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赞乱世游离于政学两界的自由知识人

——纪念母校中山大学历史系岑仲勉教授诞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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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 (进入专栏)  

  

   岑仲勉先生(1886-1961)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盛会,得添陪其间倍感荣幸,也感触良多。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得以首届从江西乐安矿山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就读,在校列位老师常常述说已故4位顶级教授—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事迹,用于激励后学。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更得到学林倡导,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我等学生耳闻目染,高山仰止,倾心向往。由于大学本科得姜伯勤老师指导,我选择隋唐历史作为专业方向,因此对岑仲勉先生的著作多有阅读参考,然对其生平事迹思想旨趣则了解甚少。这次研讨会上,有多位前辈专家学者考述发微,对我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岑仲勉先生其实就是百年转型中国一位特立独行的自由知识分子,曾游走于政学两界,在动乱时局中不甘沉沦,最后咬定青山终于在故国史学上做出成绩,成就人生辉煌。作为一面镜子,岑仲勉先生的一生照见了一个动荡的时代,他在离乱之世忍受着颠沛流离,顶着高压不曲学阿世,坚守本色埋头著述苦干,其学人风骨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一、清末民初新式学堂走出的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

  

   1905年清朝宣布废除科举制,创办新式学堂,终止了相沿千年的传统士人的科考进身之路,开启了新式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读书做人从事择业前景。此年广东顺德孺子岑铭恕10岁,可谓生逢其时迎来了大好时光。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大事,清最高当局在庚子乱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搞的是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全方位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改变了岑铭恕的人生道路。

  

   岑仲勉原名铭恕,中年后方以字行,他出生于广东顺德殷富之家,祖辈开米店,却也以诗书传家,努力挤进官宦场,游走于政商两界,属典型的商绅阶层。亦官亦商乃旧时士大夫阶层安身立命之常道,岑父孝辕公乃前清举人,伯父简庵公曾师事粤中名儒陈澧,有一堂兄曾任翰林。岑仲勉3岁丧父,因家底丰厚和家学渊源,自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据姜伯勤师所述,岑氏幼承庭训,童年摹写汉隶;10岁外出求学,14、5岁能写策论和浅近骈文,蒙学时代即接受了系统的传统科举文化教育,所学是奔着科举仕途走的。但废科举后学风遽变,岑的学业旨趣迅速转向“实学”、“新学”。加之广东开关最早,近靠港、澳,得风气之先,岑父就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关注海防,伯父也知经与碑帖之学,岑氏蒙学之年就读了其父批阅过的杜佑《通典》,点读《纲鉴》,应该说受到了很好的传统国学训练。

  

   新式学堂既起,岑仲勉考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这是当时广州最好的学校,也是经史之学重镇,岑氏在此学习两年有余,对汉宋学术皆有兴趣,又再次受到系统的国学熏陶与训练。接着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学习外语,本想紧随时代潮流出国留学,不成,乃于1908年10月考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底毕业。

  

   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是清末新政为培养财税专门人才而创办的新式学堂,主持人唐绍仪是广东香山人,早年系由乡贤容闳带到美国的留学幼童,属中国第一批留美海归,也是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1906年唐任税务处会办大臣主管全国税务总署,上任伊始即宣称要收回海关税务权。而说起中国近代海关税务,的确让国人痛心疾首,作为传统农业国我国历朝都不甚重视海外贸易和海关税收,国税仰给于地税、户税外加盐税,鸦片战前广州一口通商乃由“十三行”包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上海竟拱手将海关税务控制权交给洋人,后英国人赫德主管中国海关竟长达48年。赫德任职后将英国现代管理引入中国海关,制定了严密的会计、统计、稽查、复核及年终报表制度,加上高薪养廉,使海关成为清朝惟一高效廉洁的现代化衙署,与清各级旧衙门的贪腐冗散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聘用的各级主管都是洋员。海关税务司为清政府提供了丰厚税收,并成为支付庚子赔款的主要税源,深入内地遍布各埠的税务司分支机构的洋员,为互通音信还开创了中国的邮政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于如此“海关现象”,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曾感叹:“中国之行西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唐绍仪创办高等专门税务学堂,就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海关高级行政主管,学习西人政法,以取代洋员,收回海关及邮政、路政的控制权,这显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然而当时愿放下圣贤书而屈身学习财税“吏业”的人少之又少,就象当年幼童出洋留学,士大夫子弟多不愿从,容闳只好在广东选取商人子弟一样,唐绍仪也从广东开化之地选拔了岑仲勉等,应该说对这批子弟是寄予了厚望的。

  

   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培养的是高级职业文官,乃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才,毕业后将逐渐取代各地海关税务司的洋员,负有为国把守海关的神圣使命。而这种“吏业”,科举进士及第即便是状元郎,若不经严格系统的学业培训,也胜任不了。可以想见其入学资格考试是很严格的,岑仲勉得以入选足以证明其天资聪慧,学业优秀。在校4年功课则以西学为主,包括数理化与生物等科学门类,英语、法语及西洋史地政法等广博知识,这使岑仲勉之于中学西学都打下了良好基础,日后得以学贯中西。由于海关进出口种类繁多,涉及的知识广,海关帐目需要“精算”,要有高等数学微积分基础,又由于与外商外轮打交道,外语显然特别重要。岑仲勉虽然没有留洋求学,但在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受到的应是当时最好的教育,教员也聘的是洋人,由于外语工具的掌握,打开了一片新的知识世界,也打下了广阔的事业基础。

  

