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年岁，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不出一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自报奋勇抓科教工作，一出山就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在中国恢复了停废达11年之久的高考，成为拨乱反正的第一招。此举较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写血书包产到户，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长征路线，均早了一年，较之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早了半年，其实际意义非常重大。1977年恢复高考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雷响。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恢复高考至今已40周年。4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满怀疑虑和喜悦参加高考、并由此首届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我，回往40年的中国改革历程，的确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从科教战线发起，高教改革也最清晰地照见了40年改革开放的轨迹，改革与反改革的纠缠在高教领域最为醒目，也最清楚地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方向。
那年我24岁在江西乐安721铀矿“以工代教”，为矿子弟学校代课老师，年底与我教的大批学生一同前往乐安县城参加高考，场景很是热闹。78年初我即得到通知书，如愿被第一志愿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录取，而同时在南昌参加高考的我弟弟也考取了北京大学，他也是代课老师。入学后我同寝室的同学有好几个“赤脚教师”，在那 “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文革荒唐年代，我们因为代课稍微接触了些文化知识，因而捷足先登。但我们的学生却少有考上的，对此我至今仍感有愧于他们。
然而我们这些“代课老师”并非时代的“宠儿”。“赤脚教师”在农村拿的是工分，我与弟弟在工矿子弟学校代课拿的是“学徒”工资，当时教师待遇普遍很低，是“臭老九”为人所看不起。大矿山其实有很多大学生，但分配到子弟学校教书均感屈才，都削尖脑袋调走了，这才轮到我们“知青”来“填坑”，带领学生“学工学农”，实际上并没有上多少文化课，而我们自己也没有经受系统的中学文化教育。
教育是遭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残最为严重的领域，“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也是首先从大中学校发起。1966年我刚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已不上课了，教学秩序荡然无存。当时就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倡议废除高考，当年就不高考了。时老师被批斗，红卫兵小报传来的王海容与毛泽东的谈话流传甚广，毛自称：“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当时的“最高指示”更宣称：“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毛主席倡导：“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于是下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经造反折腾，到69年“加强战备”，全国大学几乎全部下放或停办，北大居然流落到我的家乡南昌县鲤鱼洲。然文革中还是搞过“复课闹革命”，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又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970年开始从基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入学不进行文化考试，搞所谓“斗、批、改”。这批学员虽也有少数出类拔翠的，但普遍文化基础较差，衣着朴素有油污，脚上有牛屎，手上有老茧，成为优秀学生的“资格”和标记。讲成份，要“政治挂帅”。
1971年中美破冰，中国封闭的国门逐步向外打开，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振道等相继来访，并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他们诉说世界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希望中国不失时机迎头赶上，而中国与国外科技的实际差距，让“伟大领袖”也感到不安。林彪“折戟沉沙”后，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让胡耀邦抓科技，周荣鑫抓教育，1973年选拔大学生搞了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却遭到“四人帮”一伙的阻击，闹出个“白卷英雄”。邓小平恢复教育领域教学秩序的努力，被诬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遭到痛批，教育部长周荣鑫竟被残酷斗死！甚至还拍了一部名《决裂》的电影，表明要与文革前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彻底决裂，最终小平同志又靠边站了。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曾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清样上批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依据这个指示，许多有条件的厂矿都自办“721大学”，我所在的铀矿也办了，学制2年，毕业后仍回原工区或车间工作，不重理论重技艺，处于较低端的水平，办学极不正规有如“野鸡大学”。记得也曾请技术员为我等学徒工上过计算齿轮齿距的课，青工们热情踊跃，但没上几次就不上了。而能被选拔上“野鸡大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且讲政治讲门路，我选不上只好转子弟学校当“孩子王”，上大学只能留在梦幻中。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1977年8月一份《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传达至各地，犹如平地一声春雷，在亿万人心中炸响！