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阳:盛宣怀与他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1 次 更新时间:2022-04-26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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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阳  

一八七0年夏,在李鸿章幕僚杨宗濂的推荐下,盛宣怀进入李鸿章幕府。以往人们多认为,盛宣怀自进入李鸿章幕府,便深得李鸿章信任,“可以说是李鸿章的经济事业的代理人”。事实上,盛宣怀进入李鸿章幕府后,长期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其洋务活动也屡遭挫折。更重要的是,盛宣怀不过是“一个出身于普通士绅的平凡人物”,就人脉关系而言,虽然他的父亲盛康是李鸿章的同年旧交,但李鸿章幕府中与李鸿章关系更为亲密者大有人在;“就思想认识水平而言,他肯定无法与郑观应相提并论;在企业经营能力方面,他也很难达到唐廷枢的高度”,然而,他居然能够成为一度掌控国家新经济命脉的角色。朱浒的新书《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从“赈务”切入盛宣怀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打通了“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之间的隔膜,按照时间序列,将盛宣怀生平的各种确凿史实,“连接为关于盛宣怀的某种基本信息数据库”,考察不同史实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从而更为全面地呈现了盛宣怀的生活世界,透视出盛宣怀及其时代之间的耦合性。


以往的盛宣怀研究,多关注其“以洋务建设为龙头的近代实业活动”,因为那是“盛宣怀生平事业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在历史舞台上能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保障”。这一点在盛宣怀刚刚去世时,即被陈三立明确指出。陈三立在给盛宣怀的墓志铭中写道:“公以诸生起监司,最受知李文忠公。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于是,朝廷用文忠言,次第任公四者,公亦终其身以四者自效。”(《愚斋存稿》“卷首”)盛宣怀生前对此亦有认知,一八八五年他上禀李鸿章表示:“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下,这一点被进一步放大。无论是有关盛宣怀的整体研究,如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夏东元的《盛宣怀传》等专著,还是有关盛宣怀的专题论文,乃至有关盛宣怀档案资料的整理,以洋务为中心的实业活动都占据了绝大比重。


重视盛宣怀的实业活动当然没有错,这既符合盛宣怀的自我期许,也吻合时人对于盛宣怀的观感。然而,盛宣怀的人生中并非只有“洋务”活动,还有“政务”“赈务”等相当重要的活动。在朱浒看来,“政务”是盛宣怀“一生命脉所系”,而“洋务”与“赈务”则是盛宣怀“生平中的两大事功”。在现代化叙事的笼罩下,盛宣怀的生平史事,一方面被分割为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不同门类,另一方面又依据其与现代化关系的亲疏,被给予“或详或略乃至完全忽视的不同待遇”,“赈务”就这样成为盛宣怀研究中极其微弱的存在。人的生活世界是天然混为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具体到某个史实,往往牵汇万端,如表面上只是涉及社会救济层面的“赈务”事件,实际上却与“政务”上的晋升之路息息相关,同时还与“洋务”人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盛宣怀的“政务”“洋务”和“赈务”活动往往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应该将这些活动综合起来,作为互相理解的“重要线索”。


在朱浒笔下,盛宣怀的洋务之路,“绝非通常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盛宣怀最初投入李鸿章幕府,走的是“从军之路”。不料李鸿章突然从陕西“剿回”前线调任直隶总督,于是将盛宣怀转至刘铭传军营,盛宣怀是否能够继续追随李鸿章已成问题。一八七一年,永定河发生严重决口,造成直隶地区的大规模水灾,这是李鸿章就任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独立面对严重灾荒的考验”。赈灾对于封疆大吏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重要性不亚于其他事务。在中国历史上,“救荒自先秦开始就是中国政治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特殊的领域”,直接关系到政权合法性的获取和维持。面对这次严重的直隶水灾,在官赈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好把目光转向民间,而直隶境内“商富无多,集资有限”,又只好把劝捐对象放到江南地区。


这次劝捐活动,没有让李鸿章失望,而盛宣怀也在这次捐赈活动中赢得了李鸿章的青睐。盛宣怀积极参与李鸿章发起的“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活动,共募集到二十八万余件棉衣。盛宣怀还积极参与购办赈米的任务,与人“分投认赡三万石”之多。李鸿章为此专门致信盛宣怀,称其“勇于为善,志在救民,可敬可感”。直隶赈务让盛宣怀可以继续追随李鸿章,同时也成为其进身之阶,得以“赏加二品顶戴”。


