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史研究的新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0 次 更新时间:2001-11-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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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时间:2001年11月12日晚上7:00-8:30

地点:理教103

主讲: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

以下是讲座部分:

刚才卢教授对我的介绍让我不知所措,就像摄影师把镜头摆在你面前,使你不知道手应该放在哪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各种各样的头衔,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做名片时,把自己所有的头衔都印上去了,但就是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卢教授对我的介绍也差点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近年来,文史行当出现一些新变化,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感想。但是很抱歉,我这两天一直在开会,所以我不能在我原来的提纲里面加上一些和文学史有关的内容。另外,我本来应该带一些实物,比如图片之类的东西来的,但也没有带过来,所以今天就只能一切从简了。

我今天的题目是《近年来文史研究的新变》,这个新变不是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是我所看到的,近年来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变化痕迹,是我所感觉到的在文史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这些征兆表现在哪里。大家都知道,研究当代历史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89年之前,政治、学术、思想领域大家是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在80年代以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学术界基本上有一个同一性。89年之后,这种同一性开始渐渐瓦解,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想法开始出现。这使得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现象,大家找不到共同认可的思路。文史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让人觉得很微妙的变化。我们现在都习惯历法上的时间的标志,但是在我心中,1895-1989是整个思想界、学术界的20世纪。89年之后,学术界的20世纪结束了。89年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等等所有的东西挤在一起,这些东西没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基础。大家各找各的依据,各找各的预设,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变化在这十年里越来越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今天只是从文史角度谈这种变化。

一、90年代许多原来天经地义的东西开始出现动摇。

我们可以用“预设”、“依据”、“基础”、“常识”等等来解释这种天经地义。现在的研究者开始反省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大家考虑到一点:过去认为不需要考虑,作为起点的东西是否可靠?大家都知道交流的基础是:共识。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越多,讲话就越简单。侯宝林有一个相声,说的是弟弟夜里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哥哥问:“你干什么?”弟弟说:“上厕所”。可是同样的事情,在天津话里却是:“谁”?“我”!“吗”?“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道理就是:越熟悉讲话越简单,有时候会心一笑,交流就完成了。

在文史研究领域,过去有许多共识是无需讨论的。可是到了90年代,这种同一性开始瓦解。大家不断开始反省预设,反省“日用而不知”的东西。用一个比喻:你凭什么相信几十斤重的铁杆在天上飞而不会掉下来呢?要想坐飞机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它涉及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还有一个例子:你凭什么相信信用卡里面有钱?

可是不必讨论的东西是否真的不必讨论?不一定。

人最怕碰到的就是傻瓜,傻瓜会不断地问为什么。聪明人被傻瓜问上二十个问题就会糊涂。傻瓜的预设和普通人的预设是不一样的。美国电影《超人》里有一条短裤是刀枪不入的,有一个傻瓜就问他:“那最初你妈是拿什么裁剪的?”

我们过去对中国古代文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预设,但是实际上,这些预设是值得思考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里有“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就是假定一个人是无罪的,辛普森案件用的就是“无罪推定”。我们当时看电视的时候,都觉得辛普森是杀了人的,但是他最终靠“无罪推定”得以逃脱法律制裁。“有罪推定”就是你预先假定某个人有罪,像我们过去就是用“有罪推定”。它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找证据。像《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就是假定没有被证明是真的东西就是假的。李学勤主张走出“疑古时代”,也有人相信“信古派”。

在我们的文史研究中有许多预设,我们是事先不去想的,比如对道德、理性的判断;对民族、国家的正当性的认识;向现代性发展的合理性等等。人们过去认为“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单位。文学史上常讲“爱国主义”,可是什么是爱国主义呢?国家的统一性实际上是在文化多元性中建构起来的。有些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是被语言文化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这个学者在他的《想象共同体》一书中写到:印度尼西亚有许多民族和宗教,他们是怎样认同印度尼西亚的呢?他认为印尼的各种民族和宗教是通过广告、歌曲、想象等被人们当作一个认同单位的。日本学者经常提倡亚洲主义,这个说法我非常反对。什么是亚洲主义呢?亚洲的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哪里有什么共同性呢?日本人提倡“亚洲主义”的说法有两个目的:一是使日本有连带性,二是给日本侵略中国找到借口。据我的了解,中国除了孙中山之外,都不太接受“亚洲主义”这个说法。法国有一位学者注意到:非洲大湖区的土著居民,在反殖民时不断虚构、想象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他们通过这个想象共同体去争取独立。

