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李鸿章六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1 次 更新时间:2018-04-14 02: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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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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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汉奸问题

   2、挺经疑云

   3、圣贤与豪杰

   4、李鸿章之过

   5、东方俾斯麦

   6、裱糊匠的衣钵

  

   1、汉奸问题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是一副无情对,上下联内容全不相干。上联所云杨三,本名杨明玉(一作鸣玉),兄弟辈中排行第三,故称杨三。他唱昆曲,演丑角,一般称昆丑,因其出身苏州昆班,亦称苏丑。同治、光绪年间的戏剧界,有“同光十三绝”之说,其中仅两个丑角,一是京丑刘赶三(刘保山),二即苏丑杨三。“杨三已死无苏丑”,意思是,杨三代表了苏丑表演的巅峰或绝唱,只怕后无来者。下联所云李二,即李鸿章,兄弟六人,排行第二,故称李二。他不仅被骂作汉奸,还被斥为“清末第一汉奸”,甚至与古今中外的卖国贼并肩而立。杨三与李二对照,关乎一段史事,正须一一道来。

   刘体仁《异辞录》云:

   平壤之败,诏夺文忠(李鸿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李瀚章)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

   伶人赶三,指刘赶三。文中交代,那天上演的剧目叫《丑表功》,这是京剧而非昆剧,所以演丑角的应是刘赶三而非杨三。与此相应,张伯驹有一首赞刘赶三的诗:“骂世敢嘲李合肥,方巾难演是耶非。赶三一死无苏丑,唯有春山唱打围。”诗后还有一段注释:“清末前,戏班皆昆乱兼演,老辈无不能昆者。苏昆以丑角特见优,故乱弹班亦极重苏丑。庚子前以刘赶三最有名,刘一日演戏嘲及李鸿章,有‘拔去三眼花翎’一语,而受责罚。甲午后,李一力主和,士大夫轻之。赶三病卒,有人为联嘲李云:‘赶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传之。”张伯驹似乎把苏丑和京丑搞混了,而且,“赶三”对“李二”,显然不如“杨三”工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刘赶三死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一,换成公历,应是8月1日;李鸿章因平壤之败,遭翁同龢参劾,光绪皇帝下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则在9月17日。这两个数据一列,可知问题出在哪里,李鸿章受处分之时,刘赶三已经过世了,因此绝无可能“骂世敢嘲李合肥”。

   刘赶三的事,与杨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一段文字:

   有个叫杨赶三的戏子,演剧《丑表功》时,在台上说:“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刚好台下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等人在看戏,勃然大怒,冲上去把杨赶三揪下台,送到官府里,打了一顿板子。不久,杨赶三惊吓过度而死。坊间流传一副对子:“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叶曙明《李鸿章大传:大清裱糊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177页)

   这更好笑了。叶曙明这么优秀的学者,竟把杨三与刘赶三混为一谈,取前者指姓,后者指名,合二为一,而且将伶人之死,诿罪于李经楚,这般生拉硬扯,则在论证“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联的来历。但是,假如这副对联并无什么来历呢,按我的判断,这乃是闲人的手笔,“杨三已死”与“李二先生”原本八竿子打不着,只是为了嘲讽李二,随手引出杨三而已。那么我们何必为李二杨三生造一段故事?

   最好的处置办法,则是让杨三的归杨三,李二的归李二。这里不妨抛开杨三的演技,单说李二的汉奸问题。李鸿章背负汉奸之名,罪证大体有四,一是兴办洋务,二是外战主和,三是割地赔款,四是收受贿赂。第四点特指1896年《中俄密约》谈判期间,俄国人为了促成签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一说“50万卢布和25万卢布的贵重礼品”)一事。不过此案疑云密布,一来只有俄国人的孤证,二来与李鸿章谈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其回忆录中一面坦言向李鸿章行贿,一面坚称“李鸿章当时在彼得堡没有得到任何贿赂”。对此,我们不妨追随陈旭麓、袁伟时、马忠文等历史学者的推论,暂且存疑。

   第一点则可多说两句。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曾致信友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这不仅呈现了他对洋务运动的态度,还呈现了洋务运动的处境之艰。晚清时期,国门固然大开,国人却大多排外。在一些极端者——如义和团——眼里,不止办洋务的人,只要一个人与洋字沾边,譬如使节、翻译、留学生等,都是汉奸,用义和团的话讲,叫二毛子、三毛子(洋人叫大毛子)。哪怕圣贤如曾国藩,都不能免于骂名,遑论他的同乡、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不仅被骂作汉奸,被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还与李鸿章一样,被编入对联以羞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更可怕的是,他死后依然不得安宁,1900年,义和团啸聚华北之际,刑部侍郎左绍佐趁势上疏,要求清算两大汉奸:“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此时距离郭嵩焘谢世已经十年。当然现在来看,彼时的汉奸,实则为开眼看世界的先知,这不是罪名,而是荣耀。