前后整整11年啊，千年来的科考晋身之路被阻断，多少学子中断了学业，多少人才被埋没，尤其是千百万响应毛主席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修地球的知识青年，山苍苍，野茫茫，几乎是看不到人生出路。现在高考要恢复了，于无声处听到惊雷，年轻人特别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起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后即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但荒废10年真要重新拿起课本拿起笔杆复习迎考，也的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当时信息封闭，各种小道消息比较多。由干新任教育部长刘西尧恰好是我们铀矿的主管二机部（后改为核工业部）的原部长，所以上层有关恢复高考的许多争论，很快流传到我们矿山。知识分子出身的刘西尧因在文革中斗怕了，生怕成为周荣鑫第二，对恢复高考畏畏缩缩，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其无畏胆略，力挽狂澜，敢作敢当，1977年8月初，他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亲自主持科教座谈会，追回原定“按过去方针办”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旧案，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立即在全国全面推行。这是出重拳锐意改革，是突破重重迷雾和层层阻挠，拨乱反正，且一锤定音，成效巨大。
二、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
那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并非大权在握，当时职务不过为副总理，管科教是他自报奋勇毛遂自荐。时毛尸骨未寒，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正热火朝天的开筑，接班人是“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左的气氛仍然浓烈，“凡是”流行，春寒尚在。邓在1973年有限度地恢复高考遭批，77年刚复出工作，就敢于推翻毛在世钦定的教育战线“新生事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全面恢复高考，是冒了极大政治风险的，稍有不慎即有可能遭受人生滑铁卢，再次打倒下台并永远下台，毕竟他年已70岁了。但小平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看准了就干，且出手惊人，从而改写了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雷响，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
为什么邓小平在文革后一复出，就迫不及待地要抓科教恢复高考呢？现在看来，此举绝非一时兴到，而是小平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而且第一拳就击中了要害。
前面我们讲到老邓73年复出已着手整顿教育和科技领域乱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小有挫折，但不久又渐占上风，“四届人大”后在周恩来总理力挺下，一度全面主持中央工作。1975年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制定了《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依据毛主席“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新指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长远规划，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准备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这实际上正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刍型，恢复高考亦早已在小平改革战略的预案之中。小平后来曾提起：“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可惜毛泽东临死前对老邓的整顿不放心，说“翻案不得人心”，再次把绵里藏针的“总参谋长”打倒，最后把大权交给忠厚老实的华国锋，而没有传给其遗孀江青一伙。这也就为华主席神速地粉碎“四人帮”，为中国的变革转型、拨乱反正埋下了伏笔。
久经沙场三起三落年已70的职业革命家邓小平，复出后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安度晚年”，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要充当“扳道工”拨正国家的航向，尽快跳出文革乱局以正常发展。恢复高考及其后一系列组合拳，都是拨乱反正大刀阔斧改革之举，而不是处心积虑争权夺利谋取最高权力，这从华国锋下台后推改革干将胡耀邦当总书记，邓等元老退居顾问也可看出。老好人华国锋虽也有鼎革之心，却始终跳不出毛泽东画定的旧框框，没有魄力不能引领国家的改革前进方向，下台让贤也就势所必然。作为77届恢复高考首批大学生，40年改革开放我们一路走来，对中国改革的轨迹我们看得最清楚，也最有资格作反思评点。
若大中国在开国领袖毛泽东死后将往何处去？党心、民心何在？世界潮流的方向在那？继任的党国掌舵人必须胸有成竹，看准把稳。邓小平是经历非凡成熟的政治家，十年浩劫使封闭落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假、大、空”高调意识形态的长年“灌输”，让中国务虚不务实，打肿脸充胖子，实际状况却十分悲惨。40多年前的文革期间，我辈“生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长年接受强制封闭性说教，所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忘世界三分之二尚未解放的人民”；“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等。文革搞“忆苦思甜”常说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国的国民经济实已到“崩溃的边缘”，已是满目疮痍。但封闭得有如铁桶般的国人对外界的精彩所知甚少，知青连“偷听敌台”被抓都可能判刑。而邓小平等中央高层能看“内参”，特别是加入联合国后，领导人出国外访更能作出直观比较，知道中国落后已不可同日而语，再“假”下去国将不国，所谓“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能是是“死路一条”！必须改弦易辙另寻出路，搞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即为其精彩的大手笔。