   我不太同意所谓岑仲勉“自学成才”的说法,不要说岑氏在税务学校4年专业培训,广雅学堂两年多国学训练,就是承家学渊源从其伯父学经学与碑帖之学,也是我辈所谓“科班”出身难以企及的。我1977年冬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已24岁,班上最大有比我大10岁的,最小的比我小8岁,而当时我们的专业知识绝对比不上同龄的岑仲勉。记得头两年上中外通史课,从古到今用的是文革时自编的油印教材,讲阶级斗争“五朵金花”,重在“灌输”。政治大课更占去我们很多时间,教员尚在讲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此时省委书记习仲勋治粤,正花大力气解决“逃港”问题,学生一句提问:“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那为什么还要逃港呢?”就让政治经济学大课教员讲不下去。只是在三四年级上选修课,我才感觉开了窍,真正进入了专业。胡守为老师的《唐史》、姜伯勤老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蔡鸿生老师的《中西交通·西北史地》等,把我带进古史专业殿堂。记得胡守为老师让每一个选课的同学整理一份唐代碑刻拓片,此乃顾诘刚、岑仲勉等老先生收集存放于图书馆的,我分得《于大猷碑》,虽仅一县令,但于氏先祖乃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于谨及开唐宰相于志宁,我于是兴致勃勃地考索于氏“虏姓门阀”家族,并找来《金石萃编》比对,发现几百年间碑文又磨损了很多,由此碑又比对他碑,作了些初步考证,算是进入了专业领域,而岑仲勉蒙学阶段就已接触碑帖之学。大学时我费很多时间学英语,毕业时仍未过关,考研补考才通过,且考研朦朦胧胧不知何往,是姜伯勤老师指点我才考到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门下。大学毕业分配时有北京国家文物局名额,我又傻乎乎想参加分配,姜师点拨说王仲荦大才乃章太炎弟子,你能入室毕业,去北京找个工作有何难处?所以说无论从那个方面讲,大学科班出身的我,较之当年高等税务学校毕业的岑仲勉先生都差一大截,更何况清末全国正牌大学很少,当时尚无中山大学,岑氏上税务学堂其实就是当时一流的教育,所谓“自学成才”是当代人臆断。如果不论家学渊源而说岑仲勉是“自学成才”,那么从司马迁到王国维,都可谓是“自学成才”,这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岑仲勉是清末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我国第一代新型知识人,而且是自由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翘楚。辛亥革命爆发那年岑氏26岁,尚未毕业,他的恩师唐绍仪受袁世凯派遣,充当和谈代表去南方与革命军谈判,留美海归的唐氏倾向共和,在南下火车上就自行把辫子剪了,香港大律师出身的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也是广东人,他们可以用粤语交谈,最后商定了清室退位方案。1912年民国成立,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但共和怎么搞?三权分立如何展开,国人并无经验。这年27岁的在校学生岑仲勉在杜亚泉(时年39)主编的《东方杂志》上,编译发表了《美法英德行政立法比较简表》,虽说是常识性介绍,但应该说很有针对性且非常及时,对共和开局内阁开张很有参考价值。此文与唐绍仪及其行政班子有何关系,或受恩师指点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岑仲勉对政治极具敏感性,表现了他对共和政治的热心和对民主的向往。1912年底至13年初进行了全国性政党重组与议会选举,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长岑仲勉6岁的广东人陈垣、杨永泰均积极参选,竞得国会众议院议员席位,20岁的广西小青年梁漱冥作为《民国报》记者,对国会议员频频采访,他们都是民国开创之时的新型独立知识分子,在清亡后积极投身于共和政治,期望着在没有皇帝没有专制的民主政治中大显身手。

  

   二、 “混迹官场”还是以身许国

  

   岑仲勉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12月由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既为国家培养的用之于取代洋人的高级职业文官,作为紧缺人才“交由海关总税务司分派各关供职”,即被分派于上海黄埔江海关,应该说是关键岗位,月薪250大洋,收入很高,而洋主管薪俸更高。后岑氏在财政、税务、邮政、路政等多个政府部门任职,大都是专业要求很高的高级职业文官职位,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急需而难览的“空缺”,受过系统职业训练的岑氏就职高级“公务员”,可谓以身许国。为支撑民国初创时的政府行政,需要大量象岑仲勉这样的高级职业文官,然这段经历却被不少史家讥评为“混迹于官场”,我认为是极不公平的!当年仅24岁的留美海归博士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官供职于民国政府,就受到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重用,并招为女婿。岑仲勉任职于政府机关,与顾维钧一样,都是报效国家,为新中国奉献才智。说岑氏“混迹官场”是贪恋高工资以养家糊口,就更加荒谬了,岑家本出自商人,要挣钱以岑氏之才能及外语能力,何不去经商或充当买办呢?岑仲勉就读于高等税务学堂本来就是作为高级职业文官来培养,取代洋人收回利权更是神圣使命,他毕业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乃大义所至,为国分忧,是理所当然,大可不必对此横加指责。

  

   然而,共和政治并不如人愿。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操盘者宋教仁被暗杀,民国乱局自此开始,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在上海海关工作的岑仲勉似未卷入,他“抱着收回海关权的热情”,坚持工作。但1916年袁世凯称帝,岑氏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抛弃了有优渥待遇的海关职位,回广东参加护国运动。

  

民初乱局对每一个热心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一场考验,何去何从?如何安身立命呢?.就拿陈垣先生来讲,他也曾从政,且绝非是有违心愿,当选国会议员要经激烈竞选才能搏得席次,不主动投身参与焉能上位?然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后,随即解散了民选国会,民主政治搞不成了,怎么办?陈垣先生在袁倒行逆施闹“洪宪帝制”时,并没有离开北京,曾一度消极沉于宗教信仰,但从1917年即开始了宗教史的研究,后被教会大学录用,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梁漱冥也在一阵沉沦习佛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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