现在我们以具体文史领域为例。中国的文明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过去我们都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否中国古代一开始就有文明的意识,然后不断构建这个文明?是否中国古代一直就相信这个文明?或者说这些文明在古代是否真的文明?许多现代认为文明的东西在古代并不认为是文明的,相反,许多现代认为不文明甚至极不文明的东西在古代恰恰是文明的。所以所谓的合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

通常历史书上告诉我们:古代中国人的道德理性强,而宗教观念相对淡,所以不会有极端的宗教狂热。如果我们把这个认识当作值得怀疑的东西往下追问,我们就会发现古代的文明并不像我们所预设的那样。中国古代道教有一个残酷的仪式:涂炭斋,就是把人的头发捆在举行仪式的栅栏上,人的脸上涂着黄泥,然后用牲口拉人,不管是在什么条件下:冰天雪地也好,酷热难当也好,这个仪式要持续7-14天。我们过去的文明史不太讲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给我讲这个时,我想:中国是不是只讲文明,不讲不文明。但是仔细一想觉得不对:我们现在认为不文明的东西,在古代并不认为是不文明的。像衅钟、衅鼓等在现代看起来都是很不文明的,但是在当时却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那么这些我们现在看来不文明但在古代文明的东西在我们的文明史里到底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汉书·景十三王传》里有许多我们认为野蛮透顶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是正常的,所以当时的人不会觉得惊诧。里面记载了刘淇(汉景帝的后代)跟他的姐妹发生性关系,还有他的儿子刘qu把他自己不喜欢的女子都变成肉酱,有的还把骨头都砸碎。这些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极不文明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现代人所谓的文明观念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们现代人都认为中国古代是讲“男女授受不亲”的,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据我了解,在南北朝时(公元4-5世纪),居然有以男女性行为作为主要行为的道教仪式。而且,当时是在很多人面前发生这种行为的,并且不是在夫妻之间。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唐玄宗娶杨贵妃在现代人看来是乱伦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人们中间并未引起轩然大波,这就说明这种行为在当时是有接受环境的。我们现在还说女子身体是隐秘的,但是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曾经给宋仁宗上书,建议他不要经常去看女子裸体相扑。文学史上讨论李清照的改嫁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讲的许多古代文明都是我们后设的,我们认为古代就文明,可是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不文明?有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可能是后设的,当我们穿过这些后设,重新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不一样。

90年代,原来的很多规则、原理都已经不再带有那么大的强制性了。90年代开始重新检讨古代思想、古代哲学和古代文明。经过这些检讨,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变化是: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可能真的要改变了。

二、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大家重点关注的领域的变化。

过去的文学史、通史大家关心的东西差不多,90年代,大家回过头来看,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大家知道,20世纪以后,文学史、历史、哲学史作为学科建立起来就有整套模式,有固定的格套。过去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经典和精英身上。文学史、历史、哲学史逐渐建立起一套图象,让我们感觉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东西最看不透的是自己的视网膜。看电视时有一个电视镜头在那儿,引导你的眼睛看什么、关注什么、想什么。“9·11”事件之后,我们看电视觉得拉登无处不在,觉得炭疽病菌无孔不入,觉得美国深陷在恐怖之中,但是实际上这是被电视夸大了的,我们是被电视控制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文学史、历史和哲学史时就被书写者控制了。假定我们能活100岁,再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可能会说:“书上写的历史怎么和我过的生活不一样?”这是因为书写者是用红头文件、头版头条来建构历史的。不要说活100岁,我现在50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觉得和我记忆中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要了解20世纪的历史,与其看正规书写出来的历史,还不如看流行的电视剧、流行歌曲排行榜、流行广告、还有美女小说、街头报摊等。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街头的报摊看看最近流行什么报纸、杂志。还有网上的帖子,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和你生活的历史最贴近的。只有这些东西才可能重现当时的场景。1998年美国的普利策奖给了《接受失败》这部作品,作品写的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作者所使用的资料是卡通、流行歌曲、电影以及网络等,通过这些东西来展现日本人在二战之后的心理变化。

