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6 次 更新时间:2009-04-08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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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轶诗幸存档案中

关于写武汉大桥的诗

一九六四年夏,聂绀弩南行去了武汉,写了一组关于武汉大桥的诗。据他致舒芜信中称:“武汉大桥卅余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惜意,谓仅一联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忆存之处,忆之三日,仅得十余首。”

现在我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抄录了《望桥》、《桥夜》、《桥上望江》等为题的诗共一二首,前面并有题记云:“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这个题记与给舒芜的信亦相吻合。这些诗中,有三首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书中尚未收录的:

(一)望桥

蛇龟一桥舁天轻,更利长驱百万兵。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

阑干楚魏三千客,瓮洞齐燕七二城。

既出隆中莫高卧,匡时济世赖先生。

(二)桥夜

昨梦江华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

搅教明月经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娇。

江是人民天下水,桥如十五女儿腰。

每桥星月临江际,多少嫦娥把镜瞧。

(三)结桥

一桥飞架万红中,七亿人民毛泽东。

天地以来欣大济,汉江云上仰高风。

新华水阔山梁回,故国春深海宇同。

正把村歌歌向党,敲歌韵落水晶宫。

聂绀弩游览长江大桥的时候,正是他两次罹难之间那几年,既是“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也尚未临近,而且,他被允许自由往外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心情较为舒坦,甚至偶尔还会回复到“匡时济世”的理想主义状态中。从这三首诗看来,诗人情绪是较为惬意、昂扬、积极的。第一首状写大桥气势,引出了历史典故。第二首写江桥夜景,作了美丽的描绘。第三首诗是对国家繁荣赞美。诗中出现了对毛泽东的歌颂,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心境,还是顺应于时代的。

然而,好景不长,风云骤作,满腔赤诚的诗人竟被他歌颂的时代所抛弃,他的诗没有进入他理想的“水晶宫”中,却是再一次被打进了阴森森的牢囚里。这不是诗人的错误,不要责怪诗人对时代的歌颂。这是时代本身的自我讽刺。读了这三首诗,联想到诗人经历的坎坷曲变,我们不能不为他深深地悲哀,也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深深地悲哀。

“次等罪证”诗八首

有这么几首诗,专政机关也作为聂绀弩写的“反动诗”搜集了,也抄录呈送给上级领导了,但是,要正式判刑的时候,却没有移送给法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没有提起。究其原因,或者是这几首诗的“反动”和“恶毒”程度不如别的诗,或者是认为有几首主要的“反动诗”作为证据就足够了,不需要罗列那么多东西。因而,就把这八首诗,姑且称之为“次等罪证”吧。

(一)荒庭酬苗子寒斋即事

荒庭落木又纷纷,岁暮耽书远妇醇。

偷作批庄评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

首尾冠裳曾戴脱,池塘风水偶平皴。

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

荒庭,即荒凉的庭院。杜甫《禹庙》诗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聂写这首诗以“荒庭”作题,显然是在为自身的住所生事而发出感慨。聂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后,蛰居僻室,只耽好读书,而远离酒色。暗中研究《庄子》和杜诗,还怕有“厚古薄今”的非议。诗中虽言“怕嗤”,其实问题还不是怕人讥笑,倒不如说是怕受到批判更为现实。诗的五、六两句说得很清楚:“右派”的帽子和尾巴(首尾冠裳)虽然算是脱掉了,但仍面对着风谲云诡的形势(池塘风水)。诗人内心的郁闷不满,几句诗中已经吐露无遗。全诗却妙在结尾两句,蓦地转到要相约朋友去吃牛肚火锅,共饮一巡,这么轻轻地一收,似乎就把诗中的愤慨掩饰了。既能以诗呼怨号愤,又显得心志平和,这大概是自古以来大诗家所惯用的伎俩。

(二)毛肚开堂和苗公

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酒烈与烟醇。

忆初同试川江味,似有参观外国人。

沾口活牙能辣脱,偎炉冻脸可烘皴。

定然狂醉归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

与上一首同韵,都是与黄苗子唱酬的诗,但这一首写得很轻松,完全是友人之间的调笑之作。辣味火锅沾嘴能把牙辣得活脱下来,热烘烘的炉火能把冻脸烤皱了,定然喝得狂醉才回家,怕是恰好碰上巡逻的警备人员哩!老聂这笔调真是活灵活现,风趣极了。

(三)谢祖光烤肉之饯

欲往梁山寻我句,遽来宣内把君觞。

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

明日甲辰寒食节,主人武进吴祖光。

江南赶与春同住,回味今宵意定长。

一九六四年聂绀弩离京南行前,吴祖光为他饯行,因而写这首诗,却完全避开了平常的客套,前面三联似同玩笑,尾联用了“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句宋词的诗意,转而引出“回味今宵”,顿然由诙谐而至隽永,似很平淡的字句间醇味尽出。聂写给吴的另一首诗中,曾有这样的对句:“读书爱读《红旗谱》,听戏专听新凤霞”,以“红旗谱”对“新凤霞”,这首诗中又以“寒食节”对“吴祖光”,都很巧妙。善于选择对仗词语,诚为聂绀弩拿手工夫。

(四)贾宝玉

道是多情却不情,不情情始是情僧。

游逢乳燕寒暄久,听赋落花涕泪倾。

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

补天庸了浑闲事,去婢探牢感更惊。

聂绀弩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也是“红学”专家,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他没有能够在古典文学学术领域充分展现才华,但从他留下的诗篇中,也足以显示其睿智的眼光和学术造诣。聂诗中有多篇内容涉及《红楼梦》,其中不乏妙言警句。如《宝玉与黛玉》一诗的颈联:“潇湘梦歇珠魂杳,木石盟虚衲影秋”,文字洗练,对仗工巧,对宝黛结局作了深刻概括,简直胜过了许多长篇阔论。《贾宝玉》这首诗中又一佳联:“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极其淋漓透彻地道破了宝玉其人的“怪物”、“情僧”的本质。“游逢乳燕”、“听赋落花”,“补天”、“去婢”,本事都在《红楼梦》原著中,能够信手入诗,亦足见其研究的精到和娴熟。

