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史研究的新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9 次 更新时间:2001-11-14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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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时间:2001年11月12日晚上7:00-8:30

  地点:理教103

  主讲: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

  以下是讲座部分:

  刚才卢教授对我的介绍让我不知所措,就像摄影师把镜头摆在你面前,使你不知道手应该放在哪里。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各种各样的头衔,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做名片时,把自己所有的头衔都印上去了,但就是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卢教授对我的介绍也差点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近年来,文史行当出现一些新变化,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感想。但是很抱歉,我这两天一直在开会,所以我不能在我原来的提纲里面加上一些和文学史有关的内容。另外,我本来应该带一些实物,比如图片之类的东西来的,但也没有带过来,所以今天就只能一切从简了。

  我今天的题目是《近年来文史研究的新变》,这个新变不是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是我所看到的,近年来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变化痕迹,是我所感觉到的在文史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这些征兆表现在哪里。大家都知道,研究当代历史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89年之前,政治、学术、思想领域大家是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在80年代以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学术界基本上有一个同一性。89年之后,这种同一性开始渐渐瓦解,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想法开始出现。这使得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现象,大家找不到共同认可的思路。文史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让人觉得很微妙的变化。我们现在都习惯历法上的时间的标志,但是在我心中,1895-1989是整个思想界、学术界的20世纪。89年之后,学术界的20世纪结束了。89年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等等所有的东西挤在一起,这些东西没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基础。大家各找各的依据,各找各的预设,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变化在这十年里越来越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今天只是从文史角度谈这种变化。

  一、90年代许多原来天经地义的东西开始出现动摇。

  我们可以用“预设”、“依据”、“基础”、“常识”等等来解释这种天经地义。现在的研究者开始反省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大家考虑到一点:过去认为不需要考虑,作为起点的东西是否可靠?大家都知道交流的基础是:共识。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越多,讲话就越简单。侯宝林有一个相声,说的是弟弟夜里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哥哥问:“你干什么?”弟弟说:“上厕所”。可是同样的事情,在天津话里却是:“谁”?“我”!“吗”?“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道理就是:越熟悉讲话越简单,有时候会心一笑,交流就完成了。

  在文史研究领域,过去有许多共识是无需讨论的。可是到了90年代,这种同一性开始瓦解。大家不断开始反省预设,反省“日用而不知”的东西。用一个比喻:你凭什么相信几十斤重的铁杆在天上飞而不会掉下来呢?要想坐飞机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它涉及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还有一个例子:你凭什么相信信用卡里面有钱?

  可是不必讨论的东西是否真的不必讨论?不一定。

  人最怕碰到的就是傻瓜,傻瓜会不断地问为什么。聪明人被傻瓜问上二十个问题就会糊涂。傻瓜的预设和普通人的预设是不一样的。美国电影《超人》里有一条短裤是刀枪不入的,有一个傻瓜就问他:“那最初你妈是拿什么裁剪的?”

  我们过去对中国古代文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预设,但是实际上,这些预设是值得思考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里有“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就是假定一个人是无罪的,辛普森案件用的就是“无罪推定”。我们当时看电视的时候,都觉得辛普森是杀了人的,但是他最终靠“无罪推定”得以逃脱法律制裁。“有罪推定”就是你预先假定某个人有罪,像我们过去就是用“有罪推定”。它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找证据。像《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就是假定没有被证明是真的东西就是假的。李学勤主张走出“疑古时代”,也有人相信“信古派”。

  在我们的文史研究中有许多预设,我们是事先不去想的,比如对道德、理性的判断;对民族、国家的正当性的认识;向现代性发展的合理性等等。人们过去认为“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单位。文学史上常讲“爱国主义”,可是什么是爱国主义呢?国家的统一性实际上是在文化多元性中建构起来的。有些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是被语言文化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这个学者在他的《想象共同体》一书中写到:印度尼西亚有许多民族和宗教,他们是怎样认同印度尼西亚的呢?他认为印尼的各种民族和宗教是通过广告、歌曲、想象等被人们当作一个认同单位的。日本学者经常提倡亚洲主义,这个说法我非常反对。什么是亚洲主义呢?亚洲的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哪里有什么共同性呢?日本人提倡“亚洲主义”的说法有两个目的:一是使日本有连带性,二是给日本侵略中国找到借口。据我的了解,中国除了孙中山之外,都不太接受“亚洲主义”这个说法。法国有一位学者注意到:非洲大湖区的土著居民,在反殖民时不断虚构、想象他们的民族共同体。他们通过这个想象共同体去争取独立。

  现在我们以具体文史领域为例。中国的文明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过去我们都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否中国古代一开始就有文明的意识,然后不断构建这个文明?是否中国古代一直就相信这个文明?或者说这些文明在古代是否真的文明?许多现代认为文明的东西在古代并不认为是文明的,相反,许多现代认为不文明甚至极不文明的东西在古代恰恰是文明的。所以所谓的合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