我们的文史行当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台湾最好的研究机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关注的是新史学,这个史学“新”在它是社会生活史。这个研究所集中了很多人研究社会生活史。他们关注社会生活史里的医疗问题,特别关注人的身体。疾病的流行,通过这些去探索当时人的生活和思想。

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学者都非常关注皇历,我想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不会有别的东西的印刷量超过历书。现存中国最早的印刷品是唐代颁布的历书。我们过去文化史、思想史都不谈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历书和皇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研究历书,我们就可以政治上的事情,也可以了解当时普通人所需要具备的东西。因此,历书可以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政治史上上层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生活史中下层的东西。

关于民间宗教仪式,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仪式之前有什么分配格式。比如,重庆有一个街隆乡,在宗教仪式进行之前都要演戏。调查就看哪些人坐中间,哪些人坐边上,戏钱是谁出的,出钱的人享受什么权力。最后发现坐中间的是同姓的人,给戏班子的钱是公摊的,但是跟戏班子吃夜宵的人变了,不是村长或村支书而是较有钱的、年长的、同姓的人。

再举一个过去人们不研究,但是现在开始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村落之间互相联系的方法。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水井》,讲的是浙江的一个小县,水井是人们传播消息的中心,妇女们在一起洗衣服互相拉家常,所以消息很会一传五、五传十、十传百地散布开来。但是自从装了自来水之后,人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本书就这样把历史、社会等等很多东西通过水井这个很小的东西糅合在一起。

再举个例子,研究文学史、思想史的人都不太注意教科书和随身携带的常识性的书。实际上,许多天才都是从启蒙书开始的。现在一些人开始注意“敦煌小类书”,又叫“随身宝”。通过这些小类书,来发现当时人们普遍的常识是什么,启蒙书是建构后来天才思想的基础。

法国的羊鉴学派把历史研究从上层转向下层,这个转向对中国海峡两岸的人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建议大家看两本书:《国文神迹》和《蒙塔尤》。《国王神迹》讲的是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国王的触摸会治好人的皮肤病。作者布鲁克分析说这是想象的、虚构的,但它增强了世俗权力的地位。大家知道,在法国教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世俗权力是受教会权力控制的。国王触摸人的头顶的说法是得到教会的认可的,但它最终瓦解了神学。由于大家普遍的“心诚则灵”,所以它像心理治疗一样,最终真的治好一些人的病。《国王神迹》就这样讲了欧洲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转化。《蒙塔尤》讲的是一个异教徒在“蒙塔尤:这个地方接受审判,作品把“蒙塔尤”这个小山村通过这件事情和大的社会生活场景联系在一起。并且由于这次记录审判的人最后成了教皇,所以蒙塔尤这个地方成了法国的旅游圣地。

在90年代以前,我们的历史关注帝王将相、社会精英,但是90年代之后我们的历史研究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们,这在不久的将来会影响我们的研究路向。

三、研究资料的变化

过去历史研究者喜欢普通的传世文献。现在这个领域发生了变化,大家的关注点转化了,很多过去不能进入文学史、历史、哲学史研究的资料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有四类:

1、考古发现。我们过去对考古资料不太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习惯接受的考古在两汉以前;二是我们习惯接受有文字的材料,没有文字的就不理它。当然,有文字的东西还是我们应该最关心的东西。70-90年代,没有文字的部分给我们很大的冲击,这些东西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等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2、田野调查材料。从地上文献到地下考古文献到田野调查,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路子。而且这三者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连续性强,断裂性不明显。做田野调查可能找到与古代互相对证的东西。搞过田野文献的人会对考古、历史、文献有更深的了解。《天工开物》里有一段是讲做瓦的,我给我的学生看,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知道瓦是怎样做出来的,我自己是会做瓦的,我原来在农村以打瓦为生。《天工开物》对做瓦的过程描写得很完整,但有一处小小的错误。

再举个例子,1939-1941日本在华北地区做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范围极广,包括风俗、人口、建筑等等。里面还讲了北京顺义沙井村。我看了材料之后,非常惊诧。如果把这个1939-1941年日本人做的调查资料找出来,再把1948年法国人在华北做的调查资料也找出来,最后我们自己做一个现在的同样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变化。经过了五六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宗教结构、信仰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性误区”。田野调查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中国。

