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荣:“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20-04-25 14:59:06

进入专题: 杨崇伊   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   李鸿章   康有为  

张海荣  

   摘    要:

   杨崇伊出身常熟世家,拥有翰林名衔,拜入翁同龢门下,联姻李鸿章家族,外表风流倜傥,一度是晚清政坛少有的在清流与淮系之间左右逢源的人物。迨至甲午战后任职御史,他却出面为“后党”,为李鸿章代言,首劾强学会,再劾文廷式,接连予维新官绅与“帝党”以重创。戊戌年间,又是他率先出首康有为和吁请慈禧太后训政,致使朝局发生同光以来最大的翻转。继而杨崇伊内结庆亲王,外联刘学询、庆宽,密谋“联日杀康”而未果。光绪二十五年冬,他外放汉中知府却不甘远仕,又借庚子事变之机,参赞李鸿章幕府,主持京师救济局,卒因贪黩昭著而遭驱逐赴任。晚年更因持枪夺妓,被两江总督端方等参奏革职,身败名裂。作为晚清政坛的有名人物,杨崇伊以其独特方式参与并影响了高层权力运作,同时也为认识晚清言官制度的流弊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术提供鲜活个案。

   关键词:杨崇伊; 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 李鸿章; 康有为;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有无数双眼睛,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捕捉历史的不同侧面,并据以做出自己的描述与判断。不过长期以来,后世论者用以把握历史脉络的依据和对史事细节的钩沉,往往都是参照“进步”人士的书写,至于那些负面的或非主流的人物,其生活境遇、思想演变及立身处世之道,通常不为论者所重。然而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1如果缺失了对后两类人物的研究和理解,不但会使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空泛化、简单化,也很难全面客观地阐明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进程。

   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清朝的国内政局和国际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战后围绕政治权力的重组和对内、对外方针,清朝高层争斗不休。其中一些人虽官职不高,却极为活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杨崇伊是其中典型:甲午战后,京师强学会被禁和帝党骨干文廷式去职,都源于他的弹劾;“戊戌政变”的发生,也以其赴颐和园告密、奏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为直接引线。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只在论述相关事件时,才提及杨氏其人,而对其政治背景、政治动机,缺乏深入分析;对戊戌政变后杨崇伊的所作所为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更是所知甚少。2这就给本文提供了进一步深挖的空间。归根究底,杨崇伊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屡掀波澜,尤其在戊戌政变时一击即中,关键在于他适应了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对于政治形势的判断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需要。澄清其人其事,有助于填补相关研究中的盲点,丰富学界对晚清相关人物史事尤其是对甲午至庚子年间高层政治的深入认识。

  

   一、

   交接清流,背靠淮系

   杨崇伊(1850—1909年),原名同楏,字思大,号正甫、莘伯、遂居士,出身江苏常熟八大家之一,即所谓“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的杨家。杨家崛起于道咸年间,是典型的文化世家。杨崇伊曾祖杨景仁,官至刑部员外郎,辑有《筹济篇》。景仁生6子,次子希铨,翰林院编修,曾任惠州等地知府;三子希钰,素有文名。希钰生3子,长子沂孙官至安徽凤阳知府,为著名书法家;次子泗孙中榜眼,官至太常寺少卿;三子汝孙,为廪贡生,候选训导。汝孙娶国子监学录庞大堃长女为妻,育有4子,即崇伊、同檙、同颖(崇光)、同复(崇纶)。杨崇伊与刑部郎中曾熙文之女联姻,有1子2女。3

   同治九年(1870),杨崇伊中举,旋充觉罗官学正白旗教习。光绪三年(1877),报捐内阁中书。翌年,参与修建慈安太后普祥峪万年吉地工竣,保加五品衔。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后任丙戌(1886)、庚寅(1890)会试同考官。光绪十四年(1888),充武英殿协修。次年考试御史,奉旨记名。十七年,充国史馆纂修。十九年,丁父忧,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4早年的杨崇伊,只是一名闲散文员,并未在政坛留下多少痕迹,但因其拥有高等科举出身,又善于利用家族政治资源和同乡、同年、姻亲关系,仍得以跻身上流交际圈,结交了不少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为其日后介入高层政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就同乡关系而论,杨崇伊最看重的是与同为“常熟八大家”的翁、庞两家的交往。其中,翁家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同龢的三兄同爵,娶崇伊伯祖希铨之女;同爵之子曾荣、曾翰(注:后过继给翁同龢),曾就学于崇伊伯父泗孙;翁同龢与崇伊的伯父沂孙、泗孙、舅父庞钟璐,都素有交情。同治十年(1871),崇伊赴京会试,在庞钟璐家初见翁同龢,翁对其印象极佳,称“极清挺,翰苑才也”。5光绪六年,崇伊会试得中,又出翁氏门下,更得其“垂爱尤挚”。6光绪十一年(1885)起,每年翁同龢在京摆春酒宴请同乡,杨崇伊几乎都受邀参加。以翁数则日记为例,可证二人关系之融洽:

   饭罢移时拜数客,晤杨思大,将请伊为德孙(按:翁曾翰之子)作媒庞氏(按:庞钟琳孙女)也。

   是日三兄忌日,设奠。客惟见杨莘伯。

   闻杨莘伯丁外艰,驰函慰,送药及伞,明日行。7

   崇伊与翁家后辈曾翰、斌孙等,也往来甚殷。庞家的中坚人物,是官至刑部尚书庞钟璐及其二子庞鸿文、庞鸿书。此一门三父子,皆中进士、成翰林,亦属门第昌隆。杨、庞两家且世为姻亲:崇伊之母,即庞钟璐胞妹;杨崇伊三弟同颖,又娶庞钟璐之女。庞鸿文、庞鸿书与杨崇伊既是姑表兄弟,庞鸿书又与杨崇伊为同年进士,关系格外亲昵。值得一提的,还有杨崇伊的妻兄、刑部郎中曾之撰。之撰洒脱不羁,负有文名,曾与王懿荣、张謇、文廷式并称“四大公车”,其子即《孽海花》的作者曾朴。

   除同乡外,杨崇伊也高度重视同年关系,与李慈铭尤称莫逆。李慈铭(1830—1894),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文名早著,但科场蹭蹬,直至光绪六年始中进士,此后官不过御史。李虽仕途失意,但才名藉甚,“一时翰苑诸公皆仰之如泰山北斗”。8杨、李二人结识于光绪四年,后同中进士,来往更加频繁。光绪九年(1883)正月十二日,“以国恤不贺年,执友密亲间一过从而已”,李犹于当日晤杨。9光绪十三年冬,杨崇伊在家设宴,邀同好为李氏贺寿,也令李感动不已。“夜诣莘伯家,以今夕莘伯偕子培、桂卿、芾卿为余作生日也。……烛粲灯妍,陈设华整,肴馔皆出内治,精夺五鲭,点心两食盘,香美尤剧。叨此非分,深惭过情。”10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杨、李二人既相交多年,彼此的行事作风、政治取向必有若干相契合处。时人评价李:“矜尚名节,意所不可,辄面折人过。议论臧否,不轻假借苟同,虽忤枢辅不之顾。以是人多媢之。”11这与《重修常昭合志》对杨的评价相近:“慷慨有大志,性直,每喜斥人过,人亦以此衔之。”12此外,李对慈禧太后一向推崇备至,曾赞其“忧勤图志,百倍女中尧舜”。13这也很可能影响到杨日后在“帝后党争”中的立场。又,李思想保守,“对来自西方的学术文化与科学技术整体上持盲目排斥的态度”。14杨亦自述“不识时务,尚能自知”。15

   杨崇伊与同年进士沈曾植、黄绍箕、盛昱、何乃莹、王颂蔚、朱福诜、徐琪、王咏霓、徐宝谦、王兰、郭赓平、徐宝谦等,不时诗酒唱和;与同为进士的袁昶、王彦威、沈曾桐、缪荃孙、吴讲、徐定超、鲍临、濮子潼、杨晨、吴品珩、冯煦、朱怀新、吴庆坻、陆廷黻、陈彝等人,也有所往来。尤令时人津津乐道的是,杨崇伊和沈曾植、盛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且杨、沈为同年进士,杨、盛为同年举人。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3月19日),李慈铭特邀袁昶、曾之撰、黄绍箕等人,为杨、沈、盛三人庆生。袁昶有诗记其盛:“座客各肃然,呼僮斥寒具。就中同甲生,古心鞭呴呴。”16尽管如此,杨与沈、盛二人始终谈不上深交,在甲午战后更是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就师门、同年和同乡关系而论,杨崇伊早年无疑与清流渊源匪浅。同光以来,在幼帝继位、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督抚坐大的特殊政治格局下,慈禧太后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放任清流议政的风气风靡一时。其中骨干多出身翰詹台谏。起初奉李鸿藻为宗师的张佩纶、张之洞等人风头强劲,后因卷入中法战争,遭受重挫。继而翁同龢一派势力渐长,亲信之人包括文廷式、张謇、汪鸣銮等。光绪十五年(1889),杨崇伊应御史大考,并获记名,表明其也有意借御史一职出人头地。而这曾获得翁同龢的大力提携。“今日阅御史卷甫退,同邑杨振甫第三,庞劬庵第四,俞佑澜第十七,望必记名。”17

