡和随机稳定均衡这两个概念有本质区别。现实世界中,交通规则的形成、金币银币的互相替代、人们择邻而居等例子已经表明,只在一次冲击下保持稳定的稳定性策略,不能解释制度的均衡和翻转(翻转即制度被推翻,转换为另一个制度)。演化稳定均衡不能解释一套秩序自发地向另一套秩序的过渡(比如说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但是培顿·杨的随机稳定均衡概念有可能解释。随机稳定均衡是自发的,它不需要类似“上帝理性”或者外星人降临之类的一次性冲击,只要有随机发生的一次次小“独僻性”冲击,就会出现翻转。微小的冲击不断积累,原来的秩序就会被推翻,例如,原来大家都使用金币,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使用银币,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使用金币。

  在《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第十章,培顿·杨给出三个概括性的结论。(1)局部遵同性(local conformity)。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非常赞赏英国式的个人主义,认为它超越了德国式的个人主义。英国式的个人主义具有conformity。英国绅士认同conformity,认为如果一群绅士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就是非常糟糕的绅士;而德国人则是完全的个人主义,几乎“以认同他人的看法为耻辱”。培顿·杨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传统,在不同的局部都表现出多样性,而在每一个局部则表现出遵同性,即“全局多样性和局部遵同性”。例如,每一个村庄都有当时当地的秩序,而在另一个村庄可能是另外一套秩序。(2)间断均衡。秩序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即使在同一个村庄之内,在不同的时间,由于自发演变,原有的传统会被推翻,形成新的传统,“新的传统”又会被推翻,被更新的“传统”所取代。所以均衡是变动的,是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所以传统在时间上也有多样性,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多样性。 (3)均衡稳定性。有一些均衡比另外一些均衡更稳定,能够存在足够长的时间。这里的均衡不再是永久性的,它只依赖于在多次博弈中都出现,然后均衡被推翻,推翻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这就是培顿·杨的演化适应理论,他把这套理论用来解释两类博弈情形:二人讨价还价实验和分成契约。我们一直强调,几千次实验,都观察到人们的行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论很不一致。在二人讨价还价实验中,以及现实中的分成契约中(这不是张五常在台湾观察到的分成契约,而是在美国农业各州观察到的分成契约,二者完全不一样),都观察到人们倾向于公平分配。对此,完全理性的纳什均衡不能解释,但是培顿·杨的演化适应理论有可能解释:原有秩序一次次被推翻,最终得到的最稳定的秩序,确实是公平分配(即二人各得50%的方案),即演化理性倾向于公平。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个解释。因此,培顿·杨的理论贡献值得尊敬,尽管其理论还有局限性。

  在这两类博弈情形中,如果出现不公平,演化的结果表明,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也合乎经济学的结论。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获得较大份额,这符合现实观察到的结果。这一结论意味着,所有不公平状况都归咎于既得利益或既得秩序(status force)。法学家最熟悉status force这个词,一说到这个词,就无法讨论了,因为这是既得利益。所以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有一种说法:the tyranny of status quo,就是说,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只要讨论到既得利益格局,或者讨论到独裁统治和专制暴政,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张维迎最近的文章就有这个意思:改革不是革命,得尊重既得利益。但是,要尊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尊重到既得利益拥有暴政性的权力?这些都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社会变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逐渐把社会从暴力的统治转换成为可以改变的。

  2005年,培顿·杨把这套“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演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讨论“创新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是如何蔓延的”问题。创新是美国这样的社会最关注的事情。创新一旦成功,就会有人模仿,导致创新的蔓延,对此可以用所谓“S曲线”进行描述。培顿·杨的研究引进了心理因素,以往对创新的研究只是用客观的模仿行为来表征,培顿·杨则提出一个阈值:只有当行为主体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根据他观察到的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去进行博弈,而不是去无限理性地预期未来每一个人的行为。个体只是根据他所记忆的历史来决定他在本轮博弈中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虚拟博弈”,培顿·杨在书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这样,在社会网络内,当且仅当创新主体的观察和确信所形成的创新的预期收益超过行为主体根据以往经验所形成的常规行为的收益预期的某一阈值时,“创新”行为才可能发生。这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按照他能够记住的经验作出对传统行为收益的预期,然后再根据他记住的历史选择一个他愿意相信的“确信”(因为对创新行为的收益,有一个“愿意相信与否”的问题,这是因为认知不协调),当这两个收益之间的差超出某一个阈值时,主体才愿意创新。创新行为的发生并不是线性的,并不是说创新收益刚大于零,主体就去创新,而是要达到一个阈值。假如这个阈值是300%的利润率,那么哪怕有299%的利润,主体仍然不会去创新,而是恪守传统。培顿·杨引用了1999年去世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Zvi Griliches的研究成果。③

  如图1,每一条单独的曲线都是一条S型曲线,代表着美国一个州内杂交玉米的扩散。而从空间上看,各个州又不一样。因此,这是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扩散曲线。1933年至1935年,信息不扩散; 1936年开始,信息开始逐步扩散至全境,创新利润也在达到最高点后逐渐降低,直至消失。这条曲线,后来被道格拉斯·诺斯引进到制度变迁的研究当中;收益递增经济学的“教父”Brian Arthur也引用过这条曲线。

  

  

图一

  创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对应着真实世界内具体的社会网络。这是近几年来新兴的一种建模方式。Lindon C. Freeman,一位大学教授、研究社会网络的权威学者(最新的学者都是跨学科的,很难给他们划定一个专业),在《社会网络》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004年“计算社会网络学”的历史。文中,他引用美国知识精英的社会网络作为例子(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知识精英的社会网络是很独特的,其模态(pattern)与下文中将会给出的其他群体的社会网络有很大区别。居于中间的是常务活动家,最底下是激进分子,左上角是文学家,生物学家在左下角,而社会科学与文学圈子则处于右上角。这是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社会网络。

  最近几年,社会网络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热点。困难的是如何定义一个社会网络中的“距离”。它肯定不是地理上或物理上的距离,它是心理距离,要定义“心理距离”很困难。④

  培顿·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还包括以下几点。(1)任何一个社会网络,即嵌入在社会网络内的经济,是一个更大的博弈内的博弈,有三个层次的博弈:最低层次是经济行为的博弈,其次是政治与法律的博弈,而政治与法律的博弈又是嵌入于道德与宗教博弈场域内的博弈。因此(2)研究每一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界定该问题发生的场域。这也正是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提出的方法论。(3)对场域内制度演化的理解,应以场域外部环境的变迁为参照系。义乌案例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义乌的成功或不成功,都与外界密切相关,例如义乌现在所面临的结构转型问题,就是和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

  

  

图2 美国知识精英的社会网络

   培顿·杨引进的随机稳定均衡,不可能是永久维持的均衡,而一定是能够被推翻的均衡。均衡维系得越久(即被翻转的等待时间越久),制度惰性越强。培顿·杨下面这段话是关键所在:越是当人们拥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信息基础和一个整体性的交互作用时,制度惰性越强。例如,“红灯停、绿灯行”是一个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规则,“绿灯停、红灯行”可能是一个在较少国家实施的规则,“单日红灯停、绿灯行,双日绿灯停、红灯行”可能是一个在很少国家实施的规则,那么“红灯停、绿灯行”就是一个有最强制度惰性的规则。这是合乎我们的直观的。制度惰性比较小的时候,制度变迁比较容易。这很适用于义乌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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