(五)无题

垒块须眉两奈何,仙人岛上借吟哦。

孙行者脱火云洞,猪八戒过子母河。

嗟我怀人十年往,涉江哀郢九章歌。

胸中自有相思树,不假名园郭橐驼。

这是聂绀弩为怀念胡风所写的一首七律。颔联借《西游记》中的故事,隐喻遭遇艰难的种种经历。颈联引用《诗经》中的“嗟我怀人”与《楚辞》的《九章》,抒发思念与忧愤之情。初发现这首诗,是抄写在线装书《蕙愔阁诗集》书页的边缝处。写作时间应在一九六五年,正是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发生相距一O年,所以诗中有“嗟我怀人十年往”句。随后发现的聂绀弩在“文革”初“乱画”的手稿,上面穿插录了两首怀念胡风的诗,即是《血压三首》中的“尔身虽在尔头亡”和这首无题诗。这两首诗是聂绀弩凝聚了心血的作品。

(六)七夕

死以青蝇为吊客,生逢白虎入丧门。

吁嗟脑海花岗石,缩纳灵山玉女盆。

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

翻疑微月繁星际,只有吾心万马屯。

题虽为《七夕》,前四句却只写心中块垒。到五、六句才切题:“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此意近乎宋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几多。 ”但用鬼谷子作比,“乞巧”的意义已引申到了纵横捭阖的权术方面。聂绀弩由自己的身世遭逢,想到人世的“巧”愈来愈多,而这“巧”却不是“五色纫针补衮衣 ”的那种女巧,而是人际间的尔虞我诈、权谋倾轧,倜傥孤直之士在这种氛围中无可奈何,花岗岩脑袋硬塞到玉女盆中去也洗之不化,生已如入丧门,只待死后青蝇祭吊了。纵观全诗,诗人借七夕发出的这些慨叹,并非是悲观低落的情调。结尾一句“只有吾心万马屯”,境界顿然提升,表现出诗人在挫折面前,仍然守持着宽广的胸怀和豪情壮志。

(七)答雪峰

滔滔江水东非东,浊酒盈樽中不中。

九仞为山止吾止,显微镜揽虫哉虫。

先生自似庄齐物,明日倘逢党整风。

事有是非兼曲直,时仍春夏复秋冬。

这首诗前四句连用了“东非东”、“中不中”、“止吾止”、“虫哉虫”这种复叠式的修辞,放在一首律诗中似有一点板滞,但也表现了作者任意腾挪摆布的文字功底。诗的大意是说,世事正处在错综混淆的时候,东不是东,中不是中,“为山九仞”的事业半途而废,还要时时防备显微镜式的监视搜查。虽然先生具有庄子《齐物论》的修养,倘若遇上党整风也无济于事。然而事情毕竟会有是非曲直之分,四时万物变化也都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

聂绀弩为冯雪峰写过多首赠答思怀的诗,这首是其中之一。冯在一九五七年成为文艺界最大的“右派”,一些同人唯恐避之不及,聂与冯却始终友情交处,表现了特立独行的气节。

(八)遇狼

南亩馌羹一横杠,道逢狞犬色苍黄。

毛丰体硕腰身细,鼻白嘴尖尾曳长。

尔向空山行猎好,谁教大野守田忙。

跃奔回头如相恋,忽听人呼赶打狼。

这是写在北大荒劳动时,送饭途中遇狼一事。失落在诉讼档案中的这首诗的手稿,大约写于从北大荒回京之后不久。收在《北荒草》中还有一首《遇狼》,应是后作,即是聂从山西临汾监狱释出、“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写的。大约是诗人重温旧作时已经回忆不清,只能另写。前作描述,遇狼当时并不以为是狼,只认为是一只猎狗,所以与它开玩笑说:“你应当去山里猎取野类才好,谁用你在这儿忙着守大田呢?”接下来写“跃奔回头如相恋”,神态还很可爱,直到忽然听见有人呼叫打狼,才知道那“狗”原来是狼。这肯定是诗人以前从未见过真实的狼,不能辨认也在情理之中,诗中描摹逼真可信,颇具风趣。后作则不然,开始着笔就做真的遇狼写,“狞牙巨口向人张”,狼跑走时也没有了回头的表示,反而变成“见余挥杖仓皇遁”,诗味已寡。所以,两首《遇狼》诗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前作。

轶句拾零

有些从档案中看到的诗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聂绀弩诗集相对比,有不少字句不同之处。有一些诗句是完全改换过的,这就多出了一些散句。还有的原诗已不存,只有断句散见于其他材料中。现将一些主要的轶句,列举如下:

草创文章费琢磨。(《搓草绳》原创第一句)

天涯此刻怜枯草,堪与罗裙一系么?(《搓草绳》原创第七、八句)

碧草如茵虽广漠,老牛何时不馋饥?(《放牛》原创第一、二句)

我觉江山多草就,江山笑我一牛骑。(《放牛》原创第五、六句)

诛茅拓土平生事,岂逐流风偶一为!(《割草赠莫言》第七、八句)

额汗桃花同雨坠,千间广厦有来时。(《脱坯同林义》第七、八句)

我本杞人爱天坠。(此句出自聂写给某医生的一首古风,诗题为“头痛答医”,全诗不存)

卅年慷慨轻狂地。(《旅舍侯胡三流不至》原创首句。这首诗后改为《广州调三流》,首句另写)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约写于一九六五年,全诗不存)

不怕脸红牙慧拾,最医喉鲠耳光挝。(只此一联,未见全诗)

“小人顽劣谁知罪,感恩但洒相思泪。”这是写给香港友人梁诏(聂称诏兄)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一九六四年九月三一日聂绀弩致高旅信中,曾说到为梁诏寄诗一事,然全诗未详。从相关资料中可知,这首长诗的内容是说诏兄是一个奇人,满肚子马列主义,又能自己制出油印的油墨,时代变迁使他留在了香港,这几年内地发生饥荒,“我”(聂用第一人称)又是一个罪人,偶然机会诏兄得知“我”在北京潦倒穷愁的情况,便寄来油、糖、肉罐头等等,使“我”绝处逢生,一家戴德。诗中有“人生最贵是交谊”一句。聂绀弩当时对人解释“小人顽劣谁知罪”时说:“我们这些‘小人’确实到现在还不知道罪在何处,但是得到朋友寄来肉罐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还值得活下去。”

