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5 次 更新时间:2004-06-23 01: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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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如何、方法如何,已经不仅仅是“史料学”一隅的课题,甚至历史学的整体改变,也可能由于使用什么历史资料和如何使用历史资料而引起。1997年,台北的王汎森先生曾经在《新史学》上发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讲到二十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指出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他引了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说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变化1。

    

  历史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中国确实有深刻变化2,试比较一下清代历史考据学家和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论证方式、资料范围的差异,人们会察觉到,到了二三十年代,关于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资料的观念已经发生相当大的改变3,在所谓“20世纪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秦汉简牍之外,域外文献、民间唱本、小说戏曲等等都开始进入历史研究。这种方法不仅进入主流历史学界,得到占据制高点的西洋历史理论的支持,得到趋新一派历史学家的认可,也在拥有很高威望的一代学者那里得到呼应,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就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甚至还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对社会史的意义4。显然,这跟过去清代学人主要依靠儒经诸子、正史通鉴、重要文集最多加上笔记、野史不同了,因为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不同了,研究历史的领域也扩大了。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的领域,这种变化却一直不很明显,整个二十世纪,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候外庐到任继愈,哲学史或思想史一部接一部,但是在历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上面,似乎还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通常只是由于评价尺度和政治立场的变化,发现了更多的可以入史的文集和著作,像王充、范缜、吕才、李贽,但是,对于其他的更边缘的、更间接的资料却很少采用5。如果说,在新的历史学观念影响下,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使用材料方面,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那么,思想史的研究是否也应当有观念的变化,使它使用的资料范围有所改变呢?

  

  一

  

  近年来,在思想史领域里开始感觉到材料不足,而且资料范围成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讨论话题,一开始,大概和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连串的考古发现,曾经使很多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很震惊。最初,大家的思路都很一致,就是觉得,这下子可好了,考古发现给我们平添了好多材料,像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老子》、《易》、《五行》,银雀山的《孙膑》、定县的《文子》等等,加上由于这些古籍出土以后,渐渐平反的一批“伪书”,都可以成为思想史讨论的材料了6。但是,渐渐地胃口大了,便觉得这样的新资料还是不够,因为更多的考古资料却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考古发现的很多东西,是数术、方技、兵书以及没有文字的器物、图像等等,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哲学史,它们都够不上“思想”或“哲学”,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东西在那里,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还是精英和经典,对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一个解释的方法,所以没法把它们纳入。那么,能不能思想史有些变化?怎样改变原来思想史的模式?这是九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就有的思考和焦虑。

  

  思想史当然主要是靠精英和经典的文献为资料的,儒家的经典和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这些是天经地义的资料。当然,对于中国古籍,一说就是“翰海无涯”、“汗牛充栋”,思想史连这些资料还没有用尽,何况旁骛其他的东西?但是,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法看,这些资料并不另类,只要思想史和哲学史肯下顾“二三流人物”(就象文学史研究者在李白、杜甫的论文太多重复之后光顾第二三流作家一样),它们还都有可能进入“史”的视野的,只是迟早多寡的问题而已。倒是另外一些东西,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思想史或哲学史范围里面,在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不能进入这种思想史写作的还很多很多,下面我随便举一些例子。

  

  第一,历书,就是皇历,在古代,敬授民时,是官方控制的,又是有关王朝合法性的,所以考古发现中间《日书》很多,现存最早的官方雕板印刷品也是历书,而古往今来印刷数量最多的东西是什么?还是历书。可是,按照过去只注意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写法,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它不是什么思想,更谈不上是什么“新”思想了。可是,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它呢?比如台湾史语所的蒲慕洲就以秦简的《日书》为中心资料,通过睡虎地秦简《日书》重建古代人的生死观念和日常生活。7。道理其实很简单,“时间”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不止是民众生活,就是政治的合法性,也需要“改正朔”、“改年号”来支持。到明清,关于时间、关于历法的变迁,意义就更深刻了,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就对明清时代的时宪通书、历法变化作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讨论了西洋历法知识进来以后,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8。我在《<时宪通书>的意味》这篇文章里面也举过一些例子,说明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历书的知识也在变化,它也引起了普遍生活世界知识的变化9,这些被写入了历书或通书的,指导生活的观念,既然是普遍被奉行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思想史?难道说这是“皇历”,就真的在历史研究中被当做“老皇历”而弃若弊屣么?

  

  第二,类似《营造法式》、《匠作则例》一类的东西,并不只是科技史也就是知识史的专有领地,那里面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内容,像卤簿仪仗的做法中间,就有很多区别皇家和民间的规定,宋代官方不是有命令,不许民间用真家伙作仪仗么?柳诒徵《清德宗的大婚》中所透露出的这种超越世俗和民间的夸张和铺排中,是否传达出皇权的意味呢?这种皇帝的葬丧之礼虽然只是民间常礼的放大,却传达一种天地悬隔的意思10。柏克的《制作路易十四》,一开头就用了一幅图画,又引了萨克莱(William Thackerray)的话,说“国王的权威是由假发、高跟鞋和斗篷等等所组成的,……而我们所崇拜的诸神,其实是由理发师与鞋匠所制作出来的”11。所以我一直期待有人以皇家仪仗制作方式和规制的变化为资料,研究一下明清皇权的观念问题。但是,过去,很少有思想史会去讨论这种东西,思想史研究,还不太像观念史研究12,观念史以一个或若干个观念为中心进行历史梳理,可能会到处发掘可以表达这一观念的资料,会涉及到很边缘很一般的图像、仪式、场景、习惯等等,但是,思想史尤其是以思想史家为单位的思想史写法,不会旁顾这些东西的。

