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当近代科学遭遇传统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89 次 更新时间:2024-03-05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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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一本欧洲解剖学著作在中国的遭遇

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200年前的1815年,一个安徽读书人俞正燮偶然看到明末传教士翻译的一部欧洲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里面画了人的身体结构、内脏以及泌尿器官。他觉得这本书不仅很违背中国传统,而且非常荒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人的肺是六叶,欧洲人的肺只有四叶;中国人的肝是七片,欧洲人是三片;中国人的心有七窍,而欧洲人只有四窍;中国人的睾丸只有两只,欧洲人却有四只。他还特别批评了另一位传教士南怀仁关于大脑记忆的说法。在俞正燮看来,欧洲人的脏器跟中国人不同,所以他们才会信教并且传教。而中国那些相信天主教的人,肯定也是一些和欧洲人一样“脏器不全之人”。

大家注意,这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还充满文化自信的时代。鸦片战争发生前几个月,俞正燮去世,他没有看到后来被称为“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他看到的这部《人身图说》,虽然在17世纪初就翻译出来了,可它在此后的200多年间始终没有传播开来。除了一个叫罗聘的画家,他是“扬州八怪”之一,他把《人身图说》里的骨骼图作为绘画材料,想象了一个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鬼,画了有名的《鬼趣图》。从明末到清末,近代西方解剖学知识就这样被轻易地放在一边,中国人理解的人的身体构造,还是在中国传统知识的延长线上。

可是,来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那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人为了抵制天主教,也曾经采取锁国的方针,甚至杀害传教士和信教人士。但同时,他们也很痛快地引进西方的各种实用知识,特别是所谓的南蛮医学和航海之学,前者可以治病救人,后者可以航海经商。当时这些知识被称为“兰学”,意思是荷兰人的知识技术。

1754年,一个叫山胁东洋(1706—1762)的人就解剖了死刑犯的尸体,来验证西洋人医学说的人体结构。1771年,那个撰写了《兰学事始》介绍西方知识的先驱杉田玄白(1733—1817)和一个叫作前野良泽的人,也为了验证西方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专门解剖了一个死刑犯的身体。

海外的新知识、新技术很早就传入我国

很多学者注意到,传统中国和传统日本,在面对西洋新知识的时候,中国重视天学、历算、数学,日本看重医学、本草、航海等等。而且,立场、观念、态度很不一样。为什么呢?

是中国更加封闭吗?古代中国并不是完全封闭。我的朋友、耶鲁大学的教授芮乐伟·韩森对“封闭的中国”这个说法不满意,专门写了一本《开放的中国》。其实,简单地用封闭或是开放来描述古代中国都不太准确。

应该承认,很多海外的新知识、新技术很早就传入了我国。

比如,蒙元时代的波斯人扎马鲁丁,他在13世纪下半叶,南宋还没灭亡的时候,就把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地球仪和世界地理知识带到了中国。而且还造了木头的地球仪。地球是圆的,世界上是三分陆地、七分海洋,以及划分经纬线的知识,早就传入了中国。

一幅收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是1402年朝鲜人画的,但它是依据两幅元代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拼成的。这一地图上有现在的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标识出了几百个地名,甚至绘出了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分叉的尼罗河、基本精确的阿拉伯半岛形状、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两河流域的巴格达。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幅地图上还标识了欧洲的城市,像巴黎和罗马。要知道,三年后的1405年,郑和才首次下西洋,再过80年多后,葡萄牙人迪亚士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有学者说,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没有完整地画出过倒锥形的非洲地图。这足以说明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九州华夏或中国周边。

明代中后期,16、17世纪之际,欧洲传教士带来了托勒密的“地圆说”、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的“宇宙论”和“恒星表”、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到的行星轨迹和太阳中心理论。可是,这些来自欧洲的近代科学知识,无意中涉及和威胁了中国传统的“根”,所以马上遭到抵制,不光是官方,也包括知识分子。明清两代攻击西方宗教、思想、科学和技术最为激烈的著作有两本,一本叫《破邪集》,一本叫《不得已》。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新知识,一是“邪”,就是邪门歪道;二是“不得已”。这是孟子说的,我不是好辩论,而是不得已,因为它已经挖到帝国文明的墙角,危及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所以不能不抵制。

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

近代新知识、新技术,为什么会危及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文明不同系统的问题。古代中国文明很早就成熟并且系统化了。世界上所有独立的、成熟的、有体系的文明,无论是两河流域的文明、印度文明,还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有它的系统、秩序和基础。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它的“根”是支撑着所有知识、思想、风俗的合理性的。它决定一个文明怎样理解世界万事万物。有了这个基础,观念、思想、知识和技术才能各安其位,才有秩序,人们才能够安心和习惯。

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里说,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那么,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也就是根本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古代中国有所谓“三才”——天、地、人,有“五行”——金、木、水、火、土。

古代中国认为天圆地方,天静地动,天尊地卑,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皇帝就像北极星在中间端居不动,大臣像星辰,围着皇帝转,君主尊贵在上,臣民卑微在下。古代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在中央,是纵横万里的大国,周边是环绕中央的四夷。如果瓦解了这种空间格局,原来有关华夷胡汉、文明野蛮、高低大小的真理就要动摇。