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

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

(此两联,都是从聂绀弩一九六六年写的草稿中检出,似无全诗完成)

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

(怀念夏衍的诗,一次友人谈话中只提到这两句,全诗不详)

田园鸡犬桃千树,蓑笠楼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论,此间人事最沧桑。

(这是《疍户》另稿中的后四句。《疍户》是一首写潮汕一带水上人家的诗,收在聂著《南山集》。但现在从诉讼档案中发现的这首诗的手稿,与已入书的诗作对照,只有前四句相同。手稿的后四句便也成了轶句。)

一首诗有前后字句不同的稿本,甚至差异很大,如《遇狼》和这首《疍户》,这种情况在聂诗中可谓屡见不鲜。除了作者不断修改旧作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身处形势动荡之中,不少作品是在烧掉或散失之后,重新回忆补作的。一作两稿并存,往往各见千秋,这也显见出诗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和诗笔的敏捷。聂绀弩博于阅览,积淀颇富,犹似储备了丰裕的“诗材”,写诗时便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

从上面这些轶句来看,不乏旨趣深蕴、出口不凡的佳句,值得保留。有一些诗中句子所以被改换,我认为多数情况是由于原稿散失,回忆不清,诗人重写时只好另作。现在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些轶稿,这就不妨两种稿本并存,以资后人研究。

轶诗轶句知多少

遗留在档案中的轶诗,一是原来被人举报,送交政法机关的诗稿;二是被捕时搜查取到的诗稿;三是司法机关抄录,用作定罪证据的;四是聂公在狱中回忆旧作,记录在监狱学习用的纸张上的。

所发现轶诗,已经陆续写成介绍文章,在报刊发表,包括:

《吊若海》(写入《诗狱最是莫白冤》中)一 首;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五首;

《叠韵联翩见诗才》文中“灰”韵叠韵诗二八首;

写武汉大桥的诗,三首;

归为“次等罪证”诗八首;

另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二首等等。

以上计得轶诗五四首。轶句没有全部计数,上文选录一六句(联)。

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集聂公遗诗,屡有新的发现。其散失作品如此之多,这一点就已足以说明诗人的生平是如何的坎坷了。也许正因为坎坷,诗才精湛;正因为遗散,寻找回来才更珍贵。

当代旧体诗词写作,从表面看出现了一种似乎繁荣的局面,从内质剖视却是一种浮躁现象。写五七言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也造成一种误区,一些作者缺少生活历练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却自以为已得其道,甚至以突破格律声韵的规范为能事,“创作”了越来越多的“非诗”之作。想写诗词,入门必须从正、从严、从高,切忌浮躁,这是我在整理绀弩轶诗时的一点感想。每读其诗,未尝不想见其人,所以感触也。

吴虞原是启蒙人

上文提到,所发现的聂绀弩轶诗中,还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二首。

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聂绀弩的高小同学,曾在广东省参事室等部门工作。良平,即陈良屏,也是京山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晚年在山西平遥中学任教,为该县政协委员。查慧九与陈良屏同游成都望江楼时,写了一首诗,送给聂绀弩。聂绀弩为此写了两首和诗,时间大约是一九六四年。

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两首诗稿,遂复印寄给侯井天。原稿是毛笔书法,竖写。复印时,因最后一行诗在装订线处,未能印全,当时我也没有留意。到我收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六稿印本)后,才见此诗最后一句阙如,画了七个空白的小方框。待我把档案又找出来看时,眼睛豁然一亮:那丢失了的一句诗,是多么重要的一句呵!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

单父台高李杜登,锦城私馆缺烟灯。

江山万里孙希曙,生死卅年鲍慧僧。

我老无文从耳掴,君今传世有诗凭。

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

“幸为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来的一个诗句,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吴又陵。

诗的一、二句,是与对方的赠诗相对接。查慧九时住成都,聂绀弩在诗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过的单父台比喻望江楼,并且联想到了“锦城烟馆”。第三、四句,是追忆另外两位同乡,即孙希曙和鲍慧僧,他们都是湖北京山人。孙是聂的师弟,孙的父亲是聂的启蒙先生。鲍是京山县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诗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聂与查二人的诗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诗文来当受掴责,而你有诗作是可以传世的呵!这就从成都望江楼一跃而至“江山万里”、“生死卅年”,诗思飞扬,横亘时空而跳跃,境界何其寥廓。

这首诗最为奇绝的,还是最后两句。如果说,第一、二句起笔,是做好了跳跃的架势,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跃无涯;那么,第五、六句的回转,则是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跃做准备的。“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楼的鲇鱼美名天下,现在是否还在卖呢?如有此幸,当为一倾杯酒来祭奠吴又陵先生呵!这里诗笔一跃,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回了吴又陵这个人物。

回味全诗,前面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实都是铺垫,落笔处点出了“祭又陵”才是写这首诗的深意所在。

吴又陵即吴虞,是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时期,他是曾被誉之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极响亮的一个口号。吴又陵获得这个称号,是出之于胡适为《吴虞文录》一书写的序中。胡适还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评价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一九三四年五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一O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一九八O年四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吴又陵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曾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因写艳体诗被舆论斥为“文人无行”。从北大被逐后,又曾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自一九三三年学校解聘,就赋闲在家,直至一九四九年逝世。聂绀弩为此深感遗憾地说:“这是很可悲的,如果(吴又陵)留在北京,不说别的,多写几篇《文录》之类的文章,我们的思想史会要充实一些吧。”

吴又陵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也许是和我相同专业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种好感。待我粗粗地浏览过《吴虞文录》之后,也有了同聂绀弩一样的遗憾。我认为形成吴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进思想,这是与他学习法律大有关系的。胡适说,吴又陵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同时又指出,“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就在于吴又陵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吸纳了西方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而且是在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的比较对勘中得出论断,从而展开了对欺人吃人的封建礼法制度的抨击。