77年高考打破文革“政治挂帅”所设置的一切清规戒律，不问出身、不问婚否，“老三届”35岁以下及16-17岁的应届高中生均可报名，没有后门可开，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据说参加考试的人有5-6百万，但录取者不到28万。半年后78级高考也一样打破常规，招收因十年浩劫痛失升学机会的大龄“老三届”。从科教兴国的角度看，恢复高考既是对丢失的10年光阴作补救，也是对未来改革发展作人才规划与战略布局。改革和国家建设需要大批量的各类人才，时间不等人啊，经十年荒废如今是一刻也耽搁不起，所以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才会心急火燎，一复职就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尽快造就紧迫的建设人才，在恢复高考的同时，还让因文革而耽误学业的原65、66级大学生“回炉”补课深造；又听从李政道的建议，大张旗鼓地直接从初中生中选拔“神童”，招收“少年班”，以快出人才。江西赣州13岁的宁铂，77年破格为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当时传为美谈。这说明邓小平抓科教有其一整套方案，并非仓促上阵，是深思熟虑的改革措置。改革恢复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扭转了文革反智弃学的恶劣风气，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邓小平说：“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除了，读书人吃香了。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了文革艰难岁月孤苦伶仃独自坚持科研的数学家陈景润事迹，感动了亿万中国人，使陈景润立即成为年轻人的偶像。读书钻研学问有出息了！时叶剑英元帅还写了一首诗，来殷切勉励莘莘学子：“读书不怕苦，攻关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当初改革的中国，一打开国门就惊异地发现，不光是中国由于文革干扰经济上落后了，与中国争雄的“老大哥”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都呈现出衰败景象。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因集成电路微电子等高新科技的蓬勃发展，却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而并非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论断的“最后垂死阶段”。不仅“二战”战败国西德、日本很快经济上翻了身，连长期遭我文宣部门妖魔化的台湾、南朝鲜及香港、新加坡，也出现了经济起飞，被称为东亚“四小龙”，令人刮目相看！这深深地震撼了邓小平等干了一辈子革命的共产党人。怎么办？继续死抱教条自我封闭是死路，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务实的邓小平于是重新提出“向西方学习！”打开国门，并及时大规模地向欧、美、日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有公费和自费多种途径，此亦可谓是与恢复高考通盘考虑的科教兴国一览子改革方案中的又一举措。恢复高考也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不久上海的报刊发起了关于“球籍”的讨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再闭关锁国吹牛“突出政治”，而不好好学习，迎头起上，就有被开除地球的“球籍”的危险，将没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耀邦更热情地倡导阅读美国人奈斯比写的《第三次浪潮》，希望中国人能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世界微电子信息产业革命的浪潮。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是巴基斯坦的萨拉姆，邓小平甚至立即请这位“巴铁”来北京讲学，要他“帮一帮中国”，因为中国与世界科技隔绝得实在太久了。
这，即为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这是一个除旧布新、催人奋进的时代，十年浩劫后，迎来的是十年奋进，对莘莘学子来说，则是十年寒窗苦。恢复高考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
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西方高新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旧的主义说辞已经解释不了历史与现实，他敢于突破僵化教条，不但认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此说在当时乃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因为长年灌输的教条都说阶级斗争解放生产力，减轻剥削改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史学界甚至提出农民起义迫使王朝统治者行仁政搞“让步政策”，生产才得以恢复发展，就此文革前还有过激烈争论。现在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那阶级斗争往何处摆呢？否定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前进，这在文革是谁也不敢讲的死罪，连“让步政策”论也曾遭到极左观点批判。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答案，“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取代了高调意识形态目标。这年初胡耀邦主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万里等则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否定了“两个凡是”，不再搞毛式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科技大搞经济建设，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自后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改革措施得以连连出台，而77年恢复高考，则是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第一招，亦可看作为最初的试探。
