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宁: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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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申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李鸿章的内政外交和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从认识到日本是中国的永远大患,到决心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而“不及专顾西域”,最后发展到“以海防引其端”,而逐渐走向近代化的这一系列的思考,无疑是当时朝臣中对中外大势最为清醒的认识。只可惜这一想法并未被时人看重,而功亏一篑。

  主题词:李鸿章、海防战略、对日观、近代化。

  

  十九世纪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变革的时代,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脱离中世纪奔向近代,遗弃愚昧落后的传统而接受西方文明。历史也同样提供给中国两次重要的机会,史学家们把这称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那瞬即消失的机会相比,洋务运动毕竟有着二三十年的实践。这期间,李鸿章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即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同时又感受到日本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威胁。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加强海防的战略方针,为中国由一个内陆帝国走向海洋,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1)

  

  一、“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

  

  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关注,来源于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李鸿章对日本有所认识,始于平吴战争在苏沪一带取得进展之时,其发端则肇始于肆习西洋兵器。同治二年,载负着调查中国社会的使命,名为“千岁号”的第一艘日本轮船驶入上海港。此时,随着平吴战事的顺利展开,李鸿章已开始涉足对外交涉。是年四月初四日,他致函曾国藩谈其感想:“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酉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2)此时,李鸿章对日本一小国能以实力抗衡西方列强,投以羡慕之情,已溢于言表。他分析了日本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原因,在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道:“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3)由于日本师其所能,故可夺其所恃。“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一言,表达了李鸿章对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已是备致赞佩之意,而毫无妒忌之情。

  同治三年四月,在平吴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李鸿章举日本为例,上书恭亲王奕诉要求变法,函曰:

  “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皇然变计矣。”(4)

  以日本为榜样,走向西方学习之路,以求国家之富强,是同治初年李鸿章心仪之事。此时李鸿章不仅认识到日本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的重要,而且尤其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于是,李鸿章在外交上遂产生了联络日本以拒西方列强的设想。同治四年八月廿二日,他致函应宝时云:“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5)

  同治九年,日本遣使来华议约。当时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多来自摭拾传说,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安徽巡抚英翰奏:“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6)当时,满朝文武大员皆以日本不能与西洋诸国类比,不仅难比英法,甚至不如秘鲁,不同意与之订约。但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是年九月,他在给总署的公函中声明:

  “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臣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求购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7)

  将日本“联为外援”,“为西洋多树一敌”的目的,就是想分散西方列强对我中华之关注,同时联合东洋以抗西洋,增我抵御外侮之力。无庸讳言,在李鸿章的思想深处,仍以天朝大国自居,认定日本乃亚洲小国,可以合纵连横,为我所用。这是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在对日外交上的反映。(8)为此,他于十二月初一日正式上奏朝廷,明确提出同意与日本订约的理由。奏称: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因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自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9)

  李鸿章同意订约的出发点在于联日制西,其目的一则为抵御西方列强之侵略;一则为牵制日本,以消弭后患。李鸿章当时已预感到日本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制器练兵以自强,其距中国最近,必为日后大患。中国联之则为友,拒之则为仇。至联络方法,为订约后派遣公使、领事驻扎日本各处,探彼动静,可预为设法牵制,是以中国派公使一节,李鸿章视为外交最要措施。中日签约后,清廷即派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长驻日本。(10)

  必须指出的是,同治九年日本遣使来华订约之际,正值日本“倒幕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当时李鸿章认为,日本战乱迭兴,既无图我之心,亦无图我之力。同治十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王凯泰的信中说:

  “日本颇为西人引重,其制造铁厂铁路,练兵设关,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自明成祖强封日本王后三百余年,倭患遂起。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愿从此各强兵固本,不独东人无虑,即西人亦不多觊觎。若仍因循虚饰,本自先拨,内患已增,又何论东西洋之纷乘哉?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11)

  虽然日本由“攘夷”而一变为“亲夷”,“志不在小”,但由于其国内有似“列国纷争”,所以“实无图我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积极主张与日本订约,“联为外援”。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实行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开放政策,以求知识于世界。明治政府的全面改革措施,使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李鸿章很快便感觉到日渐强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同治十一年初,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函中,就中日两国的自强做过简单对比,他说:中国“有贝之才,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迸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12)同年四月初八日,李鸿章又致函黄子寿谈日本之事:“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船、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13)由日本的强大而深感到中国的积贫积弱,对比之下,李鸿章发出感叹。他已经预感到日本的强大将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同治十二年正月廿九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云:

  “阅陈主事(按:陈兰彬)十一月初四日自美国寄天津丁道密函有云:闻日本在美国定购林明敦后门枪子八千万,在纽约地方装兵船二只,云与高丽构兵,并宣言中国兵助高丽,不识其用意所在等语。查日本派使往高丽责问朝贡,尚未闻下文若何。兹声称构兵并宣言中国助高丽,意殊诡谲,其广制精利枪械,固志不在小也。”(14)

  是年六月十五日,李鸿章再次致函总署云:“日本派子弟赴各国学制枪炮,习驾驶轮船等事。其人多强悍之气,且购后门枪炮甚多,不知其意何居?殊可虑耳!”(15)表明了他的担心和忧虑。

  七十年代初,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主张向朝鲜派出问罪使臣,并伺机派遣远征军;而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则主张先着眼于日本内政,力求把日本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近代国家。双方经过激烈斗争,最后岩仓具视被任命为太政大臣,西乡隆盛等“征韩派”纷纷提出辞呈,被迫下野,日朝间的紧张关系方由于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而有所缓和。但是日本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则引起李鸿章的充分警惕,早在同治十年二月二十日,他即致函总署,表达了他的耽心:

  “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查该国政纪中,历次用武三韩未能深入,往往中道罢兵,谓其地险,又有天助,不可侥幸图也……日本与西国情好渐密,与朝鲜情猜较深,彼即通商,朝鲜恐不能独抗;抗之,则日本尤为朝鲜之近患。”(16)

  在朝鲜问题上,使李鸿章首先感到日本的来意不善。朝鲜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远东地区发挥较大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个,即中国、日本、俄国和英国。这四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直接影响着远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而朝鲜就是这四种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在当时,围绕着朝鲜问题的国际矛盾冲突中,日本是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极力推行“大陆政策”,视朝鲜为其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并急切地要把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匙地区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前沿阵地。做为中国藩属国的朝鲜,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日本的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中国当局的关注。李鸿章正是在朝鲜问题上,最先对日本产生怀疑的。(17)

  综上所述,在同治十三年台湾问题发生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第一,日本效法西洋,自国君主之,故能上下一心,立杆见影,其国势日张,实为中国效仿的榜样;第二,日本国内尤如列国争衡,一时尚无图我之心;第三,日本的强大,使它成为影响远东地区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应联合日本,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第四,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隐约感到日本的潜在威胁。当时,李鸿章认为对中国来说,最紧要的不是声讨日本之用心,而是使中国早日自强。他盼望中国屏除积弱重新振作之后,再对藐视天朝的日本进行挞伐。光绪元年,李鸿章在致鲍超函中,详细谈了他的这一想法:

  “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财力聪明之胜,甲于地球诸国,原自大有可为,无如彼则法简令行,我则拘文牵义;彼则合纵连横,我则孤立无助,几几乎有积弱难支之势。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刻下中外情形,殆以不胜闭关独治,亦在制取得其道耳。”(18)

  李鸿章此时所言,虽不无道理,但语意之中,半是天朝大吏的自负,半是对日本小国无礼寻衅之义愤,并未能真正体察到中日两国国运发展之趋势。到是曾经做过他幕僚的丁日昌,轻轻一语,到出了事态发展的真相。同治十二年底,丁日昌上书李鸿章云:

  中国朝野“大吏类皆泄泄沓沓,只顾目前敷衍,曾不肯卧薪尝胆,捐此身为国家任艰巨、图久远、从怨谤。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其时欲收拾人心而人心已离,欲用兵力而兵力未练,欲给财用而财用无余……今日国家大计莫先于力去因循。”(19)

  丁日昌所言“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并非耸人听闻。果然,丁日昌话音刚落,西乡从道率领3000赴台日军兵轮的汽笛声就鸣响了。

  

  二、“日本近在户闼,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同治十三年春,日本以两艘琉球贡船漂到台湾,船员被生番所杀为藉口,出动兵船在台湾南端琅峤登陆。经多方交涉,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侵台事件给中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使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是年底,大学士文祥奏:“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既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20)在处理侵台事件过程中,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多次谈判,其对日本之印象有很大改观。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他致函沈保祯说:

  “日本自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拘拘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惟彼既兴师登岸,其办理以不外谕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21)

  同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又致函孙竹堂谈对日本之感想:

  “……不过该国近年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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