大凡学习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则是人治的思想基础,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问题上是相冲突的。在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晓国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迟缓,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聂绀弩说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吴又陵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思想史就会要充实一些。

聂绀弩有一篇题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写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只是读读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红生之类,“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青春”。武汉学联合会的人到了京山组织集会,演讲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等内容,竟然有人发问:“亡国奴是什么?”“国怎么能卖呢?卖得多少钱呢?”聂绀弩那时也还懵懂,对学生爱国运动无动于衷。但他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向往新世界,而毅然走出了山城。是什么力量转变了他呢?这就是思想的传播。对他启蒙最大、感染最深、激发最强的,正是吴又陵。

聂绀弩一八岁那年,离家赴沪,也是《吴虞文录》出版的翌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写“幸为倾杯吊又陵”时,已经过去了四三年。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聂绀弩,这时却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余年。这时,他想起吴虞的启蒙,会是怎样一种百感交集、无言以诉的心境呢?他只想将一杯祭奠吴虞的酒,洒在成都望江楼边,也算是对青春旧梦的一点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诗云:“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

新四军中战友情

从《访东平故居》五首诗谈起

聂绀弩有过两次军队生涯。第一次是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翌年参加东征,并在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一九二六年以后行踪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南京中央通讯社任职,日本东京和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第二次进入军队是一九三八年,到了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

两次军旅生活时间都不长,但他具有某种军人的性格。对他的文学事业影响也很深,海丰和皖南的影子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如在《小号兵》这篇短文中,他这样写一个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着,什么地方的军乐队由远而近地送来一阵嘹亮的号音。那号音在寂静的街上震颤、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时所引起的涟漪。我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侧耳探索那号音的来处,我究竟爱军队的呀!

转眼之间,军乐队从对过不远的一条窄巷里出来了……我想:“孩子们长大起来了!”不觉欢悦地点着头,独自在心里发出无名的欢笑,仿佛看见那些小号兵,正在前线吹着冲锋号,驱遣着英勇的将士杀戮敌人!

档案中有几页忆写旧作的诗稿,钢笔书写,与聂绀弩的笔迹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条件所限,草率写来,字迹有所变形。也有可能这是关在一起的狱友所誊写,非本人手迹。这几页诗稿中有《访丘东平故居》诗五首,是聂绀弩一九六四年南下广东时的旧作。诗的内容虽然是怀念新四军中的战友,其间却流露着他自己在那些战斗岁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兄难弟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英雄树”明指木棉,而语意双关。既“没花开”,且“有草莱”,烈士故居的苍凉气氛扑面而来;由此自然引出了东平弟兄们如龙似虎、搏击风雷的往事怀想。东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战场。一九三八年东平进入新四军,一九四一年牺牲,时仅三一岁,所以说是“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是反衬的写法,正面表述应该是:“你留下了《第七连》这样卓越的作品,在文学上占据着的地位当然是更加凸显了!”七律的最后两句,以东平的鹤发老母亲临门相迎而收结。全诗意境由近及远,再由远而近,概括了东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划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先以“浊浪淘沙”渲染战争气氛,接着对具体的战事作了描述。第三联以“虎皮椅”对仗“鬼头刀”,凸现英豪气势,极为形象,有古代边塞诗之遗风。

(三)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上鞍杀贼下鞍诗”,是拟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古诗意。东平既是军人,更是作家、诗人,故以称之。尾联用笔作枪弹、洞穿敌旗之语,以夸张手法写出了胜利的豪情。

(四)

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

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

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尸山,斗志干城,以一人献身,换取万民生息。仅此二三语,烈士壮气已跃然纸上。

(五)

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

范张鸡粟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小仲谋追大仲谋”是指东平与其兄相继牺牲。“闾倚”是指白发老母倚门翘待儿子归来。聂绀弩由对战友的殷殷怀念,以至对其母深情敬仰。写到与东平的友谊,是如同古代范式和张劭那样的生死不渝之交(见《后汉书》),并说来生还会同舟共济,如此表白,其意义更多的是对老母的安慰吧。这里与第一首诗所写“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互为呼应。五首诗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忆东平”改为“悼陈毅”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一九七二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 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一九六四年,悼陈一首写于一九七二年,“移植”始见于一九七八年一二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一九一O—一九四一),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一九三八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一九四一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二OO名人士突围,而壮烈牺牲。著作小说多种,有《东平选集》行世。

现在我手边的这本《东平选集》,是一九五三年新文艺版,从旧书地摊上淘来的。此书共收中、短篇小说一七篇。正文尚完整,只是前面的两页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约是因为写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经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以后我又找来了别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从柏山写的序中可以了解,丘东平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让人不胜痛惜的是,“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

东平牺牲的时候,刚好是鲁迅逝世五周年。聂绀弩《给战死者》写道:“东平: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五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我的心更扰乱了!”“一个人类的天才死了已经五年,一个智慧的光芒熄灭了已经五年……而你,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我悲哀,我愤怒……”“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

我现在读着《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说中的那种战争氛围感染,真切得如临其境,心中十分惨然。我这才知道,以前读过的种种描写抗战的小说,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东平是真正写战争的,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惨痛。

东平,他是一朵过早凋谢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诀,九泉复重交

绀弩早在黄埔军校时,东征到陆丰,就与丘东平结识。后来在上海,又一同参加“左联”活动。一九三八年到新四军军部,两人是文友加战友,相处更加亲密。

在绀弩写的《东平琐记》中,描述东平颇有一些个性特点。

例如,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东平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责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他在朋友间,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但鲁迅逝世,下殡的时候,东平去买了一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六O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含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径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聂绀弩研读庄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为号,似指颐养天年,实际也是别有深意的。诚然,知识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而知识分子往往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杜甫所云:“落日心犹壮”。辛弃疾曾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其实他的忧国之心一直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灵魄中。许多读书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自表,却又免不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语)。正是:老庄其外,儒学其中。聂绀弩也是如此。他一面研读庄子,一面又在天天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议论国事欲何为

