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两种法学全球化观--中国将何去何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9 次 更新时间:2010-01-27 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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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全球化"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尽管目前中国法学在关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全球化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在赞成法律全球化还是反对法律全球化的问题上观点更是针锋相对,但是在这些争论的背后,中国法学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处理时却存在两项共同的理论设定--全球化是一个整体化同质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进程;正是因为其共有这两项不自觉的理论设定,所以中国法学在认识全球化现象时实质上秉持着一种封闭的全球化观。而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这种全球化观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矛盾且多元、主观且可变的进程,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这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这种全球化观认为全球化是普遍化与特殊化或者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是整合与碎裂或者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全球化观的视角下,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中国法学论者绝不能只满足于对"全球化"做简单的描述工作,也绝不能不加反思和批判就在描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论者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话语"的支配,而应当充分认识到全球化乃是一种开放可变的结构。这要求中国或中国法学采取一种"主动"的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全球化策略。总之,中国法律哲学的基本使命就是经由"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去重新定义中国,同时经由"重叠性思维方式"而建构起"主体性的中国",并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引领中国法律/法制的建设或指导中国主动参与的"世界结构"重构进程。

  

  【关键词】法律全球化观 中国法哲学理想图景

  

  一、概述

  

  二十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之战的所谓结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的支配下以及经由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1]发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2]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语境";另一方面,关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且当下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几乎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3]

  

  二、本文分析框架的确立

  

  构成本文论题的并不是"全球化"上述两个向度的各自展开过程及其各自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毋宁是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基本问题:第一,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全球化这一现象?第二,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或中国法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全球化观--一种法学全球化观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整体化的、同质化的进程,一个不以人之意志或人之偏好乃至人之理性为转移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进程,这本质上是一种封闭的全球化观;另一种法学全球化观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矛盾且多元、主观且可变的进程,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这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在本文中,我将首先通过论证指出中国法学界目前所秉持的正是第一种全球化观,进而我将对这种全球化观展开批判,批判的焦点将集中在其所包含的两项不自觉的理论设定上--整体化同质化和客观必然性。接下来我将详尽地阐释第二种法学全球化观的意蕴及其对中国和中国法学的影响--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三、第一种法学全球化观及其批判

  

  面对全球化对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各种制度安排乃至法律结构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的问题,中国法学论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而主要形成了下述两种全球化对策:一种是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论者所主张的对策,他们认为应当全力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亦即认为全球化进程乃是一种最终将达致全球共同制度和共同法律的有机进程。例如周永坤认为,"法律全球化"就是把全球各种法律体系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的过程,或者说"法律全球化"就是全球分散的法律体系向全球法律一体化的运动,其结果是最后形成一种全球统一的"世界法"。[4]换言之,"法律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内法律的趋同化和一体化。[5]另一种则是对"法律全球化"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论者所主张的对策。这些论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前述对策进行了批判并且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或国家意志去抵御全球的大同倾向。他们明确指出,所谓"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经济或政治势力"、"超国家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甚至是"没有国家的",由所谓"私政府"制定的"全球化法律",或者建立大一统的"法律王国"的说法,都基本上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6]

  显而易见,中国法学论者所提出的上述两种全球化对策在关于法律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不仅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也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不论是赞同"法律全球化"的论者经由对全球化即一体化和大同化过程所持的乐观态度而去拥抱它,还是反对"法律全球化"的论者经由对全球化即一体化和大同化过程所持的质疑态度而去拒绝它,[7]但是它们观点的逻辑展开实际上都是以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整体化的和同质化的进程这样一个共同设定为前提条件的。