同样说到人,人和天地一样,是“气”的产物,人受阴阳二气而生,精神灵魂来自天,骨骸血肉来自地。人的头圆,像天的形状;人的足方,像地的形状。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骨节,天有风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特别是中国人相信身体发肤不只“受之父母”,而且来自天地。而这一切,都被纳入阴阳五行、八方、十二时、二十八宿的大框架里,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常说,所有独立、成熟的文明都有整体和系统的倾向。为什么是整体和系统的呢?因为传统中国这种关于天、地、人的观念,产生了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的观念和知识,这些观念和知识加上衍生的技术,形成了一个大体系。自然、社会和人共享一个道理,打成一个包,这个系统或整体都遵从一个道理,叫作“天理”或“天道”。自然、政治和个人,观念、知识和技术,互相勾连在一起,如果你要否定一点,必然也会连累一大片,就像多米诺骨牌,或者像古代中国打仗时说的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华夏文明中,很早就形成了这个“天”和这个“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所有在这个文明体系里浸泡出来的人,习惯了这套传统,都很安心。而一旦你要让他接受近代的另外一种新知识,比如,太阳是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世界有五大洲,亚洲只是世界的1/5,而中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四夷也是文明国家;人的思考是靠大脑,心脏偏向左边等等。那些习惯了传统的人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这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件政治颠覆、文化毁灭、传统断绝的大事。

在中国知识史上影响力很大的清代大学者阮元,就在他编的科学家传记《畴人传》里,把这些知识上纲上线,提高到破坏中国帝国制度、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高度。他说,虽然日静地动说亦无不可,而且西洋关于宇宙的所谓“本轮、均轮、次轮之算”,只是为了便于运算的假设,如果你“误认苍苍者天,果有如是诸轮者”,真的以为“地球动,而太阳静”,那么就会“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

古代中国关于天、地、人的理解,包含了古代中国帝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如果大地不再是圆形的天覆盖下的方形大地,那么,过去历史和传统告诉的道理“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就失去了基础;如果世界不再是《禹贡》《周礼》《王制》说的那样,是一个中国在中央的“回”字形空间,我们就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文明位置;如果四夷不再是那么渺小和野蛮的附属之国,那么天朝大国的自信、中央王朝的尊严、上国皇帝的唯一性和面对世界时君临天下的气势,就将统统瓦解。

日本为什么痛快地采取“拿来主义”

15世纪以后,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随着全球的商品流通、人员往来、知识传播,使得各个旧文明不得不被卷入新文明中。近代以来,欧洲经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知识、新技术开始席卷全球。在中国,这些新知识、新技术因为涉及政治制度的“体”、文化传统的“道”、信仰系统的“本”而受到抵制。而在日本,它们轻易地进入知识界,被广泛地使用和学习。

日本为什么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呢?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作一些分析。

第一,日本从6世纪、7世纪形成古代国家以来,始终没有那么系统、成熟和完整的文化,它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始终是吸收外来文化。在日本,佛教是外来的,儒家是外来的,政治制度是外来的,历史学是外来的,天文地理知识是外来的,医学也是外来的,甚至瓷器制造技术也是外来的。

第二,佛教可以混搭神道,隋唐律令可以搭配封建制度,禅宗沉思可以搭配密宗方术,最雅的文化可以搭配最俗的风俗,千余年来,他们总是实用主义地吸收和学习,这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

第三,日本是封建制国家,各地大名(日本历史上的大封建主)割据,不一定非得听中央的,也不一定非要接受同样的观念和思想。信天主教的很多是大名,甚至还有叫作“蘭癖大名”的地方诸侯。所以,日本不太在意那些外来知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不太在意它们是不是可以妥帖地放在传统文明结构里。

特别是德川时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说,他们开始把中国宋代理学那儿来的原本管天、管地、管空气的“天理”给分化了。先是把自然和社会分开了,天理不能又管自然又管社会。而且,社会的公私也分化了,社会也不能管着人的全部。社会是公领域,但是人应该有私领域,这样自然、社会和人就分化了,人就可以在原来笼统的自然、严密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自由空间,而外来的知识也可以随意进行学习,只要它有用就行,不必考虑它是不是符合传统文明。

人文历史进程中的科学哲思

可是,整体主义传统下的中国就不能不讨论本末、道器、体用等根本问题。

20世纪初,一个叫宋育仁(1857—1931)的人,他是改良派,但看了西洋各种新知识、新制度之后,就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表示,如果西学和西教影响扩大,势必要动摇中国传统的基础,也动摇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他特别提到,如果接受西方知识,就要抛弃传统中国的根本,使“天为无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于不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那么,传统将被颠覆,“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

这就是我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文明传统深厚、系统和成熟,有时候让人心安理得、充满自信,但有时候也是阻隔科学和知识传播的障碍。几千年来,传统中国文明很稳固、很连续,人们遇到问题也始终“在传统中变”,因为这个文明太根深叶茂,这个知识系统庞大丰富,遇到问题只要在传统里面调整调整,就可以应付一切。

可问题是,到了近代,国外的坚船利炮来了,现代科学来了,民主制度也来了,遭遇危机后,中国不得不走出原来的文明,“在传统外变”,人们突然觉得“根”没了,“道”变了,“体”靠不住了,于是就很紧张、很焦虑。你就可以明白,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人为什么要讨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为什么要讨论“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为什么要提倡“行我华夏之道”,同时“用西洋之长技”。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变革,是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废除科举,最终走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你也能理解,胡适他们那一代人为什么要非常激烈地说,中国要“充分的现代化”甚至是“全盘西化”。

而如今,我们还是在这种焦虑之中,还是在这些问题的延长线上。如何很好地保存传统文化,同时又顺利地接受先进知识?怎样回答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中西体用的挑战?我也没有结论,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

本文为作者在“瞰见未来”2024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做的主题演讲,原文载于《解放日报》(202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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