在阶级斗争搞得草木皆兵的时候,许多人都钳口结舌,生怕惹出祸事来。聂绀弩却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对时事每有非议,而毫不顾忌。前面已经引述过不少他的言论,下面再摘录几段他对形势的评议,以便深入观照其暮年人生。

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晚间,聂同友人谈到中法建交,说:中法建交这一幕,远因还是导源于前几年我们的生产实在太差,赫鲁晓夫一看和你们合作不但对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决定拉紧美国,扔掉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不到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事情说来好像荒唐,可是事实就是那样摆在面前,你不学资本主义制度,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就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国和我们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国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们来同美国较一手,我们是借法国来打开缺口,扩大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一九六四年一O月一八日上午,同友人谈到赫鲁晓夫下台,聂说:赫鲁晓夫这一下来,也许对国内有些好处,要知道国内的情况绷得那么紧,完全是跟苏联唱对台。你越向东,我就越向西,你苏联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过“左”,我就更“左”给你看。现在赫鲁晓夫下来了,目标没有了,也许会有很大好处……要知道国内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外来的影响,“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一方面提出“四清”把国内问题推到地主阶级身上。解放以后地主已经像狗熊一样,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来,还敢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是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干部。“ 四清”,既然要发动群众,就把大学青年知识分子全都调下乡去,又不能让这些终日在课堂和书房里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问题是干部和领导身上出的,于是就找着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加上个地主头衔,这就是“四清”。总之政策错了,事情搞坏了,就往地主阶级身上推。

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晚饭前后与友人闲谈,谈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聂站起来,一面抽烟,一面激动地说:多少条也好,反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数。你要知道,以前满城风雨的闹“四清”,是要搞基层干部,现在一发现基层干部不好搞,谁都有问题嘛,你都整掉,那谁来办事呢?这才转移目标,说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看样子当权派是要整两个的,借此来打打圆场。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你说农村基层男女关系乱得很,可是这些男女关系并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资本主义出钱来买人家的肉体,而是用权力压迫你给予他发泄,是有类乎从前那些酋长们的初夜权的性质,这是十分残酷的封建行为。现在一个村子里的大队长奸污十来个妇女的事不稀奇,过去有什么妻妾的名义,现在只不过无其名而有其实。可是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这个实质上就是皇帝。遵义会议以前,党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彼此各搞一套,还闹意见争权位,这是不好的。“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码他把党统一起来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五七年”前后就变了,往往借一点儿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满天风雨。拿文艺界来说,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开始,俞平伯算是个什么人物,他的一本小书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用千钧之力来扑一个虫。一看俞平伯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就牵扯到在国外的胡适身上,国内的文艺界也毫不相干,恰恰胡风在这个时候来强出头,说了几句话,好咧,借此就兴大狱,搞肃反,于是就把你我这些人都拖进去。

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来说,当时你是打躬作揖,请客,报上公开号召大家讲话来帮助党整风,那时果然就有人出来说些心里话,一听原来有这么多意见,不得了,就掉转矛头来对付这些人,一个一个加上个阶级,把他作为专政对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资产阶级……

现在首先要问,“六零年”的灾荒是怎样的政策造出来的,全国那么严重,农民饿死了多少,现在我们当然没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在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力量订出命令叫全国大炼钢铁,把什么都拿出来熔掉毁掉,那时又是谁们在领导呢,当然不是我聂绀弩!

不要担心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几年后死光了就没有斗争,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专政对象。钟敬文下去搞“四清”又被赶回来,因为他是专政对象,不能搞革命斗争。戴浩原来拿六十多元钱,说明是养儿子和女儿的补助,这次工作队一来,不知是哪个王八蛋给工作队建议,说戴浩没摘“帽子”,应当拿三十多元钱,儿子女儿不应当给钱养,就减掉他二十多元钱,发了的还要追回。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了。

这一次“四清”,原先计划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是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一看这又不行了,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所以又要转弯,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式的,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今天有阶级,将来也有阶级,阶级随时可以给你安排的。

前几年听说陈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有了思想问题就用行政法律来处理,这真是怪事!”我当时听了就不舒服。陈毅还说:“我这个人专爱打抱天下的不平,谁有冤屈来告诉我!”哈哈,我就奇怪,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好像连天大的运动都不知道,有时候忽然挺身而出,气魄不可一世,有时候却像视若无睹,说了话一概不算,真是怪事。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三日晚上,在聂家中,同友人谈话中提到“中国没有人才”问题。聂妻周颖说:“现在不能有人才,连工作也不能做,从前人人有积极性,因为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现在呢,谁积极谁倒霉。”聂这时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诗来,里面有一句是“举世狂欢得自由”,他感叹地说:“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周接着说:“对极了,现在说老实话夫妻之间也没有自由,谁都不敢对谁说心里的话,我们几个人说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掏出来,说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话,倒不是怕出卖了我,就怕一不小心传了出去,谁谁某天说了句什么话,好咧,不得了,就祸事临头,再说我说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说将来也要交代,这样生活真叫没有意思。”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O日晚上,在聂家中,向思赓说:“‘二十三条’是安定人心的,运动一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春节前弄得人人神经过敏,现在《中国青年》封底那张画什么‘蒋介石万岁’也都在辟谣了,当时《中国青年》都收回烧毁咧,严重到如此地步。”聂跟着说:说老实话,叫蒋介石万岁的人有没有呢,我看有的是……当然不是指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只现在不可能喊蒋介石万岁,连过去也没喊过蒋介石万岁,我们深知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反蒋是坚决的。问题在于一些青年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想既然新社会不好,他的对立面就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一定是好的,是根据这种心理出发的,这种情况我看不是很个别,你不信可以调查,现在青年人心理复杂极了,学校迫着他要回家给自己的父亲母亲划清关系,有些人回家一看父亲母亲并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又不敢讲,这个苦闷是很难受的。丹丹(聂绀弩养女)不能入团,原因是学校组织要她去影响她的家庭,要她的家庭进步,丹丹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就不能入团,她的包袱就很重。