  通常历史书上告诉我们:古代中国人的道德理性强,而宗教观念相对淡,所以不会有极端的宗教狂热。如果我们把这个认识当作值得怀疑的东西往下追问,我们就会发现古代的文明并不像我们所预设的那样。中国古代道教有一个残酷的仪式:涂炭斋,就是把人的头发捆在举行仪式的栅栏上,人的脸上涂着黄泥,然后用牲口拉人,不管是在什么条件下:冰天雪地也好,酷热难当也好,这个仪式要持续7-14天。我们过去的文明史不太讲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给我讲这个时,我想:中国是不是只讲文明,不讲不文明。但是仔细一想觉得不对:我们现在认为不文明的东西,在古代并不认为是不文明的。像衅钟、衅鼓等在现代看起来都是很不文明的,但是在当时却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那么这些我们现在看来不文明但在古代文明的东西在我们的文明史里到底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汉书·景十三王传》里有许多我们认为野蛮透顶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是正常的,所以当时的人不会觉得惊诧。里面记载了刘淇(汉景帝的后代)跟他的姐妹发生性关系,还有他的儿子刘qu把他自己不喜欢的女子都变成肉酱,有的还把骨头都砸碎。这些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极不文明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现代人所谓的文明观念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们现代人都认为中国古代是讲“男女授受不亲”的,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据我了解,在南北朝时(公元4-5世纪),居然有以男女性行为作为主要行为的道教仪式。而且,当时是在很多人面前发生这种行为的,并且不是在夫妻之间。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唐玄宗娶杨贵妃在现代人看来是乱伦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人们中间并未引起轩然大波,这就说明这种行为在当时是有接受环境的。我们现在还说女子身体是隐秘的,但是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曾经给宋仁宗上书,建议他不要经常去看女子裸体相扑。文学史上讨论李清照的改嫁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讲的许多古代文明都是我们后设的,我们认为古代就文明,可是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不文明?有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可能是后设的,当我们穿过这些后设,重新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不一样。

  90年代,原来的很多规则、原理都已经不再带有那么大的强制性了。90年代开始重新检讨古代思想、古代哲学和古代文明。经过这些检讨,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变化是: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可能真的要改变了。

  二、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大家重点关注的领域的变化。

  过去的文学史、通史大家关心的东西差不多,90年代,大家回过头来看,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大家知道,20世纪以后,文学史、历史、哲学史作为学科建立起来就有整套模式,有固定的格套。过去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经典和精英身上。文学史、历史、哲学史逐渐建立起一套图象,让我们感觉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东西最看不透的是自己的视网膜。看电视时有一个电视镜头在那儿,引导你的眼睛看什么、关注什么、想什么。“9·11”事件之后,我们看电视觉得拉登无处不在,觉得炭疽病菌无孔不入,觉得美国深陷在恐怖之中,但是实际上这是被电视夸大了的,我们是被电视控制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文学史、历史和哲学史时就被书写者控制了。假定我们能活100岁,再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可能会说:“书上写的历史怎么和我过的生活不一样?”这是因为书写者是用红头文件、头版头条来建构历史的。不要说活100岁,我现在50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觉得和我记忆中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要了解20世纪的历史,与其看正规书写出来的历史,还不如看流行的电视剧、流行歌曲排行榜、流行广告、还有美女小说、街头报摊等。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街头的报摊看看最近流行什么报纸、杂志。还有网上的帖子,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和你生活的历史最贴近的。只有这些东西才可能重现当时的场景。1998年美国的普利策奖给了《接受失败》这部作品,作品写的是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作者所使用的资料是卡通、流行歌曲、电影以及网络等,通过这些东西来展现日本人在二战之后的心理变化。

  我们的文史行当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台湾最好的研究机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关注的是新史学,这个史学“新”在它是社会生活史。这个研究所集中了很多人研究社会生活史。他们关注社会生活史里的医疗问题,特别关注人的身体。疾病的流行,通过这些去探索当时人的生活和思想。

  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学者都非常关注皇历,我想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不会有别的东西的印刷量超过历书。现存中国最早的印刷品是唐代颁布的历书。我们过去文化史、思想史都不谈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历书和皇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研究历书,我们就可以政治上的事情,也可以了解当时普通人所需要具备的东西。因此,历书可以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政治史上上层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生活史中下层的东西。

  关于民间宗教仪式,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仪式之前有什么分配格式。比如,重庆有一个街隆乡,在宗教仪式进行之前都要演戏。调查就看哪些人坐中间,哪些人坐边上,戏钱是谁出的,出钱的人享受什么权力。最后发现坐中间的是同姓的人,给戏班子的钱是公摊的,但是跟戏班子吃夜宵的人变了,不是村长或村支书而是较有钱的、年长的、同姓的人。

  再举一个过去人们不研究,但是现在开始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村落之间互相联系的方法。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水井》,讲的是浙江的一个小县,水井是人们传播消息的中心,妇女们在一起洗衣服互相拉家常,所以消息很会一传五、五传十、十传百地散布开来。但是自从装了自来水之后,人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本书就这样把历史、社会等等很多东西通过水井这个很小的东西糅合在一起。

  再举个例子,研究文学史、思想史的人都不太注意教科书和随身携带的常识性的书。实际上,许多天才都是从启蒙书开始的。现在一些人开始注意“敦煌小类书”,又叫“随身宝”。通过这些小类书,来发现当时人们普遍的常识是什么,启蒙书是建构后来天才思想的基础。

  法国的羊鉴学派把历史研究从上层转向下层,这个转向对中国海峡两岸的人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建议大家看两本书:《国文神迹》和《蒙塔尤》。《国王神迹》讲的是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国王的触摸会治好人的皮肤病。作者布鲁克分析说这是想象的、虚构的,但它增强了世俗权力的地位。大家知道,在法国教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世俗权力是受教会权力控制的。国王触摸人的头顶的说法是得到教会的认可的,但它最终瓦解了神学。由于大家普遍的“心诚则灵”,所以它像心理治疗一样,最终真的治好一些人的病。《国王神迹》就这样讲了欧洲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转化。《蒙塔尤》讲的是一个异教徒在“蒙塔尤:这个地方接受审判,作品把“蒙塔尤”这个小山村通过这件事情和大的社会生活场景联系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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