更重要的是,盛宣怀通过这次“赈务”活动,获得了开启“洋务”之路的机缘。从江南地区获得大批赈灾物资后,“运力不足”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据《李鸿章全集》,最先向李鸿章指出这一情况的人,正是盛宣怀。运力不足是由于“节近封河,商货必须赶运,洋行多不肯装载”。商轮运输陷入困境后,盛宣怀率先建议借用兵轮运输,李鸿章多方咨询,了解到兵轮“装载无多,英煤需费甚巨,诚不合算”。在朱浒看来,正是这次直隶赈务中的经历,使得“一度对轮运业发展持消极态度”的李鸿章开始积极地支持发展轮船招商事宜。盛宣怀与李鸿章有着共同的经历,因此被李鸿章拉入招商局的筹办事宜中,就此走上了洋务之路。


李鸿章虽然拉盛宣怀入局,但重用的是沙船业出身的朱其昂。由于朱其昂招商成效不大,李鴻章对招商局进行改组,盛宣怀成为会办,“首次在局中有了一个正式名分”。但改组后的招商局掌控在唐廷枢、徐润等粤籍买办商人手中,盛宣怀不过是“挂名”会办。一八七五年,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结果以失败告终。李鸿章严厉批评盛宣怀办矿数年,“既无丝毫成效,反多亏累官帑”,“实属办理荒谬”。与此同时,盛宣怀因王先谦挑起的招商局弹劾案,被逐出局,其洋务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对此,朱浒指出盛宣怀的出身背景“是非常孱弱的”。朱其昂出身于沙船业,背后是沙船帮商人群体,唐廷枢、徐润出身于粤籍买办,背后是粤东帮商人群体,而盛宣怀步入洋务事业之前,只有幕僚经历。李鸿章开创洋务事业之初,除了任用唐廷枢、徐润等具有一定社会资源的商人外,大多数任用的还是官员出身的幕僚,但“最早一批以官僚背景主持或参与洋务企业建设的人员,几乎没有人取得像样的业绩”。


盛宣怀洋务事业的转机,也与赈务密切相关。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直隶是重灾区,李鸿章把盛宣怀从湖北调往直隶,参与主持河间赈务。盛宣怀在河间赈务中“表现得十分出色”,李鸿章对此“十分满意”,“顺带着也宽宥了盛宣怀此前并不顺利的湖北办矿活动”。李鸿章还向朝廷保奖盛宣怀,为其争取到了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之职,这是盛宣怀“生平第一次出任实官”。更重要的是,河间赈务给盛宣怀提供了建立自己洋务班底的机缘。参与主持河间赈务的李金镛,是江南义赈兴起的关键人物。借助河间赈务,盛宣怀与李金镛结交,并通过李金镛,开始与江南的义赈群体有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当时江南地区的义赈领袖包括谢家福、经元善、严作霖、郑观应等人。一八七九年,盛宣怀逗留上海期间,恰逢经元善、郑观应等上海义赈领袖集议赈务,盛宣怀特地前往参加会议,并被推举为上海协赈公所的董事之一。


不久,郑观应、经元善等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八八0年,经元善以“化筹赈为招商”的办法主持了织布局的招股活动,“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织布局官方代表非常不满,认为“此系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但织布局招商章程发布后仅一个月,认购股金即达三十万两,不久又增至五十万两,大大超过了原定四十万两的计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0年,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荆门矿务总局三家企业招股总数为四十五万余两。筹赈与招商,都是面向社会公众筹款,成败的关键在于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经元善所谓“化筹赈为招商”的办法,无非是“收款即登报”。此前,洋务企业招股限于“商帮亲友”的范围,“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始”。织布局招商的空前成功,极大地触动了盛宣怀。一八八0年,盛宣怀获得了第三次“在洋务道路上证明自己的机会”,即筹办电报局。他当即邀请郑观应、谢家福和经元善等义赈领袖加入,很快就取得了非凡业绩。盛宣怀的洋务事业彻底站稳了脚跟,并拥有了继续扩张的资本。一八八五年,盛宣怀出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一职,由于其长期在北方任职,先后通过谢家福、郑观应“遥制招商局事务”。


