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18-10-03 0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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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考察。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后者又带来新的困惑: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而苏联的出现使“西方的分裂”明显化。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这一选项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世界上很多人到冷战才确认了西方自身的“道出于二”,而热心学西方的一些中国人则早在北伐前后就已观察到这一现象。可知从中国看世界,也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我曾写过一篇《近代中国“道”的转化》,平时所论,也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上海师范大学和《探索与争鸣》杂志借“光启讲堂”举行座谈,并指定以“重审近代中国之‘道’”为题。由于此前讨论“道”的转化那篇文章压缩得很厉害,乃借此命题作文的机会,申论一些此前仅点到为止的地方(但仍无法展开说,展开则成一本书了)。

  

  

   要理解“道”在近代中国的转化(以下言及道,多数是特指,然不再加引号),首先要对道在前近代中国的地位有所了解。

   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传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敬天但以人为本,不一定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换言之,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关键的特色。在信仰基督教或其他教的文化和社会里,人要永远追寻上帝,尽量接受上帝的指点,以和上帝的精神保持一致。而以前中国读书人对道的追寻也有些类似,就是把探索和追寻道作为一个终身践履的事情,而且更多是每个人自己要做的事。

   各位可能想要了解,我们说的道,定义是什么?不过《庄子》明确说过:“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若“知形形之不形”,也就知晓“道不当名”。盖道虽“无所不在”,却是无形的,不能像有形之物那样赋予具象的形体。故“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即无形的“道”要借有形之“物”来呈现自己。如果道有了确切的界说(名),也就成了有形之物,便不再是无形的道了。故“道无问,问无应”;若“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则阳》)。

   很多人心里会想,古有所谓道家和儒家之分,他们各自认知的道,应是不一样的吧?是的,道越被精确界定,就越不一样。但在道与天的关联上,又大体是一致的。或许那就是以前人心目中的道。对他们而言,道是要自己去闻,自己一辈子去理解、去追寻的事,尽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今天只能这样简单陈述以为引言,下面就要说近代之道了。

  

  

   近代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西方人来了,带来西方文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西方人打仗很厉害,我们中国人打不过。而且他们不光能打,还有配套的理论(中国以前也遇到能打仗的外来者,但较少附带着一整套说法),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打得赢的就文明,或是有文化”。这与中国过去非常不一样。中国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是精英的叙述还是下层民众的认知,都不太以成败论英雄。而近代引入的新观念是打得赢才有文化,打不赢就只能算野蛮。

   经历这个重大变化后,很多中国读书人得出一个结论,或是总结出一条道路,就是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当时的思路很简单,既然打不赢是没文化,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打得赢,成为有文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出路。严复曾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请问中国既存的学问,哪一项可以让我们富强(即打得赢)?答案是没有,没有就只能暂时把中国书放到书架顶上,先看西方的书。

   严复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人,也影响了很多人。我们知道过去所谓读书,是以读圣贤书为主的,也就是要读经。把中国书都放在书架顶上,意味着经典的淡出。因为道不仅需要“代言”,也是有载体的,其中一个社会载体是读书人,一个物质载体就是经典文本。两千年来,人们多以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的道,主要在经典里面。现在这个物质载体被束之高阁,轻易拿不下来了(拿就要搭梯子),而社会载体转向去读别人的书,这就让以经典为核心的中国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思想,基本不再是时人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了。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变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关联最密切的,就是器。所以近代这个大转变,要多从道器关系去考察。

   尽管对一些古人而言,经典也不过是载道之器,而非道本身。如章学诚就明确提出“六经皆器”的主张,以为一般人只知六经是“载道之书”,却不知“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天下事物、人伦日用”本身,是比经典更具根本性的道之表述。孔子之所以“不自著为说”而“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就是担心人们会“离器言道”。惟孔子虽不自言道,经他编述的六经,正是载道之器。如果要“即器求道”,读经乃是正途。

   前面说了,无形或形上的道要通过有形或形下的“物”或“器”来呈现自己。道既不言而托物代言,则所托之物皆器。故器的范围很宽,从制度、方法、行为到具体的器物等,都是器。器不仅是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大概在汉代确立经典的地位之后,在一般人眼里,经应是高层的器,恐怕也是最主要的见道之器,而道的其他代言之物则是低一层或几层的器。所谓即器求道,呈开放的取向,自不限于读经。然在即器求道的过程中,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也并不少见。盖各种代言之器既然都是道的表述,也很容易被视为道本身。

   历代一直有人注重器的重要性,那些主张道器不分的,最强调道不离器。可是主导一方,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道。就像人不能离物,却永远比物更重要,而且人不能物化一样,道永远决定着器。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我那篇《“道”的转化》压缩得很厉害,关于道器关系的讨论,仅稍述及前近代的历史渊源(也没展开说),近代不过点到为止。故道器地位在近代的颠覆性转变,还可以适当多说一点(也仅仅多一点而已)。

