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硕:正来著,却倏然离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9 次 更新时间:2014-08-07 19:50:40

进入专题: 邓正来  

于硕  

  

   邓正来是性情中人,邓正来是孤独的行者。来的时候摧枯拉朽,去的时候潇洒迅疾。不与这个凡俗的世界死磕了,去神灵的冥间舒展飘游。

   你永远都在做极限体验,一直让亲人捏一把汗,可也总是化险为夷,顽皮自信地抿嘴一笑,算是报个好消息。而这一次,你却玩大发了,把我们彻底吓垮了。

   如同你的名字,正在进行时,持续向我们切近的生命浮现,保持著一以贯之的思想激情和天然敏锐的方向感。艺高胆大,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你又会做什么。你本是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私法研究生,却为了爱的自由而宁肯被除名;为了生存,你在南国摆地摊卖杂货,就在那时我结识了你这个小摊贩;为了知识,你做“学术个体户”;为了沉思和深厚,你闭关八年,感谢弟弟正平的照顾,也感谢嘟儿的出生,让你体会了真爱和宁静;为了中国学术,你收敛自由,咬牙进入了“体制”(真不知道去了复旦,是福是祸),而你内心似乎从未停止漂泊,一种属于你的存在状态。

   一

   当代中国学术史中的许多“第一”都与你的名字相连:参加80年代初第一套启蒙思想丛书《走向未来》和后来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这些丛书培育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的再生;在一切还都是“国营”的1987年,创建了第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燕京社会文化研究所,在北京独立从事学术耕耘,并聚集起志同道合的一批人,造成了“学在民间”的思想小气候;1992年,你与宋新宁、徐泽荣等一起在香港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所,在30年没有学术只有意识形态的知识撂荒后,这是第一本以严谨、求真、创造性为使命的学术期刊;1994年,在香港又创办了《中国书评》,成为第一个学术讨论、对话和反思的平台。你并不自诩为斗士,不过杂志还是停刊了。你坚持求真,又于2002年再创《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为了学术自由,以你特有的方式执拗地向体制叫板。

   走出书斋的你,像发酵了8年的好酒香气四溢,你那时壮志激昂,充满了思想传承的冲动,2003年你离开北京,去了东北,带著吉林大学法哲学的研究生,在皑皑冰雪的湖畔,在春天浮出黑土的郊野,在夏日的绿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探讨辩论,被长春的朋友们戏称为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涉及领域广泛,但却在催生著一种新的人文科学类型,包括了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翻译学、教育学、艺术、诗歌、人类学……在游走的思考中,这些曾经被分割孤立的学科悄悄地被整合为一,生成著一种更具有阐释力的复杂性科学。2004年创办的个人学术网站“正来学堂”,仍然是天马行空,却身体力行著一种知识民主化的公民精神,多少“打工仔”一步到位地与你展开了平等、深入的对话,你那么欣慰,多少得意地对我夸耀:“学界无学术,礼失求诸野,老邓自觉”。

   正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只身一人就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超越空间,在引导推动中国学术的方向和重建上功不可没。

   二

   远远地注视著你这个拼命三郎,你最亲近的哥们儿——小劲、跃进、新宁,我们开始问一个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心目中的老邓该如何描述?做一次伤心的“盖棺定论”吧:你把生命的赌注押在“为了中国学术”上。这是20年前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座右铭,每一期都请一位学界泰斗以书法题识。依据老友徐友渔的评价,这个刊物开啓了中国学术规范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大讨论。正来你要知道,你“为了中国学术”做出的杰出贡献具有历史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术大厦的建构

   学术是一项长期积累的世代工程,正来像工程总监,在工地上一丝不苟地执意打造坚固的千年地基。你像个农民(你唯一没当过的),带著几个徒弟,不辞辛劳地在大荒原上开拓播种,苦心经营,欣慰地手捧秋收的麦穗,年复一年,充实著知识的粮仓。长时间里,你一边翻译,一边办学刊。

   人活著要有一种“手艺”,正来的第一手艺是翻译。作为翻译家,你不仅自己努力恪守“信达雅”的翻译法则,还要求你的翻译团队,特别是青年学子坐得住冷板凳,慢工出细活,“翻译无小事”(这大概是外交学院学生的校训“外交无小事”的衍生体),要“字字计较,原汁原味地翻译思想”。正是这样一种对思想的忠诚和对大师的崇敬,才使正来基本上只翻译,不著述,可以与司马迁“述而不作”好有一比。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崇高的学术伦理和基础性方法的坚持并没有被学界重视,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窃窃微词,“翻译不过就是个翻译”。其实,在一个传统青黄不接,引进支离破碎,言论禁锢打压,精神低俗畏缩,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当今中国,哪里能有学识渊博境界高远的思想家?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大家都心照不宣,学界名人的“学术”著作有多少不是编撰?生生地把西方的理论改编(“本土化”了)成自己署名的中文“专著”,甚至是劣质译著的再改编,造成了中国理论书籍严重误译、误导,雷区遍布,贻误学子。由此而言,你的贡献才定然青史留名。也许你并不那么自觉,但是你的直觉惊人地准确,一步到位,选取最精湛的思想家进行翻译,你又能在最高境界上做最踏实的工作。这是除你之外别人根本做不到的,也是别人不愿做的。你在中国的学术启蒙和学术建设史上拥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正来长期不懈地进行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自己翻译,也组织策划翻译出版,是我国近20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20多年前开始,而立之年的你就出任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的学术编委和总审校,并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该书是新中国翻译的第一本西方法哲学著作,迄今仍是中国法学界引证率最高的西方法哲学论著。1988年以来,你被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政治学名著译丛》等丛书聘请为总审校,被北京大学聘为《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主编,并主持翻译了《牛津法律大词典》、《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新修订版)和《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新修订版)等大型工具书,其气魄几乎是要建造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长城!从学科建树上看,为中国的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开拓了理论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系。除了策划大型学术译丛外,你还策划了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和《中国深度研究文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发展论丛》等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主题鲜明、论说严谨的学术论著。