盛宣怀通过义赈同人牢牢地掌控了一批洋务企业,尤其是“经营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轮船招商局,以及经营业绩最好的中国电报局”。在朱浒看来,“正是以长期掌控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为基础,盛宣怀后来才得以应对许多危难局面”,“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并未受到李鸿章失势的太大影响,反而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己实业活动的全新布局,有效扩大了其经济势力”。可以说,自盛宣怀与义赈群体建立了深度关联后,盛宣怀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些义赈同人拓展自己的洋务事业,另一方面则可以影响乃至左右义赈同人的赈济活动,以为己用。


一八八六年,盛宣怀出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在任期间,盛宣怀与义赈同人合作实施了“晚清水利工程中少有的成功之作”—小清河水利工程。义赈本来是在灾害发生后进行赈济,而整治小清河则是防患于未然。尽管如此,工程还是上马了,经费由义赈同人筹集。盛宣怀为了从义赈资源中“分一大杯羹”,竟提出义赈款项“平时以三分之二助青州工赈,以三分之一助他省偏灾”。不仅筹款,整个工程的经费管理也由义赈领袖严作霖负责,负责施工的绅董绝大部分都有义赈背景。可以说,小清河水利工程是靠义赈力量才得以成就的,但在朝廷眼中,这不过是盛宣怀的个人功劳。一八九五年,湖南发生旱灾,盛宣怀迅速筹款十二万,请严作霖带队前往湖南救灾。与此同时,湖北发生水灾,盛宣怀担心其从义赈资源中分羹,竟嘱咐严作霖路过湖北时“不见鄂官”。盛宣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请其援手湖南的乃时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在盛宣怀面临甲午战败后的参案时,正是王文韶的“力保”,才使其继续掌控招商局、电报局等。王文韶对盛宣怀的表现非常满意,在日记中表示“杏荪电来,代筹湘赈不遗余力”。义赈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盛宣怀争取个人政绩和结交督抚权贵的工具。


盛宣怀崛起于晚清多事之秋,海疆危机日甚一日,西北多年战事不断,同时伴有“丁戊奇荒”这样的特大旱灾,晚清的国家财政常常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朱浒通过对“丁戊奇荒”时期国家财政格局的考察,发现即便是遭受灾荒打击最严重的两个省份—山西省和河南省在供应西征军饷问题上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清廷关于军国大事轻重缓急的衡量中,“赈务”明显低于西征“军务”。但在面对“洋务”时,“赈务”则具有了优势地位。在“丁戊奇荒”中,洋务经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被用来剜肉补疮”,损失“达七十多万两”。李鸿章主持的洋务事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陷入整体低迷。


李鸿章在海防、洋务上的经费压力本已巨大,在赈务上能省一分便是一分,他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充分利用义赈资源。朱浒曾表示,李鸿章是“与义赈联系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晚清重臣之一”。一八八0年,严作霖因江苏省内发生灾荒,准备将直赈结存的义赈款项五万余两带回江南助赈,李鸿章竟命其将此款“仍作直隶赈济要需,无须汇回南省”。于此可见李鸿章对于资金问题的高度敏感。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对于能够不断地通过义赈领袖来汲取江南社会资源用于义赈和洋务事业的盛宣怀越来越信任,最终使其成为自己“经济事业的代理人”。


甲午战败后,盛宣怀能够在李鸿章垮台的情况下,继续扩充自己的事业范围,一方面出于继任直督王文韶的“力保”,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资金压力。“湖北铁政局自开办以来,历年亏耗,势不支”,盛宣怀看出张之洞的窘迫,从而提出以承办卢汉铁路作为接办汉阳铁厂的条件,张之洞不得不全盘接受,盛宣怀的洋务事业得以大大扩张。张之洞的幕僚姚锡光称盛宣怀“以铁路要制府”,没想到张之洞“甘受挟制”,“亦一奇也”。盛宣怀凭借手中的各项官商资源,得以兼顾北洋系和南洋系的诸多事业,又以“中国”名义开办了鐵路公司和通商银行,“意味着他业已成为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人物”。