历史上继戊戌变法后的清末新政改革，也是将教育改革放在最前面，1901年张之洞等上呈《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就对此作过细心筹划，起先是废八股考策论，后逐渐减少贡举名额，至1905年断然废除了科举，创办新式学堂。此举当时因体制性阻碍相对较少，故推到了改制前头，改定官制及预备立宪因触及既得利益，体制性阻力太大，则放在最后。然废科举之于除旧布新的实际意义，是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的。恢复高考之于我国当今改革开放的意义也一样，是改革打响的第一炮，当时阻力也相对较少，得以雷厉风行贯彻执行，雷声最响，影响巨大，为持续至今的40年改革开了个好头。恢复高考重新凝聚了人心，消弭了反侧，让年青人看到了希望。那些在“广阔天地”夜夜“偷听敌台”的孺子，其实正是忧国忧民的有为之士，他们成了参加高考的先锋和尖子，通过考上大学改变人生，后更成为改革的各路英才。所以说恢复高考整合了精英，储备了人才和能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 拨乱反正是破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
恢复高考后紧接着的高教体制改革，亦可谓我国改革开放的标本，从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40年改革的轨迹与方向。所谓拨乱反正：何为“乱”？何为“正”？改革开放：改什么？革什么？向谁开放？改革的对象是什么，目标何在？这些问题貌似明白，其实一开始就说不清楚，一点也不明白，其间亦曾有过激烈争论。我们77级首届大学生，作为过来人，对此更有亲身的体验。
1978年早春，我负笈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学时已25岁，班上最大有比我大10岁的，最小的比我小8岁。全班70多个同学先进行了一个月的军训，系里给我们配了一位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做班主任。这位大哥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人很热情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但一口文革腔，说已故陈寅恪等老教授没什么学问，不能“只专不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还完全是文革左的一套，右派尚未摘帽，第一次全班训话，系领导就提到“那些右派分己（记得因广东腔把‘子’念成了‘己’）呀！”要同学们警惕。我们上课，用的都是文革自编用之于教工农兵学员的油印教材，特点是“突出政治”，中国通史课更是大讲阶级斗争，所谓农民起义等“五朵金花”。整个学校的教学体系仍是老一套。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思想政治灌输的所谓“大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讲马列原教旨，每学期一门，要学两年，占去了我们约1/3的时间。且文科文、史、哲、经几百学生合在阶梯教室一锅煮，教学质量极差。由于所讲“大道理”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谈不上是学问，故我等一有机会就逃课，去图书馆看自己喜欢的书。老师的办法则是点名，钓鱼抽查，上哲学课的是位留校高个子工农兵学员，凡点名缺勤者即将其名字写上黑板，挂在最高处，直到来报到才擦去，否则扣30%的平时成绩。有一次他点名“林辛智”，没有人回答，乃在黑板上写上“林梓智”，结果哄堂大笑。原来他把“梓”念成了“辛”，大学老师念个别白字在所难免，但这个“梓”乃文革大名人聂元梓之“梓”，工农兵学员居然也会念错，可见其见识太浅水平太差，居然还能留校当老师。自后他点名专挑无偏僻字的单名，如袁刚、林明、乐正等，这就把我坑得好苦！一些年令稍大的同学，普遍感到课堂无味吃不饱，因而加紧了自学。
上政治经济学的一位老教员则照本宣科大讲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而此时省委书记习仲勋治粤正花大力气抓“逃港”问题，我同寝室的一位广州同学告诉我，时逃港风潮汹涌，动物园老虎屎也被人买来涂抹在身上，以防冲过边界时遭警犬扑咬，于是警方已对动物园狮虎粪便加强了管制。而同时代的东德人也正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柏林墙”逃往西德；南北朝鲜也是南边好过北边，广州对面繁荣的香港，对贫穷的中国人具有无限的吸引力，逃港潮堵也堵不住。习仲勋于是想到在香港、澳门对面干脆划出一块地搞“特区”，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有钱挣有饭吃人们也就不必往香港跑了。这时改革潮已在珠三角涌动，现实与书本教条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次上课学生一句提问：“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那为什么还要逃港呢？”让那位教员无法讲下去。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是换了一位名张期的中年讲师来上课，他批计划经济落后，说改变生产关系解决不了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剥削“吃大锅饭”劳动者不一定就有干劲，因而大受学生们欢迎，课外他还举办了几次讲座。但听说他为此得罪了老顽固，职称也评不上去了。
1979年初胡耀邦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思想解放得以向纵深扩展。不久人民大学高放教授来中大作了一次讲座，介绍了“理论务虚会”的情况，并大批“苏联模式”。这时大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因实在无法宣讲，也适时取消了。习仲勋在广东启动了深圳、珠海特区建设，全国农村去人民公社化的改革，更是如火如茶地开展。改革对象是什么？已清晰地摆在了人们面前：不仅要革除文革极左乱象，文革前左的那一套也在改革之列。一句话，就是要突破并革除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经济体制改革是破除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去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现在学界对此几无疑义，但当时原教旨左派却把深圳特区说成是“租界”、“殖民地”，也有极左分子唉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高教体制改革的去苏联模式更加明显，且走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头。
