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雷响是1977年恢复高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7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16: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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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1977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年岁,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不出一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自报奋勇抓科教工作,一出山就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在中国恢复了停废达11年之久的高考,成为拨乱反正的第一招。此举较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写血书包产到户,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长征路线,均早了一年,较之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早了半年,其实际意义非常重大。1977年恢复高考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雷响。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恢复高考至今已40周年。4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满怀疑虑和喜悦参加高考、并由此首届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我,回往40年的中国改革历程,的确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从科教战线发起,高教改革也最清晰地照见了40年改革开放的轨迹,改革与反改革的纠缠在高教领域最为醒目,也最清楚地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方向。

  

   那年我24岁在江西乐安721铀矿“以工代教”,为矿子弟学校代课老师,年底与我教的大批学生一同前往乐安县城参加高考,场景很是热闹。78年初我即得到通知书,如愿被第一志愿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录取,而同时在南昌参加高考的我弟弟也考取了北京大学,他也是代课老师。入学后我同寝室的同学有好几个“赤脚教师”,在那 “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文革荒唐年代,我们因为代课稍微接触了些文化知识,因而捷足先登。但我们的学生却少有考上的,对此我至今仍感有愧于他们。

  

   然而我们这些“代课老师”并非时代的“宠儿”。“赤脚教师”在农村拿的是工分,我与弟弟在工矿子弟学校代课拿的是“学徒”工资,当时教师待遇普遍很低,是“臭老九”为人所看不起。大矿山其实有很多大学生,但分配到子弟学校教书均感屈才,都削尖脑袋调走了,这才轮到我们“知青”来“填坑”,带领学生“学工学农”,实际上并没有上多少文化课,而我们自己也没有经受系统的中学文化教育。

  

   教育是遭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残最为严重的领域,“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也是首先从大中学校发起。1966年我刚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已不上课了,教学秩序荡然无存。当时就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倡议废除高考,当年就不高考了。时老师被批斗,红卫兵小报传来的王海容与毛泽东的谈话流传甚广,毛自称:“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当时的“最高指示”更宣称:“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毛主席倡导:“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于是下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经造反折腾,到69年“加强战备”,全国大学几乎全部下放或停办,北大居然流落到我的家乡南昌县鲤鱼洲。然文革中还是搞过“复课闹革命”,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又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970年开始从基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入学不进行文化考试,搞所谓“斗、批、改”。这批学员虽也有少数出类拔翠的,但普遍文化基础较差,衣着朴素有油污,脚上有牛屎,手上有老茧,成为优秀学生的“资格”和标记。讲成份,要“政治挂帅”。

  

   1971年中美破冰,中国封闭的国门逐步向外打开,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振道等相继来访,并获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他们诉说世界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希望中国不失时机迎头赶上,而中国与国外科技的实际差距,让“伟大领袖”也感到不安。林彪“折戟沉沙”后,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让胡耀邦抓科技,周荣鑫抓教育,1973年选拔大学生搞了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却遭到“四人帮”一伙的阻击,闹出个“白卷英雄”。邓小平恢复教育领域教学秩序的努力,被诬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遭到痛批,教育部长周荣鑫竟被残酷斗死!甚至还拍了一部名《决裂》的电影,表明要与文革前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彻底决裂,最终小平同志又靠边站了。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曾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清样上批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依据这个指示,许多有条件的厂矿都自办“721大学”,我所在的铀矿也办了,学制2年,毕业后仍回原工区或车间工作,不重理论重技艺,处于较低端的水平,办学极不正规有如“野鸡大学”。记得也曾请技术员为我等学徒工上过计算齿轮齿距的课,青工们热情踊跃,但没上几次就不上了。而能被选拔上“野鸡大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且讲政治讲门路,我选不上只好转子弟学校当“孩子王”,上大学只能留在梦幻中。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1977年8月一份《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传达至各地,犹如平地一声春雷,在亿万人心中炸响!前后整整11年啊,千年来的科考晋身之路被阻断,多少学子中断了学业,多少人才被埋没,尤其是千百万响应毛主席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修地球的知识青年,山苍苍,野茫茫,几乎是看不到人生出路。现在高考要恢复了,于无声处听到惊雷,年轻人特别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起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后即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但荒废10年真要重新拿起课本拿起笔杆复习迎考,也的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当时信息封闭,各种小道消息比较多。由干新任教育部长刘西尧恰好是我们铀矿的主管二机部(后改为核工业部)的原部长,所以上层有关恢复高考的许多争论,很快流传到我们矿山。知识分子出身的刘西尧因在文革中斗怕了,生怕成为周荣鑫第二,对恢复高考畏畏缩缩,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其无畏胆略,力挽狂澜,敢作敢当,1977年8月初,他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亲自主持科教座谈会,追回原定“按过去方针办”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旧案,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立即在全国全面推行。这是出重拳锐意改革,是突破重重迷雾和层层阻挠,拨乱反正,且一锤定音,成效巨大。