中国的工业化时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正式开启,大工业一般需要大资本的投入,相对于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较为成熟的金融融资体系,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显然还没有类似的渠道。在金融配套体系无法提供支持的情况下,国家投资便成为追赶型工业化国家的唯一选择,然而如前所述当时的晚清政府根本无力提供相应支持,最终还是要依靠集聚社会资源来获得资本。众多“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虽然多由官府提供一笔启动资金,但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和壮大,主要还是看招纳商股的活动是否持续有效。就此而言,如何把社会资源转化为投资洋务企业的近代资本就成为一个关键。与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假设完全不同,近代中国这种转化机制根植于江南慈善传统。公共慈善事业为了筹集资金,发展出了一套在“陌生人社会”获得信用和维持信用的“征信”机制。这种“征信”机制,随着西方公共媒体技术的传入,获得了更大的活动舞台,即义赈。


朱浒曾言,有关义赈的最大宗史料是《申报》,正是由于“《申报》从义赈出现的初期就对之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一直不辍”,使得《申报》对于义赈的记载“既详尽又极富连贯性”,为考察义赈活动提供了“最为明白直接的线索”,从而为其义赈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坚实的基础”。与《申报》等公共媒体技术的传入一样,轮船、电报、铁路等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集中传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面貌,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利益格局。这些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对于传统交通和通讯方式而言,天生便具有“垄断”意味,更何况一八九五年前包括织布局在内的洋务企业,都享有官府明文规定的垄断地位。尤其是电报,垄断性质最为明显,这大概是电报局之所以是经营状况最好的洋务企业的关键所在。电报局为盛宣怀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扩张资本,它与轮船招商局一起成为张之洞属意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的关键所在。


不过,盛宣怀“掌控国家新经济命脉”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盛宣怀的权力来源于朝廷的任命,而朝廷的任命来源于督抚等权势人物的保举,这是盛宣怀想方设法“讨好”李鸿章和王文韶的原因所在。如果失去权势人物的支持,盛宣怀对“国家新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轻易就会丧失。清末新政时期,盛宣怀手中的轮船、电报和铁路事权相继被袁世凯夺走,盛宣怀全无招架之力。一九0六年,清廷启动官制改革,袁世凯从盛宣怀手里抢到的电政、铁路等事权,又被朝廷收归了新设的邮传部。盛宣怀安插在京城的耳目告知,京城舆论“均以为轮、电、铁路系宪台创建,理应起用,方昭公允”,但需有人提议。这个人,盛宣怀先是寄希望于庚子年间有救驾之功,“为慈禧所信任”的岑春煊,结果岑春煊在“丁未政潮”中失势,盛宣怀未见其利,反受牵连。后来,盛宣怀通过攀附满洲亲贵载泽,得以进入清廷权力中枢,成为首届责任内阁的邮传大臣,在仕途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而引爆武昌起义的恰是盛宣怀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在一片“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呼声中,清廷很快将其“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的政治生命至此完结,而清政府不久亦在辛亥革命中寿终正寝。


某种程度而言,盛宣懷相当于官商之间的中介,同时拥有官员和商人身份的盛宣怀在国家财政举步维艰的晚清时期,通过引入江南社会资源,一手打造了国家的“新经济命脉”。在这个过程中,官商之间的权利界限一直相当模糊,各种“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多是招纳商股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但企业的控制权一直牢牢地掌控在官员手中。例如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的发展壮大集结了诸多近代绅商的财力和心力,但其控制权不过是朝廷一纸谕令即能决定的。正是凭借这种体制,盛宣怀从“一个出身于普通士绅的平凡人物”,逐渐成长为“掌控国家新经济命脉”的关键角色。盛宣怀长期浸染于这种体制,也深深得益于这种体制,因而对于官商之间的权利界限相当漠视。虽然盛宣怀也有商人身份的一面,在诸多官督商办企业中占有大量股份,但长期实践的经验告诉他,政治权力才是决定这些企业掌控权的来源。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长期经历而来的信念,盛宣怀才会悍然推出“铁路国有”政策,从而终结了自己的一生事业,也终结了孕育自己的一个时代。


(《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朱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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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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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2年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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