   至于第二、三点,不妨合在一起说。无可否认,不论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还是中日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李鸿章都是主和派,且为领袖。对此,我们何不追问一声:主和一定就是卖国吗,主和派一定就是汉奸吗?以前说过,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百年以来,几乎所有中外战争,都徘徊于“战难,和亦不易”(胡兰成语)的困局之中。战难,由于国力、军力俱不如人,譬如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李鸿章判定“南北洋水师尚未练成,不能与法国角逐”,1890年代的中日战争,李鸿章的女婿兼幕僚张佩纶认为“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淮军名将刘秉璋之子刘声木直言道:“当时我国陆军万不能敌日本陆军,海军万不能敌日本海军,稍有知识者无不知之,不待智者也。德宗景皇帝(光绪)昧于外情,轻于尝试。文忠(李鸿章)久知淮军暮气甚深,海军又属新练,厌战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必须承认,对于这一破落局面,李鸿章本人则需承担一定责任)和亦不易,除了要满足列强的贪婪胃口,还得化解朝野主战派制造的舆论压力,后者往往更艰难,所以说,时人认为甲午战争系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还是低估了他,实质则是“以一人敌两国”:日本和中国。

   既然战和两难,作为国家重臣、北洋领袖,李鸿章所需考虑的问题,则在使中国的损失或牺牲最小化,如开战败北而赔款,与主和而直接赔款,哪个数目更小。以此来看甲午战争,可知其关节点,不在中国为什么战败,而是该不该开战。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对李鸿章的痛切批评:“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就此说来,主和不是罪名,不敢坚决主和才是天大罪过。把主和与汉奸挂钩,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战败之后,自然要签约,丧权辱国,在所难免。任谁去谈判、签字,都将是替罪羊,千夫所指,人皆欲杀。如果说签署《马关条约》,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兵败的责任人之一,不得不出来顶缸,以致“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那么签署《辛丑条约》,清朝的失败,几乎与他全无关系,八十老翁,扶病北上,则纯出于责任,这非但不是卖国,反而一派爱国的热忱。再如,与日本谈判,割地赔款,乃是朝廷的统一决策,李鸿章原本主张可赔款不可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到头来,他却成为最大的卖国贼,替整个朝廷买单。这已经不是奸臣为皇帝顶罪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更深的政治悲剧。

   李鸿章晚年曾以裱糊匠自嘲:大清王朝如一间破屋,其一生功业,办厂、练兵等,则似裱糊匠东补西贴,勉强涂饰,将之敷衍为净室,待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番话无奈而沉痛。庚子年北上之前,裴景福问他怎么收拾残局,他答以三点: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第三则是赔款,“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李岳瑞《悔逸斋笔乘》)这番话同样无奈而沉痛。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豪杰,一生被守旧派骂作汉奸,被清流党骂作汉奸,被义和团骂作汉奸,至死都不能摆脱汉奸的骂名。即便如此,其绝笔诗依旧忧国忧民,读之令人无语凝噎: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补记:有人把李鸿章的绝笔诗判为伪作,我则倾向于断定其真。李氏之诗,拙于辞藻,胜在气魄。然而他人代笔,辞藻可学,气魄不可学。Y老师教高中语文,谈到李后主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盛赞其帝王气概,非凡俗可比。此理亦适用李鸿章诗。后人多喜此诗颈联,我却更爱颔联。三百年、八千里云云,令人想起李氏少时诗作“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只是少年壮志凌云,到头来,却随沉沦的国运,化作死不瞑目的一声叹息。

  

   2、挺经疑云

   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曾国藩的孙女婿。作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李鸿章对曾家子弟,一向厚待。若非沾老婆的光,仅具中人之才的吴永只怕难进李鸿章幕府,遑论“以通家子弟相待”——所谓通家,即两家交好,如同一家——“督励而训诲之者,无所不至”。吴永追随李鸿章,始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过后,“晨夕左右,几逾一载”,那是李鸿章一生最失意、潦倒的一段岁月,如其自述:“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闲居于北京贤良寺中,门前冷落车马稀,年过七十的李鸿章终于有了些老人的气态,常与吴永抚今追昔,最感念的故人,便是他口中的“我老师”、吴永的“太丈人”曾国藩。

李鸿章告诉吴永,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他讲了一条。有一老翁请贵客午餐,早间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近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儿子肩挑菜担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于水塍之上,彼此各不肯让。老翁上前劝解道:“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那人道:“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道:“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那人道:“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通,挺身就近道:“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那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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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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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羽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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