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 陈雪嵩 杨先哲:“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1 次 更新时间:2009-07-15 1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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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陈雪嵩   杨先哲  

  

  [提要]九十年前五四运动后不久由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影响深远,但由于对发起的复杂背景缺乏疏理也产生了文本误读,或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而有所误解。本文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查了论争发起原因、论辩内容及后人评价。认为论争是从学术角度谈论政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实践,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义至今仍在。

  [关键词]胡适;五四运动;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验主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1919年7月20日,胡适先生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囿于个人认知和时代变迁,后来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误解。九十年后我们来回顾反思和再评价这场论争,显然是有意义的。

  五四是新文化、新思想和各种外来“主义”炫眼耀目的时期,旧的传统思想遭冷遇,青年受时髦主义的影响,情绪浮躁,或一知半解就成了这种或那种学说的支持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也通过宣扬各种主义来美化政府统治,兜售“过激”主义。以致当时无政府主义最为走俏,国家主义也甚嚣尘上,社会主义更是形形色色,王揖唐、陈炯明等都奢谈社会主义,搞得孙中山都疑惑:“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胡适:《自由主义》,1948年9月4日,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第6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五四狂飙后不久,胡适冷静地告诫那些主义的迷信者:抽象理论不能取代实际问题,对主义和理论必须加以仔细研究,而不能作为口号,唤醒民众对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认识。胡适的立论很快有蓝公武、李大钊发文驳难,后又有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述己见,很快形成一场很有意义的思想论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后人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间,但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众所周知,解放初年大陆官方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让胡适也颇感这场论争的政治意义非凡,在晚年回忆里亦用“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来加以描述,这又被某些操弄意识形态的人看作是胡适的“主动招供”。而实际上中共当时尚未成立,很难说当年的论争就是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发起和论辩

  

  胡适是喝过洋墨水的“洋博士”,与安徽同乡陈独秀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回国后及至北大任教时的心态是只专注于文化学术,而不想参与政治讨论,曾许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他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因为“政治干扰”,而不幸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轨道。当然,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使新型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摆脱其源自本性的政治诉求,况且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开放活跃,千年来的经世济民、家国天下情怀,使任何一个思想者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现状及其出路,都不能不有所思考和有所表态。当时西方各种主义已在中国大肆宣传流行,而关乎国计民生大大小小的现实问题,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并拿出解决方案。胡适对此深感担忧却隐忍未发。

  热衷于政治的陈独秀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胡适虽也经常投稿,但他“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1919年6月中旬陈独秀“因政治活动”被捕,胡适来接办,“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到1919年8月31日[胡适《我的歧路》一文中记为“1919年8月30日”,实际应为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前后共出刊37期。其第1至25期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从26期起由胡适主编,他们三人都是北大教授且是好友。而《每周评论》正是“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阵地,胡适也因接手《每周评论》从钻研学术转向谈论政治,针对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也高谈民生主义,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后来讲,“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并认为当时的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都显现在眼前了”。[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他揭示空谈“主义”的危险,提醒国人要警惕把“主义”做“招牌”。张东荪也认为,“变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却莫若这个‘主义’”。[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15日)。]在“假、大、空”的主义五花八门而莫知其玄的情势下,提醒国人要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一些盲目依从,这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胡适并非提倡光研究问题而不谈主义,反而十分强调学理输入的重要性。胡适说:“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主义要谈,但不能不加思考不作研究地空谈。胡适谈论问题与主义是以他的实验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早在1919年春他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胡适:《实验主义》,《胡适讲演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介绍杜威思想方法论,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方法。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刊发后,首先是梁启超的朋友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的一组回应文章,强调学理或“主义”的重要。李大钊也给胡适写了封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由胡适刋发在《每周评论》上。胡适本人又先后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进行论辩,试图将论争引向深入。其中《四论问题与主义》本来要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7期上,但这期刊物在印刷时即被北洋政府封闭,后来《胡适文存》第一辑出版,胡适才将此篇及蓝、李的论辩一齐收入。随后,在其它刊物上又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鲁迅、顾颉刚等人也发表了自己关于“问题”和“主义”的看法。而在这场论争之前,严复从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西方哲学史角度,对中国当时“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做出了预言。对于各种问题和主义的研究,则也在论争之后开始呈现。于是一场有许多名流学者参加的思想论争,在“后五四”纷繁复杂的政治情势下得以展开。

  论争是在心平气和互相尊重的氛围中进行,论者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的概念、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与“主义”关系等方面展开了论辩。为什么要多研究“问题”呢?陈独秀说:“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独秀文存》第25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时陈独秀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多研究问题是因为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危机问题日益加重。胡适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研究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胡适认为:“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他还说:“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同上。]

  论争的分歧之一在于“问题”的性质。蓝公武认为“构成一种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观的反省”。主张用主义唤起人们对现实的反省,才会有问题意识。并将问题划分为抽象性问题和具体问题。而“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问题不限于具体,抽象性的更为重要;而当问题初起之时,一定先为抽象性,后才变成具体性的”。而“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蓝公武认为胡适“太注重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蓝公武的辨驳多是基于学术,胡适也承认其所论“是有相当真理的”。

  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主义与努力》等文章,阐释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出“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强调“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陈独秀:《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认为研究和解决问题是比宣传主义更重要的事。李大钊虽不赞同胡、陈,但也承认“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胡适引发的讨论,除各方学者在学术和政治上探讨,也刺激了一些知识青年关注当时中国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问题来着手研究。毛泽东就很快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強迫教育问题、孔子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共计71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8大类又分列出81个更具体的问题,如贞操问题、国语问题、西藏问题、司法独立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现问题等,合计有144个,[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既有抽象性问题,也有具体问题。而胡适所说的“问题”,多指现实的具体问题,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大总统的权限、卖淫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一些范围大小不等的“事”。至于“理”即学理(思想、学术、信仰、学说)则不在他的“问题”之内。胡适把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看作“五四”新思潮中两种不同的趋势和手段。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具体地进行调查分析,“主义”不可能全部解决。然而抽象问题则多与“主义”有关,蓝公武认为:“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

  无论是问题还是主义,牵涉面都很广。对社会主义颇有研究的戴季陶也提出,要把“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改善问题,拿来做一个民国九年的第一事业”。[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署名季陶。]梁启超、张东荪则通过阐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来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陈独秀也着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于1920年4月1日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独秀文存》第288-29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引来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存问题研究的极大兴趣,连毛泽东也没有赶时髦赴法国“勤工儉学”去追寻理想“主义”,而是回湖南“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将1919年9月在长沙所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大学生邓中夏,由其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受到各方重视。

  

  二、“主义”也很重要,但反对空谈

  

  “主义”当然也是重要的,事实上胡适自己也曾谈过大同主义、和平主义、易卜生主义及好政府主义等,就在他作问题与主义文章时,正在大谈其实验主义。当时已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站出来为“主义”呼号,认为要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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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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