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申宁:士大夫阶层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3 次 更新时间:2009-05-07 11: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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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申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由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转变,初看上去是迫于汹汹东来的西潮,以救亡图存为号召,士人相率而起,或以中学抵御西学,或弃旧学奔向新学,路途虽异,但皆为不断迭起的高潮所裹挟;但从另一方面看则不同。士大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为学。晚清世风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士大夫阶层学风的转变。有清一代,有因诋宋而张的汉学,又有诋汉而起的理学,加之经今古文学派的交互激荡,中国文化二千年的为学之道皆在这短短的不足百年之中彩排,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伟剧。高潮过后便是急剧的转折,当朴纳的农民尚以血肉之驱捍卫传统之时,士人中反传统的思想理路已开始蔓延。由洋务而改革,又由改革而革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日益激进的步伐终于走上了否定自己和传统文化的道路。否定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巨大的历史变化,带来的是20世纪中国农民运动的凸显,以及由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

  

  在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对知识分子的习惯称呼是“士大夫”。长期以来,这个阶层是维护中国传统统治于不坠的坚定支柱。当被国人称为“蛮夷”的西方列强汹汹东来之时,其“坚船利炮”打碎的不仅仅是天朝的壁垒,还有士大夫阶层心底深处赖以维系的理念。由此,转变观念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遂成为士大夫阶层不能不直面的重要课题。随着晚清世风、士风的衍变,理学和今文经学的崛起,士大夫阶层担当国运,挽衰世颓波于一振,由洋务、维新走向革命,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士大夫阶层所奋斗和追求的理想,在今天被简单地概括成了“近代化运动”。当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重新审视中国几代学人所走过的问学路程,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一、世风与学风

  

  世风与学风本是两不相干,缘世人与士大夫并非同道。但世风影响学风和学风扭转世风在历史上却又时常有之。

  当明代的宗庙社稷在天下板荡中分崩离析之后,从白山黑水之间走出来的少数人统驭了整个中华。严满汉之分,箝士人之口,是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的二大家训。自顺治时起,便有文字之狱罩于士人头上,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经康、雍、乾三朝的严厉镇压之后,世人已少有不俯首贴耳者。世风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学风的转变。

  儒学以修己治人为宗旨,修己,则不能不正己之心;治人,则不能不正人之心。因此,人心始终是儒学关怀的大题目。从“天理”到“良知”,曾为儒学提供了能够延续气脉的东西。顾炎武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缺矣。”(1)他拳拳关注的人心与世风, 也正是王阳明一生倾心竭力所不能去怀的东西。在明清社稷替换之时,学风的嬗递仍保留了读书人与斯世斯民之间的一脉相通。但随清代世风的转变,学风也因之大变。到乾隆时,读书人已开始批判明人的空泛和迂谈。钱大昕为《廿二史札记》作序时说:“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非正也。”(2)可见, 明清之际的大儒曾经倾注以心血的命题,到这个时候已变得没有吸引力了。在澎湃一时的思想消歇之后,剩下的便是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

  如果说,明人关注的是心性和理念,那么清人所作的则是实证和考据。在实证中求是非,是一种以光阴研磨心血的学问。这种学问所换取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由实实在在的功夫凝聚起来的,它们以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学术本身的价值。然而,在“征实之学”日益成为显学的过程里,持考据训诂为天下造风气的人们却在精神上日益偏狭了。宋学喜欢讲大题目,汉学喜欢讲小题目。清人在以汉学痛诋宋学的过程中,由学风影响到世风,使盛世的清儒显露出一种与宋明人物判然不同的气象。汉学群体中把学问放在第一位的人们,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他们在仕途进退之际都无负于向学之心,“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然不可轻议之处。然而细细看去,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又显然包含着一种对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使他们撰作了许多与古人争辩是非的著述,却鲜见以喜怒哀乐写出自己心底波澜的文字。

  汉学因诋宋而起,又因诋宋而张,所以,清代附集于汉学的人们多半不会去做明心见性的圣贤功夫,由此得到的道德自由,使读书和立身成为分开来的两件事,也使清儒的面目各不相同:他们中的“耿介恬退”者私德自佳,但以心路历程而论,这些人并不是在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之后悟彻源头的,而是以学问淡化荣利,由岑寂走向澹远的。因此,与宋明儒相比,他们身上很少有道德磨砺留下的嵯峨痕迹。然而学问与荣利在每个人心头的重量各有不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自觉的普遍低落就会使汉学中人露出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笔下,其利欲之心却显得非常可怕: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垂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3)

  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和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

  宋明六百年间有过所谓假道学,但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的却多半具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行矩步、凝重肃穆虽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显现的人格和风裁实有足多者。与他们相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辨得大名的戴震,生前“施教于燕京而其学益远被”,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著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戴震原本是“经学为当世冠”的大儒,无须借剿窃为自己的学问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而不能登第的举人,不能登第说明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但身后为人所讥刺的,恰是心性功夫太少而造成的“制行不严”。在戴震和王鸣盛身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而太过精刻的人总是君子意识十分淡薄的,他们只能作经师,不能为人师。