   近代人曾以“学”来表现文化,故中西文化竞争一度被视为“学战”。然而中学的失败,更多却不因学本身的竞争,而是学之所用的竞争。或者说,中学的失败不是直接思想竞争的结果,是因为打仗失败所致;而打仗的失利,又多归因于中国的船不坚、炮不利。故近代决定道之优劣的,至少是双重的器——打仗本身是器,打仗所依赖的,是次一层的器。比打仗更高一层的器——经典,因低层器的失利而被宣告了不行,多少有点不战而屈于人之兵的味道。而道本身则被虚悬化而挂起来了,基本未曾出现在所谓思想竞争的战线上。

  

  

   中西的碰撞既然上升到兼含道器的全方位竞争,主张道器不可分的人也有两种表现,一是认为外来的器也不能要,用了就会影响中国之道(这些人的思路其实很接近趋新者);二是确认外面的器更利,承认其有用,故主张必须借鉴。

   在这方面,王韬是一个较早的思考者。他从舟车、军械和火器等的效用证明,中外之器的差距是明显的,故“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甚至不必西人从而指导,华人也会“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先是学习,然后超越。王韬谨慎地仅言“法”和“器”(法也是器),且强调中国主动学习的一面,并用最终“驾乎其上”来鼓励时人,而避免言及道的层面。以他当年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观念恐怕影响不了多少人,却很可能给有心人提供了思路。

   到1890年,举人汤寿潜就提出,“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那时的现状已是所谓创巨痛深、情见势绌,他希望国人不要纠结于以夷变夏一类说法,而能“自议振新”。具体即“善发其愤,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汤在写出此书后很快中进士入翰林院,其影响就远非王韬可比了。而他的主张也比王韬更进了一步,所谓“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当然是指向学习西方,且他也已婉转说出,中国实际已道器皆失,而西人因长于器反“暗合于道”。

   再以后,康有为在1898年写的《日本书目志》中明言:“孔子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功楛之异,悬绝天壤。器之为用大矣!显微、千里之镜,皆粗器耳。而远窥土、木之月,知诸星之别为地;近窥精微之物,见身中微丝之管,见肺中植物之生,见水中小虫若龙象,而大道出焉。道尊于器,然器亦足以变道矣。”

   上面引述的只是近代三位有一定代表性的人,他们一位比一位的学术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可能也更近于道,但在有意无意间呈现出一步步向器倾斜的趋势,颇具象征意义。可知近代从重器发展到器决定道的局面,亦良有以也。

   那时西学实已大量入华,科技对人的认知能力之扩展,显然给康有为很大的冲击。他虽仍坚持“道尊于器”,实际强调的是“器亦足以变道”。后来康氏长期提倡物质救国,从道器关系看,相当意味深长——首先是基本否定了精神面相的作用(即梁启超指出的教不能保人,反要人来保教,则中国教之所长安在);进而从“器亦足以变道”的角度思考,物质取向本是外来的,若真能救国,也不排除“变教”的可能。在这样具有多向可能的语境中,又有器可变道的思路,还要立孔教,想做教主,实深具诡论意义。

   前引王韬所说,皆为西方之器。而汤寿潜说“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时,不用提示也知道前者指的是西方;到康有为言“器亦足以变道”时,所论皆为异学——其语境是讨论日本书,而所举之例都是时人眼中的西学之器。从王韬到康有为,言器必向西,表明时人心目中的器已和西方有着一种近于自然的关联,同时也可明显看出器的空间化。如果器真有他们所说的那么重要,则其言说中闪烁的道,似也有些空间化的隐意了。

   以中国过去的常用范畴言,与道器最近的是体用。而道的空间化,也逐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的日渐流行中逐步具体化。“中体西用”说是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重要观念(今天还有人以为有道理),现在一般认为冯桂芬是它的早期提倡者(至少在较为人知的层面如此)。从道器关系视角看,如果中西各有体用,也就意味着有中西两套道器存在。同时还暗含着道器可以分隔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即试图走一条中道西器之路。

   我们如果倒放电影,据“道出于二”的后见之明、从“即器求道”视角看,汤寿潜、康有为等人提倡的路径,其实是想即西方之器来求中国之道。这能否做到已经相当值得怀疑,更何况康氏本认为“器亦足以变道”。后来流行的中体西用(亦即中道西器)取向,则在中西道器两分的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稍后一些在我们不少研究中被视为“保守”的人,开始学日本要讲国学。这个国当然从日本换成了中国,实际也就确认了学出于二——以前道只有一个,学也只有一个,没有什么国学。只有学要按照区域(或者国家、民族)来划分,亦即学已空间化,才有所谓国学。凡是自认在提倡、研究国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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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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