读了这些言论,首先,让人感到他是如何的关心时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观天下,察觉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经济上,他看到生产太差,再不能闭关自守,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沟通;从方针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面红旗”的极“左”的失误;从政治上,他看到了开展运动和强划阶级的消极作用,以及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能够像聂绀弩那样看得明白,并且能讲出来的人,在当时极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的。

其次,聂绀弩具有锐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当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应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在基层,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农村一个大队长俨然是个小皇帝,可以决定一切,胡作非为。在民主问题上,聂绀弩曾经拿毛主席和鲁迅相比,这是他独出心裁,却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聂绀弩认为毛主席有很强的民族自信,这点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聂绀弩认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面不如鲁迅,这一点分析较为客观。

第三,聂绀弩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出来,他是为我们国家着想,是为党和人民着想。看到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取运动的措施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因而他忧心、焦虑,甚至于激愤,但他内心的期望,是为了使错误的东西得到纠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观立场上的那种冷嘲热讽、恶意批评,更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诬蔑攻讦。“反右”斗争中把他开除出党,他始终不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定罪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使他难以容忍的。他内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愤的言词,我们设身处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聂绀弩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前他就反蒋,写过不少骂蒋杂文,但他为什么要说有人要喊“蒋介石万岁”呢?难道他改变立场了吗,不是,他是看到当时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青年,为此心急如焚,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啊!他很喜爱的养女不能入团,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极“左”政策对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对青年入团,而是希望青年入团,这就显示了他与党同心同德的立场。再如,说到陈毅的讲话,聂绀弩的情绪不是对陈毅不满,不是对陈毅讲话本身不满,使他不满的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话也不起作用,说得好听,做不了主。对于用行政法律手段处理思想问题的现象,陈毅是不同意的,他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说公道话,而事实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论受到打击的人处处都有,连陈毅那样高级领导人即便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由此反映出党内的民主氛围确是很缺乏的。聂绀弩说这种现象“真是怪事”,话语中流露出抱怨情绪,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千里,这且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十个“乱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聂绀弩用以为自己的诗集命名,是否有自况的意思呢?他自己没有给出解释,而事实上,这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古代的人名用来作自己的名号,难道仅是从字面上解释,只是用那三个孤立的文字吗?那么,如果散宜生不是一个贤臣,而是一个佞臣,这个名字会不会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杨国忠、宋朝贾似道、明朝魏忠贤,这样的名字从字面意思看都不错,却绝不会被人借用作笔名或书名的。

以散宜生这个西周名臣自况,应该是聂绀弩的一个隐衷。从他在“肃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狱,久历炼狱,艰难维持,虽然多次作过检讨,甚至说了一些自诬的话,而他始终不能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他在给友人伍禾写的一首诗中曾说:“此生还可几盘棋,此语宁真老至悲。”(此生没有几盘棋可下了,写在诗中的话宁可将真诚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凉的啊)。那么,他在这首诗中写下了他临近晚年的最真诚的话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还写道:

已省明时无弊政,愿为真理一奴才。

聂绀弩虽然一向心高气傲,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有清醒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他是甘当奴才的。

这些诗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下的,后来他到了监狱中,那样锲而不舍地刻苦研读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诗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表白心迹的诗句,例如: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无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凤兮奇瑞非凡鸟,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于时有微补,谁从顶踵惜涓埃。

前面四句,是聂绀弩六十岁时写给夫人周颖的诗。意思是:在人间度过了六十年的坎坷生涯,补天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仍然共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曾经四海为家、到处漂泊,奋斗的印迹余留心中,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常挂嘴边,总是念念不忘啊!

后面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后半首。全诗以写凤凰台起兴,杜甫当年曾经游历凤凰台(甘肃境内),因而聂诗写道:凤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鸟,可与之媲美的伟大诗人杜甫,有着一片耿耿丹心,是绝代不遇的英才。我也应当和杜甫一样,只要能对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可以从头顶到脚跟,点点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来。

尽管聂绀弩个性散漫,一生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行为,而同时,他对家国世道的忧虑,对社会进步事业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执著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为“反革命”罪状的言论,从言词上看似偏激,实则都有忧世爱民的赤诚。

除了周文王称他的“乱臣”同心同德的记载之外,史书中关于散宜生这个人物的事迹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中记了一笔,是说助武王伐纣的事。当武王获胜,进入商纣的王宫之时,“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想来,散宜生执剑之态似乎是颇为英武的。

聂绀弩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曾说过,如不从文而从武,他也该做到将军了。如果做了将军,大概也会像散宜生那样英姿威武吧。虽然他毕生从文,终未从武,而纵观其漫漫一生,那种真笃、忠耿、义烈的秉性,贯彻于始终。若以散宜生的同心同德自况,他是当之无愧的。

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觅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戴浩

戴浩是聂绀弩家里的常客。因为戴浩经常在聂家吃饭,以至惹起了煮饭的厨娘的不满。厨娘是聂家的亲戚,其实还不只是煮饭,而是家里的总管,都称呼她为三姐,亦即聂绀弩诗称“三妹”者。三姐曾经对另一朋友谈起戴浩频繁出入于聂家的情况,用意是想请这位朋友劝阻戴浩,她说:

我觉得戴浩这个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许多事情自己不检点呀,比如说,到我们这里来,朋友谈谈,吃顿饭,未尝不可以,但是他不是这样,来吃饭时一带就带了几个人来,现在谁家不节约打算呵,又不是饭馆,来吃也不要紧,还住下,一住就是几天,我们这里是邮电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机关房子)不搬走,别人都有闲话,还经常留宿这样一个人,别人会打听的,这是个什么人?再说,(戴浩)说话声音又大,说话像吵架似的,四邻都听得见,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发牢骚骂人,我听了都不满意,不用说外头人听见了。我们这家人熬这几年不容易,从“五五年”“肃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这两年才得好过些,我也为(绀弩夫妇)他们俩担尽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现在不要再来害人嘛!再说到钱,他们俩不过问,我当这个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拿钱,说老实话,我是反对的,他们(绀弩夫妇)知道我不赞成,也偷偷地瞒着我给他。他下去劳动,还说回城里就要住我们这儿,你自己有家,干吗老住人家家里呢?谁也要怀疑的,我就反对,他知道我对他不满,(劳动回来)也不敢来住了。你老缠着人家,别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词叫划清界限,不要再连累人。你减了薪水,你说你钱不够用,那要比起乡下农村人你就多了,不够就节省点儿吧,劳动以前就买一顶新棉帽,现在又买一顶新呢帽,这怎么够花呢?说真的,我就看不起这种人,老太婆(周颖)见我不喜欢他,也只是偷偷地照顾他,不敢当我面给他什么。向先生(向思赓)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涂,戴把女儿寄住到向那里,向就给组织反映了,戴浩骂了向一顿,说他不应当反映,你想,一个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吗?我同向先生说了多次,让他劝劝我们家这两位(绀弩夫妇),少跟戴浩来往,我真担心。

