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1 次 更新时间:2004-05-04 10: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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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被称为“亚洲主义”的思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在明治时代的“亚洲主义”和它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指出那个时代的日本出现“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相反,晚清至民初处在相对衰弱的中国,却对亚洲主义反应相对冷淡和警惕,尽管那个时代中国也有对“亚洲”的赞美,但是这只是一些特例。本文指出,这一中日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来自历史传统,当时的中国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因此,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只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对于迅速膨胀的日本,中国人是有警惕的,那种“亚洲主义”的言说,在中国人看来,很明显掩盖着日本扩张的欲望。

  

  从晚清到民初,日、中两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关于“亚洲”的言说背后,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近代性追求,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起点,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本文指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都表现为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追求,简而言之即通过追求富强来凸显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强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于是,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就常常混杂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传统性的固守,民族主义则经由世界主义来表达。比较而言,如果说,日本通过“脱亚”而进入“兴亚”,是实现了近代性追求之后,进而诉求传统性保存,而中国从“中体西用”激进地转向“全盘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实现近代转化的背景下,对近代性的追求和对融入世界的向往,但是底色却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

  

  因此,对于同一个“亚洲”,从中国的晚清到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中国和日本在认知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中日两国有的学者重新提出“亚洲价值”或“亚洲共同体”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的现实?

  

  2001年十月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时候,东京大学的黑住真教授送给我一份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论著目录,回到北京不久,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来一册他与中岛隆博先生合编的《非·西欧の视角》,这本书中收录他的一篇论文<连带,还是侵略——大川周明与日本的亚洲主义>1,这使我重新对“亚洲主义”这个词语产生了兴趣2。自从六十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人开始集中讨论“日本的亚洲主义”以后,陆陆续续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似乎新的一轮讨论又在日本开始,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一些例子,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如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冲突》,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等合编的《亚洲中的日本史》3,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也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这个话题4。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论文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5。但是,什么时候它却成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尽管我们承认,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大体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空间?

  

  竹内好以及相当多的学者当年都曾经指出,这种产生于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日本“脱亚”入欧追寻近代化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兴亚”并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心情,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6。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现在尽管有很多学者以为已经相当陈旧,但我以为仍然相当有说服力。那么,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如果已经超越了竹内好所说的“连带与侵略”,那么,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么呢?特别是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一、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按照桂岛宣弘氏说法,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十八世纪末期,当西洋的天文与地理之学改变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和“东洋”、“西洋”的地图时,传统的以中华为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便开始瓦解7,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说法,日本的“亚洲观念”之确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当西川如见(1648-1724)作《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纪闻》中区分了“西洋”和“东洋”,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8。不过,尽管历史渊源还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学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时期的很多言论,因为,不仅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观念,以及“兴亚论”和“脱亚论”,甚至一切后来的思想史变化,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其原因。

  

  有的学者指出,“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是前者以“东洋-西洋”为认同的基础,强调地缘性的作用,而后者以“文明-非文明”为认同的基础,强调近代性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亚洲主义”并非单纯强调地缘的作用,它也在凸显一种价值的认同取向,而“欧化主义”也并非仅仅注意到追求欧洲的近代性,它也曾经要求日本在亚洲作为表率,使整个东亚一同摆脱大清帝国中心与传统中国观念世界的笼罩。因此,像脱亚论的主张者中,最具代表性的福泽谕吉(1835-1901),也曾经在强烈呼吁“脱亚”的时候,其实并不忘记亚洲的连带性9,很多人都注意到,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他发表在《时事新报》的<脱亚论>中就有这样的话:

  

  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10

  

  当然,同时他也说到,这个亚细亚的同盟,当然不能不以日本为盟主,因为日本在东洋的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11。这恐怕不是一个福泽谕吉的个人私言,据芝原拓自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央五大报纸舆论的调查和研究,即使是在一般的民间,也可以看到,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十年,已经浸透了骄傲自满的开化日本观和充满蔑视的亚洲观念12,而伊藤之雄则指出,在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13,当然可以补充的是,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因此,这种观念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当然,在这样的人中间,除了像福泽谕吉这样以西洋文明为亚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观念作为合理依据之外,当然,还有的人是直接强调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同时也由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而同样强调地缘的亲和感,像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东合邦论》(1893)关于“东方为日出之所,主发育和亲,其神青龙,其德慈仁(中略),亚洲在欧洲之东,日本朝鲜在最东,故受木德仁爱之性,清明新鲜之气煦然,其性情风俗,与西北染肃杀之风者不同,盖自然之理也”,所以,他凸显的是“其土唇齿,其势两轮,情同兄弟,义均朋友”的同文同种14。

  

  简单地说,“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15。这个时候,对近代化以来的强盛与进步的自豪、对自身所处的东方传统的依恋感、以及地缘上的认同习惯,加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对日本的颐指气使,就构成了日本近代相当复杂的心情,脱亚是脱不了的,入欧也是入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视线转向了自身所在的同一空间,本来在中国和日本都不曾把它作为近邻的“亚洲”,却突然成了具有天然亲和感的远亲,仿佛本来它就是和自己一门出身,和“欧洲”没有血缘的自家人。

  

  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列举了福泽谕吉的“东洋连带论”、樽井藤吉的“大东连邦国构想”、近卫笃■和“同人种同盟论”到冈仓天心的“解放者日本像”,指出这个时代亚洲主义的依据,一是同文同种为基础的连邦国家构想、二是东洋门罗主义的理念,三是将日本视为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亚洲的解放者。第一点是来自历史与文化同一性的想象,第二点是将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叠的设想,第三点则建立在以“进步与落后”的近代理念上的16。但是,且不说最后这一点中所包含的危险倾向,就以第一点论,其实,所谓同文同种也罢,文化同一性也罢,在文化认同上,在族群认同上,根基都不那么可靠。比如,把中日韩算在一门当然还有汉字文化圈的依据,而把中日印也算在一个认同空间,却主要靠了佛教信仰,尽管中国从来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国度,而印度的佛教在近代已经早已风光不再,但是在提倡亚洲主义的人那里,曾经产生过或流传过佛教,就是沾亲带故的理由,而在把“西方”作为“他者”的背景下,建构一个“东方”似乎也顺理成章,因此在著名的冈仓天心的笔下,喜马拉雅山不再是划分两个文明区域的屏障17:

  

  亚洲是一个。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分开,但雪山并不是障碍,它不能将追求普遍性的‘爱’的思想割断,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传,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区分开了自身与偏好寻求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沿岸诸民族18。

  

  这种把“亚洲”的历史和日本连在一起,又在“日本”身上寄托亚洲理想的思路,在日本战胜中国,又战胜俄国之后,似乎变得更加高涨起来19。

  

  近一百年以后,当一个西方人柯能(VictorG.Kiernan)回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焦虑时这样说道,“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时,它可能还自许为亚洲的捍卫者。某位西方作家预言,世界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他引述大隈(Okuma)谈论萎退的西方,并指出日本将会替亚洲人驱逐西方,……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大也可自许是欧洲文明的捍卫者,……一名旅居圣彼得堡的英国人写道:如果日本打赢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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