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宁:甲午战败的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2 次 更新时间:2014-08-13 20: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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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申宁 (进入专栏)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场战争,从本质上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就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之上。

   这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东亚局势的战争,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对于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中国,历史的深刻性在于:战争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仍在继续的追问之中,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解读在百年之后才刚刚开始。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在相同历史条件下截然不同的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伊藤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在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大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120年后的人们应如何解读这场战争的失败呢?或许站的远一些,看的更清楚。

  

   思想

   国民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而国民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成熟度。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制造枪炮,而在于造就国民的坚定信念。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的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国家是伟大的,而不是仅仅靠少数人的宣传灌输和舆论管制。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看有没有权利;二看有没有财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国家把人民当国民,人民才会对国家效忠尽力。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调动和激发国民创造力的时候,清政府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也不是军人的事。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的区别。政府愚昧国民的同时,也在愚弄着自己。当年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去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说这两艘舰只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并非参战,理应归还。成为举世笑柄。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近世以来,国民教育带来思想革命,作为纪律严谨的军队,其实更需要思想。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可以从小到大。对于军队而言,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杀手锏。中国走了几千年的愚昧国民之路,甲午战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人们:对国民思想的钳制是一个政权彻底没落的重要标志。

   思想的钳制造成了国民精神的萎靡。甲午战时两国百姓精神状态对比十分强烈。中国百姓送子上前线,多哭哭啼啼,难舍难分。日本人送子弟入伍则以“祈战死”、“毋生还”为祝。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回顾近代以来,在中国共发生过二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是尹奉吉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但二位义士都是朝鲜人。是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书生每思至此,尝掩卷长叹,这要是中国人该有多好!一条鱼病了,可以说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了。历史上中国不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但自秦大一统之后,专制皇权对国民意识的奴化,改变了国人性格中的阳刚勇武、思想灿烂、极富进取心的创造力。这种专制造成的国家元气的消亡,远比任何政策的失误更可怕。在当时的战场上,清军的临阵溃逃比比皆是,其更深层的原因当出自此。

   其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并且一代代发扬光大。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的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帝国的那类景象。

   甲午战前,日本已经有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福泽渝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过去我们一直把这解读为日本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其实不单纯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今天看来,日本已经实现了福泽渝吉早年的的愿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中国虽然出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李鸿章是个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梁启超认为,伊藤博文才是造时势的英雄,而这样的人在日本层出不穷。然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甲午战争以李鸿章一人之力,抵倭人举国之兵,焉能不败!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也需要思想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述蒸气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多年前的科普文章,其言:旋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錧于气炉,中盛水而下积炭,水沸汽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錧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已经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着实令人惊叹!然据此见识者,在当时中国又何其少也!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美国记者问:你赞成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吗?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即便时至今日,对照李鸿章的认识,我们敢说已经超越了古人吗?

   在过去,愚民政策可以保障社稷的安稳,到了近代,这种做法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历史不会倒退。

  

   制度

   中国的甲午之败是制度的失败。福泽渝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必须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泽渝吉的顺序走的,而中国则是走反了。

   甲午战争中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国家的对决,其实胜负早已明确。

   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有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这样认为。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就在思考中国战败的深层次原因。连被指为卖国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这时的国人已经认识到此前的改革可能有问题。

   清政府经过30年的改革,建立了一支新式的海陆军,但其军事观念仍然落后。胜利的军队是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是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的,国人创造了灿烂的宫廷内斗,却看不到整个世界。清朝的新军原本是在湘淮军的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新近的铁甲舰,但执行的却是落后的防御战略,这是一支仅能守土的农民海军,绝不是经略大洋的近代海军。

   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军官兵尽力了,但并未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这是一场历史上中外军队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然而中国军队却败得最惨。北洋水师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军人的英勇牺牲衬托出的只能是政府的昏聩无能。《清日战争》一书的作者宗泽亚认为: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重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始自抗美援朝。在此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言辞中包含蔑视的意思。韩战之后,日本悄悄地更改了称呼,始称中国。这一切都源自半个世纪前朝鲜的那场战争,因为那是和美国人的较量。

   日本的改革是学西方,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只有20多年的时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有6000家规范的现代企业。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时,我们的资本还都是官办企业。例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等,皆是国企。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即红顶商人。我们有资本,没有资本主义。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钳制。但是,清廷并没有明确感受到这一点。1898年春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说道:“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甲午战后,慈禧和光绪也有深刻的反省,认为之前的改革做得不够彻底,应该进一步对社会释放权力。在1895年之后,清廷放开言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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