  

   二、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

  

   那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并非大权在握,当时职务不过为副总理,管科教是他自报奋勇毛遂自荐。时毛尸骨未寒,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正热火朝天的开筑,接班人是“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左的气氛仍然浓烈,“凡是”流行,春寒尚在。邓在1973年有限度地恢复高考遭批,77年刚复出工作,就敢于推翻毛在世钦定的教育战线“新生事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全面恢复高考,是冒了极大政治风险的,稍有不慎即有可能遭受人生滑铁卢,再次打倒下台并永远下台,毕竟他年已70岁了。但小平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看准了就干,且出手惊人,从而改写了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雷响,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

  

   为什么邓小平在文革后一复出,就迫不及待地要抓科教恢复高考呢?现在看来,此举绝非一时兴到,而是小平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而且第一拳就击中了要害。

  

   前面我们讲到老邓73年复出已着手整顿教育和科技领域乱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小有挫折,但不久又渐占上风,“四届人大”后在周恩来总理力挺下,一度全面主持中央工作。1975年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制定了《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依据毛主席“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最新指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长远规划,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准备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这实际上正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刍型,恢复高考亦早已在小平改革战略的预案之中。小平后来曾提起:“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可惜毛泽东临死前对老邓的整顿不放心,说“翻案不得人心”,再次把绵里藏针的“总参谋长”打倒,最后把大权交给忠厚老实的华国锋,而没有传给其遗孀江青一伙。这也就为华主席神速地粉碎“四人帮”,为中国的变革转型、拨乱反正埋下了伏笔。

  

   久经沙场三起三落年已70的职业革命家邓小平,复出后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安度晚年”,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要充当“扳道工”拨正国家的航向,尽快跳出文革乱局以正常发展。恢复高考及其后一系列组合拳,都是拨乱反正大刀阔斧改革之举,而不是处心积虑争权夺利谋取最高权力,这从华国锋下台后推改革干将胡耀邦当总书记,邓等元老退居顾问也可看出。老好人华国锋虽也有鼎革之心,却始终跳不出毛泽东画定的旧框框,没有魄力不能引领国家的改革前进方向,下台让贤也就势所必然。作为77届恢复高考首批大学生,40年改革开放我们一路走来,对中国改革的轨迹我们看得最清楚,也最有资格作反思评点。

  

若大中国在开国领袖毛泽东死后将往何处去?党心、民心何在?世界潮流的方向在那?继任的党国掌舵人必须胸有成竹,看准把稳。邓小平是经历非凡成熟的政治家,十年浩劫使封闭落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假、大、空”高调意识形态的长年“灌输”,让中国务虚不务实,打肿脸充胖子,实际状况却十分悲惨。40多年前的文革期间,我辈“生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长年接受强制封闭性说教,所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忘世界三分之二尚未解放的人民”;“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等。文革搞“忆苦思甜”常说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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