  

  第三,各种图像,现在把图像作历史资料的人很多,但是问题是都把内容放在首位,比如从某些画里看到某种历史。对于图像,首先应当分析的是什么?是图像特别不同于文字资料的构图、变形、色彩、比例等等,所以,在《职贡图》、《苗蛮图》里关于异国、异族的想象,在地图上的领土色彩和上下方位、有意的大小变形,在天文图的画法和构图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互相的想象和变形,图像方位中的“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等中间,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相当有趣的思想和观念。关于这一点,我最近特意写了一篇不长的论文,题目就叫《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和原来发表的《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一样,都是在讨论什么可以成为,以及如何成为思想史的资料这一话题的13。

  

  第四是各种档案,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历史学应当注意档案,陈垣在1929年给北大学生讲演,用了很多篇幅讲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包括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14。当然,从那时起档案的使用在其他历史领域里面已经很多,但是在思想史领域里面却一直很少。档案的分析和整理不同,分析本身是一个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很多档案很具体很琐碎,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可以与上层精英的理论表达对照的,比如父慈子孝、从一而终、家族等级等等,是否在民众中间那么有效地实行15?台北史语所的刘铮云曾经在《古今论衡》上面有一篇文章,很有趣,他分析一些档案,发现很多社会生活的实际思想,和经典记载的原则和观念相当有差距,觉得这些档案真的可以提供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16,有人也发现,如果从生活现实来看的话,看上去很封建的“七出”之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时恰恰给了类似近代的“离婚”的自由的理由。还有一些人在一些现存的诉讼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农村中父子关系的实际情况,与《礼记》以来的精英文本很不同,过去我们都会凭着印象认为,宗族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父子关系是主轴,以前许琅光写《在祖荫下》,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并不能涵盖全部空间,在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在华南的某些地方,析财而居的时候,父子关系可以相当恶劣,甚至诉诸官府,更有人从遗留下来的文物中,发现真正的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世界中,未必都是妻子被丈夫压迫,有时候一些特别因素也可以使这种等级颠倒过来17。所以,这种资料在历史研究里面常常是可以巧妙地加以使用的,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写的名著《蒙塔尤》,用的是审讯异教徒的口供,在这种口供的基础上他重建了蒙塔尤这个区域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信仰的历史18,而意大利历史学家,也就是名著《奶酪和蛆》的作者金斯伯格(Carlo Ginzberg,一译京士堡)的《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Clues,Myths,and Historical method,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1992)也充分利用了天主教留下来的口供,来考察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史19。

  

  第五是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等等,这是另一大宗。其实类书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百科全书,放在那里等人去查,有时候是一种备问书、一种知识手册,很流行的,像唐代,敦煌就有《随身宝》、《经史问答》、《孔子备问书》等等,因为没有人的记忆力这么好,所有人都可能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在回应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基本知识储备,同样,蒙书也很重要,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曾经是每个文化人的童年经验,也是所有高明的思想的知识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最需要的一般常识,正是这些一般常识,给很多人提供了诸如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先、什么后、什么善、什么恶、天是什么、地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死了以后如何等等,这样一些的最普遍的知识,构成了他们未来思想的底色和基础。不止是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就是关于所谓“现代文明”的缘起,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具体所指为何,“文明”在近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变化如何?这也是可以使用各种教材、读本、手册等等来说明的。像渡边浩《作为思想问题的“开国”》中提到,开国时期的日本,就有一种关于“文明”的烦恼,其中就引用了一些很通行的宣传文本作为当时人关于“文明”焦虑的证据20。陈弱水在一篇讨论“公德”的历史论文中也提到当时日本社会对文明和伦理的提倡和讲究,就使用了福泽谕吉译《童蒙教草》,明治五年颁布《东京违式条例》、明治十五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修身书编纂方大意》,作为基本资料,他指出,正是这些看上去很平凡的东西,使民众在后来形成的一系列所谓“文明”观念和行为,比如世界知识的把握、承认天赋人权、尊重个人自由、在交往中注重平等的礼仪、男女关系、清洁的生活习惯、新的宗教信仰观念、新的审美观念等等21,而Joan Judge在《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中也讨论了中国的近代道德教育问题,其中一些教科书和课本明确地题为“国民”,如仿效日本大隈重信1905年《国民必读》的陈宝泉、高步瀛的《国民必读》,一些则专门给女性阅读,显然针对的是未能成为文明社会公民的女性,这样“一方面将古典的文化理想注入新的文本形式中,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信念间的紧张性”22。

  

  第六是用流传的小说话本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十分有效的途径。我们以宋代思想史为例,第一个例子是杨家将,杨家将故事的形成与流传,可以用于透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凸显的历程,余嘉锡当年所写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也作了相当精彩的考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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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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