  正是这样一个关于全球化是一种整体化的和同质化的进程的共同理论设定,在我看来,主要意味着这样几个值得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第一,这种共同的理论设定在本质上是用一种一维或一元的观点把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视作是一种竭尽全力展开同质化或者积极趋向于其固有的一种终极性目的的整体性规划。换言之,这种共同理论设定实际上不仅认为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预示着一种一元状态或最终状态(即完全整合的、全球共同的统一法律或市场等制度安排)的到来,而且还认为其实现的方式也是一维的或一元的。但是我必须指出,这种把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视作是一种竭尽全力展开同质化或者积极趋向于其固有的一种终极性目的的整体性规划的观点,如果说不是谬误的话,也至少是对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的一种完全片面的认识,套用达伦多夫在批判西方类似的全球主义观点时所阐释的话来说:"全球化概念不仅被人们(错误地)想象为一条单行道的路线,而且还是一条以同样的方式涉及到所有方面、所有的人、所有企业、所有国家的道路。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的又危险的错误。"[8]

  第二,这种一元论的目的论还从一种内在的路径上使得中国法学论者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将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误作是一种有明确目的规划的、以线性发展为唯一时间观的"现代化"本身。例如冯玉军宣称说,全球化"是一个各国在外界压力下推进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在全人类进步和追求幸福的历史画卷中,现代法治的出现,正如现代科学一样,对于人类有普遍的意义,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宝贵遗产。如果没有这种以'暴力'形式出现的全球秩序的冲击,各传统文明区域(包括中国)旧有的制度和规范是无法自动生发出变革因素的,不仅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潮流,也无力对社会现在以及今后的需求加以调节,那么社会的整体'失范'就呈不可避免之势,文明的衰败与制度维新就呈不可避免之势。"[9]

  第三,这种一元论的目的论还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种"认知谬误",其误区并不在于它强调了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的同质性,而在于它把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与同质化本身等而视之。[10]

  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相反,在我看来,这一论辩还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一个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众所周知,无论是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中国法学论者,还是对"法律全球化"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中国法学论者,其中的绝大多数论者都对全球化保有这样一种一般性的主张,即全球化乃是一种必然的客观趋势。[11]比如,严存生指出,"全球化根源于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和发展所进行的交往的不断扩大已遍及全球范围的必然结果。所以它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12]

  第一,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有着这样一个明确的倾向,即它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这样一种倾向不仅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把全球化视作是一种不以人之意志或人之偏好乃至人之理性为转移的进程,而且也致使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全球化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主观之物的可能性,更是致使他们经由这种无力抗拒的"必然性"而把实质上只是一种具体的地方性意识形态放大成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化论辩"经由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从而根本意识不到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有关"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争斗",但是却经由其自身封闭性质的规定性而为我们思考中国与全球化之关系的问题开放出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全球化是一个进程,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之于中国甚或中国法学论者,这究竟是一个被动的进程,还是一个积极主动参与的进程?就中国法学论者的立场而言,一方面,那些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论者大体上都坚持一种明确顺应全球化进程的立场。另一方面,那些对"法律全球化"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论者却大体上在固守"法律国际化"的基础上坚持一种明确拒绝全球化进程的立场。不过如下两点值得注意:

  (1)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论者在面对全球化与中国关系的问题时所采取的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而且在我看来,主张上述两种截然不同论辩的中国法学论者只能在我所谓的顺应之策和拒绝之策二者之中择一而行。前者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宣称全球化为客观必然进程的基础上主张中国顺应或拥抱那个被他们客观必然化的全球化进程,一如何志鹏所概括的,"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一种全球的光明前途,它是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必然规律;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是全球福利的基础,不仅在物质上导致了富足,而且在精神上导致了道德的重建。他们坚信全球化是不该阻挡,也是不能阻挡的,应该做的就是倡导全球价值。这些肯定者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好;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好,他会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是先进的一种表现。很多人现在还秉承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先进、落后,历史的进程、历史的潮流似乎是朝着某个方面而努力的,只有顺从才是明智的。总体上他们还是处于决定论的哲学思维影响下,既然是决定的,就一定要肯定它。"[13]而后者所采取的策略则是在严格固守民族国家主权或意志的基础上主张中国拒绝那个被他们视作一元且同质的全球化进程。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中国法学论者所采取的具体策略的揭示,虽说重要,但却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因为本文所关注的乃是这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策略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而这就是它们共同具有的"被动"特性,一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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