戴浩是电影界人士,籍贯湖北,曾入暨南大学。从一九三六年即参加进步电影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职,主演曹禺话剧《北京人》。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

从上面三姐的一番话来看,戴浩这个人似乎有些不拘小节。从戴浩的实际情况来看,又确实是个经济困难问题。聂绀弩在闲谈中,曾经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整风的事,涉及戴浩,是这样说的:

北影汪洋这回倒下来不要紧,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怜戴浩这家伙,本来已经倒霉,这回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工作队一来,有些拍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问题,说他“帽子”没有摘,拿三十多块薪水,还拿三十多块生活津贴,这算什么话!好咧,这一来就取消了他三十多块的生活津贴,过去多拿的还要扣回,所以他现在只有十多块钱一个月,儿子本来有职业,现在到处搞运动,原来是试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阶级路线,这些人就得倒老霉。

下面再来看看戴浩自己当年是怎样说的。戴浩一见朋友(当然是同为“右派”者),就诉苦说:

现在他妈的,饭都没有的吃了,给我三十元钱一个月,一儿一女,每人十元钱,够吃半个月。儿子戴大全找到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领导说,饿了,没饭吃,他跳起来大骂了一顿,说都是你爸爸不争气。他妈的我不争气,现在叫我劳动,我已经使尽我生平力气,最近在南口农场挖防空壕,我的劳动连场长都吃了一惊,但人家说:你劳动好,思想不好。上月丢了钱,向组织报告,北影人事科长说:现在运动期间,没有办法,你艰苦点儿吧。我就说:我现在每顿吃三分钱咸菜,改造了这几年没有别的收获,就是服从组织,组织如果说“你每顿吃一分钱”,那我就绝对服从。他们又不满意,说我有情绪,叫我回农场,我说没有钱,我回不去,我借了田华的钱,要还,怎么办?人事科说:你不能暂时不还吗,她(田华)比你生活好一点儿。妈的,我怎能借人钱不还呢?人事科说:你只要去农场,三天内给你解决。一直过了十几天没解决,我又回来,人事科说:已经给你二十元,十元寄农场,十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来由劳动局分发到一个厂当工作教员,工作好得很,厂长书记都认为他很有教学办法,又和工人一起劳动,和工人感情好得很,书记表扬他,说他这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一点又是辩证法的,叫他写心得,他自己越发卖力。谁知,突然通知他说:因为你家庭关系,你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就让他回家了。他没办法,又去找北影人事科,人事科说:这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妈的,一个说有关系,一个说没关系。戴大全没办法,便写了一封两万字的信给孙超,后来通知戴大全说,孙超已经把你的工作问题交给市委办公厅主任,你去找他吧,戴大全找了市委多次,见不到人,我就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说主任忙得很,事情已经交给劳动局,你去找吧。又打电话找劳动局,一个女同志接的,说,知道了,你不是要到边疆去吗,已经给你分发到青海什么地方去了,我一听大惊,大全在一旁听见,说没有要求去边疆,因为有妹妹要照顾,不好去,她又问了一次名字,叫等一等,原来错了,去边疆是别人,说你呀,已经交给朝阳区,你去找他们吧,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眉目。

说到我本身的问题,老实说,我想不通,我给徐冰写了信,没答复,又给孙超写了信,孙说问题还是怪你自己。我真不知道怪我些什么,当初徐冰叫我回来,孙超见了我就说你的问题没什么,回到岗位上,顶多降一级,现在又说要怪我自己。北影人事科对戴大全的工作问题,一时说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一时又说你没有同你父亲划清界限,弄得戴大全也很紧张。这些问题真叫人不懂,想不到五十岁了,混到现在混得连饭都没有得吃。我跟人事科说,我现在熟人全都不好去找,人家都要划界限嘛。现在没办法,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呀!我现在除了找找聂老,啥地方都不敢去,他们(绀弩夫妇)有时还周济周济,给两个钱。

聂周夫妇诚挚待友,重义轻财,而且在政治上大度坦然,对“反右”斗争的受害人士更有同气相求、同忧相救的感情,绝不是那种缩手缩脚、油头滑脑、贪生怕死、全身远祸之辈。每听了戴浩的苦诉,聂绀弩就要对欺人太甚的官僚主义破口大骂。

三姐的角度不同,她更注重于现实。她反对戴浩与聂家的交往,一者是虑及生活的负担,二者是担心政治上惹来麻烦。三姐显然是个聪明人,她长期与聂周夫妇共同生活,耳闻目睹,心明如镜。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戴浩那样声高气怒,说三道四,很容易招来政治麻烦。当然她还没有怀疑戴浩在政治关口上是否会变成一个反戈一击者。

聂绀弩正是因为与一些朋友频繁交往,抨时论政,以至陷入了牢狱之灾。那么,形成他的那些“罪状”,戴浩会不会也是一个检举揭发者呢?

