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8 次 更新时间:2009-08-11 16: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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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转型”问题。首先,我想结合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实践等国际国内背景,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就全球化的国际背景而言,我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出场的具体背景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社会结构性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大约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进入世界的,但是进入世界绝不等于进入世界结构中去,因为“世界”和“世界结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严格地讲,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特别是在加入WTO等世界组织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去的。为此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对世界游戏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发言,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是结构性的,是在世界结构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并不按照表面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运作,而是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而一国的“主体性”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有所认识。因为,如果你没有关于自己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绝不可能修改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除了对别人提供的规则说YES或NO外,你不会说其他东西。

  我们必须明确:有发言资格绝不等于有发言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也意味着,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二个出场的背景是思想背景。这个思想背景同样可以放到1840年以后的时间坐标上来观照。

  

  我们知道,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甚至包括在座的诸位)都开始思想。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没有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当下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事实上,“我们”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可能丧失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让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的参照系。

  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上述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等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在中国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视线再拉回国内。事实上,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的这三十年成功的改革实践。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并没有遵从西方和前苏联既有的发展模式,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我认为,不仅必然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事实上也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给出自己的洞见。但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对以上所述的历史性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还远远不够。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三大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等。当然,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未来还将延续。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进程。

  这三个阶段的共同点在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具体一点来说,这种西方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批判地将向西方舶取经验、引进理论的做法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由于以上这种实践的展开,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严重缺乏,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必须下足“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功夫,但是“西方化倾向”显然只会让我们在丢失了自己之余,绝无完成上述使命的可能。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一直把生存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少在目前看来,支撑这种生存权的,仍是一种“一代人的正义观”。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我们还常常是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生存下来作为生活正当性的基本判准。但另一方面,在如今受到愈来愈多关注的环保领域,我们有没有想过,支撑这种环保现象的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多代人的正义观”。根据这种正义观,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正当与否,不能仅根据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来衡量,也就是不能仅根据我们对现时生活的认识来评判,而应当由对我们后面的一代人或者多代人的生活质量的展望和憧憬来进行评判。也就是说,在如今诸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代人的正义观”与“多代人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观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更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就这种正义观作出政治哲学上的决断和抉择。这种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的严重忽视,我们可以统称为“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唯学科化与知识地方主义

  

  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第二大困境,是“唯学科化的困境”。

  

  什么是“唯学科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国内所有大学的建制,都是根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方式来设置的,每个学科之间相互没有关系。但是,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刚开始设立院系建制的时候,很多学科和研究内容的“边界”是分不清的。当然,学科化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特殊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承方式紧密相关。

  中国的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我们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研究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知识传承和对知识本身进行研究是不一样的,传承性的知识和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知识也是不同的。的确,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也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时,在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生都在埋怨:我们在学校里从课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考试可以得高分,但是到了外面却用不上?对于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样一批致力于知识传播的人,当我们用自己学科化的知识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也会发现,整体性的中国被学科化的方式给肢解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我想以中国非常突出的农民工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有将近一亿八千万农民工在都市里谋生活。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市里的服务行业主要就是靠他们。对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每年都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批人在年关的时候全数得到他们的血汗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好年。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很忙,我们的学者也很忙。比如,我们法学界就有学者写文章,研究讨论如何兑现农民工的权利。政治学界会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都在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通常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权利一定要兑现。我也从来不反对认真地、努力地、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权利,但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所应关注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

  根本不是。我们至少要问一下,这一亿八千万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如果说,这大概是一批年龄从十三四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农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他们是中国农村的主力。什么叫中国农村的主力?严格地讲,他们其实就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不是在中国的都市里,也不是在高等学府里,而是在乡村。那么,既然他们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一旦他们都被抽空了,被抽离到中国的都市里来,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背后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能就此被抽空了。而在此背后更深远的,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当我们循着以上脉络不断问深一步,我们再想想,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农民工权利的问题吗?

  而如今的现状往往是,我们法学界写了些呼吁保障农民工权利的文章,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的社会学也是,调查一下,什么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什么人的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也完成了。但再进一步的、这背后的文化问题、传承问题、中国整个发展战略的问题,很难再有人进行深入的探索、求解。而最主要的,倒不是我们的学者不关心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知识生产结构决定了,他们根本看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唯学科化”导致的结果。西方也有学科化,但问题是,人家背后有一套东西,他们知道,知识生产和传承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三大困境,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

  

  吉登斯、贝克等社会理论家提出的“风险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事实上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使得“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意味着,社会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比如说,在这几年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必须马上投入运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必须立即启动科学、完备的应急预案?那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在那些危机突发的时刻,谁都不知道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如果在这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各种不实或者尚未核实的消息就会烽烟四起,这就是所谓“社会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在起作用。这也正是吉登斯、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试图揭示给世人的一种逻辑。对于诸如此类具有全球借鉴意义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批判性地拿来、学习、再探索。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我们很多研究只关注中国,甚至仅仅是某个省、某个地区的问题。这种非常缺乏全球化视野的现状亟待改善。

  

  转型何以可能

  

  在“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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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0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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