   你翻译起来废寝忘食,哪怕是在巴黎,也能闭门不出自笔耕,说是到死的时候要“译著等身”。你进行得不错,完成了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二、三卷)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220万字代表性论著的汉译工作,被公认为对哈耶克思想在汉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经你翻译校对的还有: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和《法理学》(第一、二卷)、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卷)、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等10余部论著,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

   除了翻译,你是当代中国多个著名学术刊物的创办者,也是多个著名学术平台和学术机构的创立者,还是大型学术丛书和前沿学术讨论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孙国栋)。如前所述,你的“第一”可以继续排列下去: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严格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第一本书评专刊《中国书评》、中国第一本西方法哲学研究专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及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研究专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由你主编的各类学术刊物累计出版有84期(本)。你还创立了中国访问量最大的以学者个人命名的学术网站“正来学堂”(截至2013年1月26日,访问量已逾1500万人次)、中国内地第一个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为旨趣的实体科研机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内地第一个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中文在线学术杂志《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中国第一家以当代中国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旨趣的科研机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或学术机构。就连跟你昼夜打拼的学生都纳闷你是从哪里获得的精力。

   2.后现代学术思想的开拓

   针对碎片化、区隔化、量化和异化的知识现状及思维模式,你反其道而行之,顽强地与现代性作战。因此也长时间地遭遇到“专业”学术界的排斥。而你的思想贡献在于:引介全球知识结晶的同时发掘中土传统智慧,引导国际学术规范化的同时推动中国“生存性智慧”的治学本土化实践。这两个向度的后现代反思体现了你高蹈的境界。

   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平台,发起的规范化大讨论,极有远见地将讨论与本土化思考同步展开。首先从你最熟悉的翻译和法学领域进行规范,从思想体系的整体逻辑,到概念转译的一致,从信达雅的翻译伦理,到格式、标点、符号顺序,使得不成体统的大脑和混乱不堪的书面从此开始顺理成章。

   社会人文科学的本土化,是后现代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是《复乐园》式的,是对生命的切身体验重新建立信心。纵观现代化的过程,曾经出现了全球性的西化现象,所谓的“自动趋向他者”(尽管中国人并不真诚,只等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同历史文化地区的知识人近代以来以西方话语、符号作为参照系,造成的后果和存在的缺欠已经严重地显露出来。作为西方思想译介第一人,你对“话语霸权”比许多人都更警觉。你把西方思想的引进作为一种局外者清的“他者”,一种关照中国社会的批判视角,却念念不忘中国自身的独特现实、独特历史和独特的混合。因此,你早就在开放的境界上确定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的使命,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促进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参与人类知识共建持久地做著努力。在1990年代中期你就提出了至今仍然领先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既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又要自主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从那时到今天中国的学界在这两个向度上做得并不好,你的失望和无奈使你更加不要命地工作,试图从理论上吃透一个理论的整体逻辑,与一知半解作斗争;再从中国现实生活中找案例,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著名主张。

   社会人文科学的全球化,是你普世主义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你没有陷入轻狂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置入全球互动的进程,中国一定是世界的,世界秩序的转型影响著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转型”。你提出的“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命题,应当把下一半说完:融入世界,再造中国。你策划和组织了在国外出版的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中国发展》丛书(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等大型英译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你最重要的主张是中国人“生存性智慧”研究,从生命的沃土汲取营养,回到生活常识,这是你的存在哲学。也许这个理论在哲学史上说并不新鲜,因为生存感是全部哲学的起点,但你把被遗忘了的重新激活。“生存性智慧”就是要从生命实践中获得智慧,一种不必言说的智慧。在我看来这也是对有知识无智慧的学术界的反思,使你超越了那些跑马占地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笨,但被现代知识体系害了。在专业知识上的编码能力越高,在智慧体验上的感觉能力就可能越低。专业化常常不幸地导致了对生命世界的盲目。

国东在你的纪念文章中提到,邓正来与梁治平、贺卫方、朱苏力被并称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四剑客”,是当代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你的大手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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