在我上大二、大三之时，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已有相当多的海外及香港学者来中大交流讲座，他们话语翻新，更具思想魅力，与枯燥无味的“大课灌输”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场场爆满。其中美籍华裔女教授成露西来帮助创办社会学系，住在中大时间较长，讲座较多，影响很大。她是后来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妹妹，湖南人，1949年去台湾，后留学并入籍美国。她不仅讲当时全国尚没有的社会学，还讲未来学，描述了高新科技推动下的西方社会新形态，让人大开眼界。她也讲美国工人阶级实际状况，述说美国“劳联、产联”工会为垃圾工人谋利益，让垃圾工人牛得很；讲“白领”、“蓝领”，与我们教科书所述的阶级斗争很不一样，她说：“穷就是好？贫雇农坐天下，是自甘落后！”这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震撼很大。而到81年底我大学毕业离开中山大学时，社会学系、法律系、人类学系相继成立，不久又建立了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而这些科系，解放前的中山大学就都存在，是1952年“一边倒”学苏联，按苏联模式对高校进行所谓“院系调整”，才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缔，现在又统统恢复。研究生制度也恢复了，我也得以考上研究生而离开中大继续深造。
博士毕业后30年来我一直在高校教书，且上大学前也在矿子弟学校代课，除当过一年学徒钳工外，几乎一生都未脱离教育领域，所以对共和国一路走来的办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相当熟悉，对于高校的意识形态纠缠也不陌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高校一直受到高调意识形态支配，是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争斗最激烈之所。虽然文革“反修防修”对此前所谓“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有过凌厉批判，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脚上有牛屎，手上有老茧才是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文革前的50年代，就已提出“又红又专”，反对“白专道路”，反对在象牙塔尖里“白专”做学问，我的研究生导师王仲荦先生（章太炎关门弟子、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就曾遭学生“拔白旗”批斗。说明文革前搞的也是“左”的一套，与文革“极左”乃同根生。文革后拨乱反正，是不是回复到文革之前呢？显然不是！所谓“乱”，不光是文革乱局，也包括文革前“左”的一套；所谓“正”既不在文革前，也不是简单的“回到解放前”，而是“与国际接轨”。一句话，就是破除苏联模式，走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
40年的改革开放，从高教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就是革除苏联模式，开放则是对先前因意识形态而遭拒斥的欧美日西方世界乃至全球开放，不再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搞唯我独“革”，不再唱高调意识形态，重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排除“左”的意识形态干扰中，破除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杀开一条血路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问姓社姓资，朱镕基总理主导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使中国经济继东亚“四小龙”后，实现了腾飞。现今中国工业规模世界第一，贸易总量世界第一，出境旅游消费世界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0%，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不久可望坐上第一。改革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什么？革什么呢？现在我们应看得清楚，就是革除苏联模式！不光经济体制如此，其它各方面也都是如此。高教体制改革的路径就更为清哳：1952年“全盘苏化”的“院系调整”，乃中国高教事业的一场浩劫！如久负盛名的清华大学，经调整成了单纯的工科大学，所谓“工程师的摇篮”，改革后清华恢复文、理、医等科系，迅速发展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其实就是破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这其实是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作了最为清晰的标识。
苏联模式是一个封闭落后虚假的体系，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国以前盲目全面移植照搬，是吃了大亏上了大当！苏联模式的弊端除教育、经济体制外，还包括政治体制等各方面，如其庞大冗肿的党政干部体制，繁琐僵化虚伪的意识形态灌输体制等，也都应在改革剔除之列。我国的渐进改革有先后顺序，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第一招，随后高教体制改革进展顺利，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巨大成绩。改革既牵动着亿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力求稳妥。现在改革已4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改革的目标大方向，其实已经很明确：就是剔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今年是“十月革命”百周年，而苏联亦早已不复存在，连俄罗斯人自己对其红色遗产也不再留恋，我们中国人对苏联模式还有啥可留恋的呢？继高教改革破除“院系调整”那一套，经济体制改革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后，政治上突破封闭落后的苏联党政模式，现在可谓是正其时也。
（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8期. 总第350期；题目被改为《追忆1977 ：我的高考》，此为未删改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