  乾嘉之际,汉学已压倒宋学,煌煌然如日中天,然而日至中天,接踵而来的总是西坠之势。当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过去之后,今文经学与理学又蓬然而起。就学术思潮的嬗递来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代谢是一种与世运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开始退落的旧潮与正在涌起的新潮都有自己的群体性,并不断地在群体意识的翕合中折射出各自所代表的世风、人情、心态与价值。因此,旧潮的退落和新潮的涌起正以学风的变化昭示了那个时候人心的变动。由于人心变动,所以,古文经学以累世之力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华衮,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下显出来的却是周身破绽。当时,魏源曾把乾嘉人物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一网打尽,历数“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之“争治诂训音声,爪剖爪析”,而后以一言作概括,讥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这些人都曾有过名动天下的风采,然而仅仅隔了一代人的时光,就在酷评之下变得衰飒败落了。此可谓世风骤变。

  世风因世事蜩螗而激变。所以,从批评中积累起来的意气一定会驱使后起的知识分子向汉学追究以学术误天下的责任。“周知庶务,而一本儒术”的孙鼎臣说:“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岂意其后之祸天下若是哉?圣人忧之,而杨墨老庄不知,此其所以为杨墨老庄而卒乱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尤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4)他的话很少有轻裘缓带从容论学的趣味, 引申之际会不由自主地带出些苛刻来,但这苛刻是从忧时之思里产生出来的。从他眼里看出去,漠视风俗人心的汉学一面与天下苍生的精神世界隔得太远;一面又以自己的漠视孵化出了另一种风俗人心,并由此映衬出他们的“孔孟之学”与圣人之道的显然相悖。这里,苛刻和忧思都反映了久被汉学排诋的那些儒学观念正在急迫地重新崛起。后来做了中兴名臣的左宗棠甚至把洪秀全与汉学连在一起追究前因后果,“持论亦与芝房(孙鼎臣)相同”。这一类推论未必说明得了真实的历史联系,却能够使人十分形象地体会到汉学在那个时候的低落程度。魏源、孙鼎臣代表了乾嘉之后那一辈人的思考,他们用一种自觉的态度把自己与乾嘉人物划分开来。世风骤变之际,是非常常别有新解。于是,古文经学在“如日中天”之后便被后起的舆论浇熄了光辉,一步一步地显出暗淡和背晦来。

  古文经学的暗淡和背晦,说明了训诂考据提供不了为衰世里众生详述指归的东西。详述指归一定要借助义理,然而训诂考据之学在排诋宋学的过程中,已经把义理逐出了门墙之外。所以,在需要宏宣妙旨的时候他们便不能不露出一脸的枯窘,而越发反照出挟微言大义而来的今文经学那一派咄咄逼人的磅礴。清代的今文经学起于庄存与,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至道光年间则喷薄而出,发为龚自珍的时论和魏源的策论,以忧危之言“规天下大计”,一时声光四射。时弊与时病的丛积,需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世间人说清大是大非,然而梳文栉字的博证和实证铸造出来的眼光,其志趣和乐趣都脱不出小是小非。与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优长显然在于多了一点形而上。当乾嘉人物矜然贬斥宋儒的时候,他们都深信义理不过是凿空而来的无根之物,而握在自己手里的则是“实学”。但造化喜欢调侃人,在世局“殆将有变”之际,能够从本源上立论,为天下国家开出药方来的并不是“实学”,而是与义理同属一路的微言大义。社会变迁制约下的这种学术起伏,使人分明地看到:曾被汉学痛加挞伐而尘灰蒙面的义理,已在世路忧患的召唤下由今文经学带入了汉学之中。把汉学推向巅峰的古文经学是以排诋宋学起家的,而继起的今文经学却是在排诋古文经学的过程中成了汉学里的宋学。读史至此,怎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在盛世与衰世之交的那个时代里,人心的变动又是一种人心的浮动。变动和浮动引发于四海治乱、生民休戚,又明白地表现出经历了豆丁琐碎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时艰迫来之际身心无所依傍的惝恍阢陧。因此,四海治乱和生民休戚的家国之思一定会曳着士大夫中的自觉者内省寸衷,为自己和别人去寻求安身立命之地。道光十七年,罗泽南说:“予迩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末学也。”(5)罗泽南后来以书生统兵而立勋名,被谥为“忠节”, 但这个时候还是湖南乡间蹭蹬于饥寒之中的穷儒。在相近的时间里,太常寺卿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已经做了京官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序、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这些天子身边的人们也在向宋儒之学讨取安顿身心的地方。他们中产生过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居庙堂之高的读书人和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沿着各自的阅历、体验和思考都在重研理学,这种共趋反映了今文经学之外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忧患时势的心解和心路。

  19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已在暮云低垂中“四海变秋气”。但衰世的苍凉萧飒不仅仅见之于政事枯槁破败,而且日甚一日地表现为人气的麻木和猥琐迷离。吴廷栋曾与友朋论天下事,把后一面看得更可怕:“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扼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闾,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于维持补救之数也。(6)这话里既有剥极而复的自觉, 也有此心耿耿的强毅。两者都说明:乾嘉时代过去之后,复兴中的理学是以一腔危苦与四周散淡人气相撑持的,其慷慨激烈的蹈厉远远多于冥目枯坐的虚静。因此,19世纪的理学群体没有重造出宋明两代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博大精深。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物直面一世颓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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