档案中确有戴浩亲笔书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一九六四年间,我陆续看到他(聂绀弩)写的若干篇七言诗。有赠冯雪峰的几首诗,有他去广州重访农民讲习所,并同彭湃老母亲合影的题诗,等等……现在我记得两首,一是《赠浩子》,一是《咏妙玉》。《赠浩子》这首诗是他借我的实际境遇,发泄其愤愤不平的反动感情而作,是对“反右”斗争的恶毒诬蔑,对劳动改造的仇视,充分暴露他对划为“右派”的反动情绪。

《咏妙玉》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是他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发泄他灵魂深处仇恨阶级斗争,对他被划为“右派”不服罪的反动感情。“无埃尘处也风流”这一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分析戴浩所写的材料,实属被迫,不是他的本意。写此揭发材料的时间,应是在聂绀弩已经被捕之后,是在司法机关办案中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责令他写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已不足为奇。敢于拒绝揭发,挺身而出保护朋友,不顾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个时代倒是极罕见的,即使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多情况下,越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越是要把揭发材料写得上纲上线,以显示与“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来 ”了,也要尽量检举别人,以求立功赎罪,略能减轻自己的处罚。戴浩的“揭发”,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一九七六年聂绀弩出狱时,戴浩陪同周颖,从山西将其接回北京。之后,大概戴又成了聂家的常客。一九七八年戴浩再婚,聂有诗致贺。为照顾聂老饮食起居,从一九七九年戴浩的女儿戴行健就住进聂家。聂于一九八六年辞世,戴也死于同年。可见他们友谊终年,戴写揭发材料一事并无丝毫影响。

关于向思庚

与戴浩不同的是,向思庚在朋友聚谈中不多诉说自家的辛酸,而更多谈的是聂绀弩的经历和诗,他对聂很佩服,又热衷于议评时政,所以二人颇得言语投机。

如一九六五年初向思庚的一次谈话中,对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文艺整风运动畅叙己见:

这次整风,根本上是一九五七年的继续,一九五七年本来是整风,结果公开一整,大家一嚷嚷,其势不可收拾,就变成“反右”,那时没有经验,“反右”也带来反效果,没有调查研究,先就嚷嚷,报纸大肆宣扬,有偏无法去纠,弄得几年来知识分子不敢积极工作,说话更是小心。“五九年”把北大荒的人都撤回来,一方面是灾荒,一方面也是国外国内反映不好。这次有经验了,关门整,不让自己机关整,调查研究做得细,这样偏差就少,先党内,后群众,大家也心服。老聂他们还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比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的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老聂的诗,传和不传,这也没有什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只字不传,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享了大名,这都是际遇,不是虚无主义的话,人生的一切行事,都是雪泥鸿爪。

我入党比老聂早,由于一个老师的介绍,我读书那家中学本来就是党办来培养人才的,大革命以后我被捕,二次被捕,三次被捕,后来我找不到关系,从此就浮游了多少年,反右运动整我,主要是调查我被捕和脱党的原因,后来查明了,没问题,也就算了。老聂当了二十年党员,也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开除,这叫做春梦一场,也是各人的际遇。

(这次整风)周颖很担心张执一下台了,他俩失去靠山,他们住的房子邮电部要收回,是张执一说了话,现在张倒下来,他们怕邮电部再要房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他们放心,连一个普通市民都不能没房子住,有合适就搬,没合适就赖着也没办法。周颖说很可能落后的人这次会再戴上“右派”帽子,我说,这次运动更细致,不像“五七年”,我们这些人这几年来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没有事实人家指摘不了,牢骚谁都有,毛主席也有牢骚,不公开,在家里谈谈,没有在机关鸣放,那又有什么关系?思想问题作思想问题处理,检讨检讨也就算了。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他也很担心,其实又有什么呢?他最大最大的吃亏是相信文怀沙这种人,诗让他老婆抄,传了出去,文这个人还能相信的吗?最近还好,有了警惕,不过他还是同情文的遭遇。老聂的文章,特别是“反蒋”时期写的短文,锋利精辟,虽然没有鲁迅精练,但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是起过影响的。他真有才华,现代人做诗像他那样也少,他的诗不落俗套,没有一句是前人气息,但又是很好的旧体诗,这个人真聪明。有些诗是发个人牢骚的,比如红楼梦那几首,写晴雯,有“红袄脱身”的句子,指开除他出党;“补裘”指给党做过许多事,诗里大意是你开除就开除,我自己找我自己的路子。像这些诗,说他反动,真冤枉。这些诗一般人看不出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他的,才明白是有所指的。

向思庚上述谈话非常乐观,认为整风运动是很细致的,一切事情都“没什么”,说老聂的诗反动“真冤枉”。时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飓风席卷,还有什么细致可言呢?他也顾不得老聂冤枉不冤枉,不得不对老聂进行揭发批判了。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内容是:

摘帽“右派”分子聂绀弩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曾经写下了一些极其反动的旧体诗,其中有《红楼梦》人物的几首,是反对“三面红旗”,为“右派”翻案的极恶毒的毒草,但内容又极其隐晦,一下子是难于分辨出来的。现仅凭我记忆所及,检举出来,可惜我记忆的不够完整而已。

接着,抄录了《紫鹃》、《尤三姐》、《妙玉》、《晴雯》、《探春》,共五首诗。然后说:“以上的诗要联系聂绀弩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处境,以及开除党籍、划成‘右派’等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落款为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革命委员会附署“材料供参考”,加盖了公章。

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向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昌崇实中学加入中共,后入复旦大学,参加过“左联”。一九五O年至一九七四年执教于北京十三中。一九九四年读聂绀弩诗集时遽尔去世。

据《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拾遗草•记思庚》附注:戴行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六日戴去向思赓家中送书,向思赓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爱不释手,只顾埋头看书,戴帮他做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告别。次日上午十点,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医院诊为脑血栓,已无救。向儿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诗《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孑居一室,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写“反动诗”的检举,是否会因此有所内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上午,王次青去到聂绀弩家中,专为拜年。送给聂公两盒带过滤嘴的中华牌香烟,这在当时为高层人士专供物品,殊为难得,聂公非常高兴。聂留王吃中饭,下午王邀聂和周颖到王家去打桥牌。戴浩和向思赓也先后到了王家,晚上王次青做东,在“四川饭店”吃喝畅叙。

从档案材料中这一情节的记载,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

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

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九O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十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一九七七年一O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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