   杨崇伊一面与清流人物来往频繁,另一面热衷于延续与李鸿章等淮系权贵的通家之好。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为崇伊曾祖杨景仁的门生。光绪初,杨氏家族刊行杨景仁的《筹济编》,李鸿章曾出面作序。后李鸿章胞兄瀚章之女,嫁给崇伊四弟同复,使两家关系更进一层。光绪十四年(1888),李瀚章与徐郙结儿女亲家,特请杨崇伊、曾纪泽做媒。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光绪十八年(1892),崇伊之子杨圻(原名朝庆,号云史)娶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的长女李国香为妻。杨圻幼而颖悟,有才子之称。李鸿章对这桩婚事十分满意,曾特意叮嘱崇伊为杨圻延师教授:

   月前孙女归宁,文郎偕至,正值天时晴淑,阖宅欢欣。……文郎留住旬余,朝夕相见,质性聪敏,气度详和,绰有家风,洵称令器。询其志学所向,尤为远到之资。……专课之师断不可少。虽有过人资性,若无指授,终虑作辍不常。此正一日千里之时,如此美材,真宜宝惜也。18

   崇伊另有二女,长女此前已嫁给淮系要员胡燏棻之子希林,次女后许配李鸿章嫡孙、李经述之子国杰。较之同乡、同年关系,这种官场上下联为亲家的婚姻关系,为杨崇伊缔造了更为稳固的政治基础。

   生于江南世家,身负翰林清望,并得到帝师翁同龢的卵翼,文坛名宿李慈铭的推彀,以及联姻权臣李鸿章家族,这使得早年在政坛默默无闻的杨崇伊,实则拥有许多他人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源,对于朝局的了解也比一般官绅准确透彻。尽管如此,杨崇伊的仕途发展不但落后于同科的沈曾植,更不及后起的文廷式,这使其内心深有不甘。而他之所以频频奔走权门,广为交游,正是为了寻觅在政坛发迹的机会。当然,对于翁同龢和李鸿章政见相左,杨也是心知肚明,故“与合肥书,痛诋常熟,而于常熟处又短合肥”19,自己则夹处其间,左右逢源。至于李慈铭,虽与李鸿章分属不同阵营,但“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20其间是否也有杨斡旋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二、

   入台两劾:政治面目初显露

   甲午战争以来,在日本的军事打击和国内主战派的围攻下,李鸿章及其淮系失势。同时翁同龢一派坐大,上结光绪帝,下联维新士绅,一面对李鸿章、孙毓汶等政敌穷追猛打,一面鼓动战后改革,并在事实上获得相当成功。不过随着对外局势有所缓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也很快发起反击。初任御史的杨崇伊,审时度势,出于政见的不同和政治投机、报复私怨的目的,不惜背弃师门,充当李鸿章和后党的政治打手,成为影响战后朝局走向的人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杨崇伊丁父忧服满,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嗣掌广西道监察御史,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他在御史任上为期4年。这4年不仅是他政治上最活跃的4年,也是对国家大局影响最直接的4年。御史隶属都察院,负责监督各级行政,纠弹百官,官衔虽不过从五品,却拥有“风闻言事”的单独上奏权。这为杨崇伊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合法的通道。

杨崇伊就任后选择的第一个靶子是强学会。先是因甲午战后拒和运动的浪潮,以广东进士康有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军机章京陈炽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官绅,逐渐聚到一起。他们一面上奏上书,敦促朝廷实行改革;一面发起京师强学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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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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