3、对图象的重视。这并不是为了迎合“读图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重视图象所包含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再举几个例子,是我自己的,这不是说我的例子就是好的,而是为了方便,所以就拿我自己的例子了。过去也有人研究图象,但是把图象还原成文字,说这个图象反映了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图象所特有的东西,像比例、色彩和构成方式等。明代的海防图一定把外国画在上面,把中国画在下面。在明代已经非常清楚地确定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原则,那么它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在明代人看来,是有内外之分的,上就是外,所以要把外国画在上面。

1896年,光绪皇帝曾经在上海定制送给外国使节的扇面。扇面上是一幅地图,这张地图把日本画得很大,相当于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为什么他们要把日本画得那么大呢?因为他们觉得当时是大同时代,所以要把外国画得大一点,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看不起他们。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中国地图都是把外国画得特别小,而且是画在边边角角上的,这样以示天皇大国的伟大。但是在光绪皇帝的时候,地图的画法就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从地图中分析出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15、16世纪的欧洲书籍里面把中国人画得很古怪。《自然之书》把东方人画成只有半个脑袋的,当然中国有《山海经》,里面也把外国人画得很难奇怪,所以谁也不亏。其实有一些画原来是写生的,只是印刷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掺进了想象的成分。

明末清初,中国人画外国人就变了,画的外国人都非常准确。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承认外国了,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中国从天下到万国的时代到了“。赛德有一本书叫《东方学》,书里讲西方人建构了一个东方国家,他想说的其实是:东方人也建构了西方国家。

从建筑上看,孙中山陵墓,还有蒋介石的总统府以及毛泽东的纪念堂,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坐在中间,两边对称。包括一些现代领导人的安排都是这样的。呆板的对称不见得好看,但是对称背后的东西非常有意味。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北大和清华的建筑有什么区别,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清华的校园是用西北区、东南区命名的,而北大都叫做什么“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清华对北大说、;你们是学文的,就给我们学校的路起些名字吧。

罗兰·巴赫到日本东京之后,绕着皇宫兜了一个圈子,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的体验,但也是深刻的洞见。他在文章里写道:东京繁华、喧闹,但是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无”,非常安静。因为所有的‘有’都必须围绕着这个‘无’转。”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佛是空的,他不在但又无处不在。文章还让人联想到东京有很强的政治性,是一个政治中心。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真是天才。

有一幅江户时期的东京图:皇宫在中间,周围按身分和等级的不同辐射开来,我觉得这幅地图就是日本的阶级、阶层的空间代表,是很好的分析对象。北京和西安的格局是一样的,上海不一样。中国最早不按中轴线展开的京城是杭州。

4、除去经常使用的文献外,边缘文献进入视野。

很多人不够关系文献,大家看来看去就是那些文献。我自己就是研究文献的,我想大家能不能使用其他文献,使研究的视野和研究所能依托的文献更宽一些。我这么说不是让大家都去搞文献。哲学上,如果大家都按照孔孟老庄二程朱熹的路子去研究,那当然找来找去就是那些文献,用来用去就是那些资料。但是如果换一个研究的视野,很多资料就会进入我的视野。我有时会帮别人审稿,我发现大家都在用相同的文献,这些文献都被炒熟、炒烂、炒糊了。而另外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

有些人说我是搞唐代的,宋代的资料我不管;有人说我是搞清代的,明代的文献我不管,大家为什么要这样画地为牢呢?中国的成语很多像:故步自封、刻舟求剑等等,大家为什么要把这些词拿来讽刺自己呢?学科在建立的时候会提供一些资料,但是这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方便人,它不是要限制你的研究范围。如果我们还是局限于教科书上,那么我们不会有任何进展。难道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通史、中国的哲学史就是书上的那点东西吗?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文献,那么文史研究就肯定会出现新的变化。

我有一个研究佛教的朋友,他有一次遇到我的时候问我:“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吗?”我说你不是早期的佛教研究完了,研究晚期的,就是佛教研究完了,研究道教。他当场说我的这种思路是受了教科书的毒害的。他打开房间让我看他收集的两万多张日本早期开户时代的图片,他说他要图片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的研究。

如果我们的预设立场、研究领域、文献资料这三个环节发生变化,虽然这些未必做到,但是一旦这些东西都能变成现实,我想人文科学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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